反抗运动当然要面对维稳措施，当反抗者积极地扩大着影响力的同时，政府也会在最大范围内消除反抗者的影响，让他们消失在记忆里。
反抗运动持续如此多年，为何极少见到反抗运动中能如同国外发展的一样，有着极好的传承与发展呢？而反抗运动中的新鲜血液往往不屑于故人的经验，但又常常不可避免的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呢？反抗运动为何无法有效传承而常常令人扼腕的低效？
对于先行者而言，当他们在与强大的敌人对抗的过程中，积攒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教训，每一次反抗都是一个珍贵的案例。每个案例都因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中的外部条件，从而并不能如同稳定社会所预期的那样，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案例和模式，并且能够寻找到相近的环境中进行复制。但每个案例所传递出来的，都是对抗极权的勇气与荣耀。那些愿意追寻公平与正义而牺牲的人们，会在这样的案例中寻找到力量。从过往的反抗案例来看，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一个地方出了一个维权领袖，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周边地区又会冒出数十个也专注维权的领袖；一个地方出了一个选举精英，那么十里八乡的都会有热心人来取经学习；一个地方出了一个赤脚律师，不用多久，周围同样的冒出一批赤脚律师。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反抗运动在蓬勃的萌芽和生长，形成一片片的小气候。
然而，美丽的露水应对不了大旱。当在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看反抗运动时，就只能悲哀的发现，案例对于勇气的激发几乎是不存在的。
反抗运动当然要面对维稳措施，当反抗者积极地扩大着影响力的同时，政府也会在最大范围内消除反抗者的影响，让他们消失在记忆里。个人历史的传承与国家强制的遗忘，在短期内或许可以对抗，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就很难有效。选举领袖可以带动相邻县市的民主选举，但当整个主流传播渠道被切断以后，在维稳强压下的口口相传有一定的传播效果。但是如何让一个远方渴望民主选举的热血青年，相信另一个远方几乎很少听说的选举领袖呢。即便他们能够建立联系，但是没有相应的信任与坦诚。
而即便那些最为顶尖的反抗者，能冲破政府对于传播的垄断，然而时间又会无情的抹去他们的一切。反抗者因为有勇气而挺身而出，得到关注，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或者因为勇气而入狱，被人为地切断与社会的联系，或者转为更为低调的行动，因为维稳让一切高调成为不可能。而新鲜出炉的反抗者们，则往往拥有更大的勇气，敢于不顾后果的挑战强敌。一个不忌惮于让勇气溢于言表的新生代，面对更为老成而有所保留的故人，在被切断的历史与记忆之下，实在无法在一个相同的层面进行有效地对话。即便是最为谦卑的新生代，也往往在急剧变化的时空之中，对于故人的经验不屑一顾，因为或许故人身上有经验可以挖掘传承，而在新的时空下，旧浪不过是死在沙滩上的一粒沙，看不到任何珍贵的光芒。旧瓶装新酒的效果好不好没人确定，但是来一把看起来更新的尝试往往更令人向往。
为此，反抗运动在小范围内有效地因传承而发展，可又在更大范围内因无传承而发展缓慢。这种现象，是弱小的反抗群体在强大的政府面前无奈的困境。如果聊以自慰，或许可以安慰自己，只要反抗的勇气长存，未来就会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