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期內妥善控管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商業和軍事平衡雖然重要，但更長遠的挑戰來自理念之爭的戰場。
————斯蒂芬•哈爾柏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至今，大部分美國和中國的政治人物都承認，美中關係是全球雙邊關係中最複雜、最微妙、亦敵亦友的關係之一。如果將美中交往的歷史上溯到清末，則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從最早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到抗戰及內戰期間與中國淵源頗深的史迪威、馬歇爾等高級將領，再到近三十年來制訂對華政策的幾任總統，全都在同一個地方跌倒：他們被自己想像出來的中國所迷惑，以為可以將中國改造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國家。最后，夢境破滅，失敗降臨，好為人師，備受羞辱。
長期研究中美關係的記者孟慕捷（Jamse H. Mann）所著的《轉向》一書，是一部精彩絕倫的當代美中關係的演義。美國學者黎安友指出：“這是一本近觀美國如何制訂對華政策的奇書……如果美國最重要的一段外交關係，乃是一連串悲喜劇般的錯誤與缺失，或許這本書的回顧，有助於制訂正確的對華政策。”美國學者林培瑞亦指出：“作者孟慕捷透過確切考據，有憑有據地描繪出美方如何指定對華政策的奇特經過。從季辛格首開其端，一直延續到近日，我們看到整個發展過程竟然相當個人化、維持高度機密，而且經常背離社會價值。”美國固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但美中關係的若干決策卻是在密室中運籌帷幄，國會及民眾長期被蒙在鼓裡。民主國家中“最不民主的領域”，偏偏是美中外交，這是何等大的諷刺呢？
“所謂的共產黨”其實還是共產黨
韓戰之後，中美斷絕往來二十多年。在美蘇冷戰愈演愈烈，蘇聯在某些領域佔據上峰之際，尼克森和季辛格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對於許多極端反共的美國保守派人士而言，反蘇情緒更具吸引力，他們被吸引接納“強化與中國的關係以制衡蘇聯”的“中國牌”觀念。
當然，不是所有美國的政客和學者都將中國想像成可愛的芭比娃娃。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巴克萊在他創辦的《國家評論》雜誌上，就曾經發出先知般的指控：那些“熊貓擁抱者”犯了對中國“道德盲目”的病症，看不清中國事實上遠比蘇聯更加極權專制。處於共產主義初始階段的中國，更有一種原教旨主義的狂熱。
但是，巴克萊的聲音無法蓋過季辛格的計謀。卡特默鄧小平“懲戒”越南，并向中國分享美國衛星中偵察到的越南軍隊調動的情報。毛澤東一死，福特立刻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致唁電，向江青致意。孟慕捷充滿嘲諷地寫到：“福特的祝福，卻解不了江青終老於監獄的災厄。”雷根時代，美國耗費巨資甚至購買中國的武器，并通過中國輸送給阿富汗的反蘇組織。共產中國似乎變成了美國的盟友。
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所犯下的盲目、輕信、傲慢與怯懦等錯誤，是不分黨派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不能免疫。很多美國政客，在野時猛烈抨擊中國，在朝時卻對中國卑躬屈膝。書中記載了兩個極具諷刺性的例子：一九七八年，布什寫文章抨擊卡特説，“中國需要我們，遠勝於我們需要他們”。這句話在十多年後，布什當選總統，對中國採取修睦政策時，被他的政敵拿來抨擊他。柯林頓在競選時，充滿激情地宣佈，要將“從巴格達到北京的屠夫送到審判席上”。可是，他當選不久就訪問北京，與江澤民像老朋友一樣親密擁抱。
中國的領導人沒有研習過西方的公關學和廣告學，卻比西方政客更會打扮自己。一九七九年，復出後的鄧小平訪問美國，掀起一股旋風。陪同鄧小平訪問德州的美國能源部長史勒辛格評論説：“德州人喜歡他。我們來到頑強反共的德州，看到通常聲稱信仰自由市場原則的石油業及其他企業高階主管，居然紛紛喜歡這位馬克思主義獨裁者。”難道鄧小平戴上牛仔的帽子，就變成了德州牛仔？當十年以後鄧小平對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揮起屠刀時，那些熱情歡迎鄧小平的美國人的心中該是何種滋味？
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反共的美國總統是雷根，他如何在道德上“合理化”與中國領導人的交往呢？言談妙趣橫生的雷根提出了一個“二兩撥千金”的說法：中國是“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也就是説，中國的共產主義跟蘇聯的不一樣。對此，孟慕捷評論説：“這個說法反映出美國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幻覺，以對中國一廂情願的好感。其效果很糟糕。美國相信中國的政治制度在變，實際上卻還沒變到真正自由、民主的地步。這個幻覺要到一九八九年才破滅。”同樣的錯誤，在二戰後期就出現過，那時的史迪威和司徒雷登們一度被中共的宣傳蒙蔽，認為中共不是“正統”的共產黨，是可以合作的、有民主自由特質和儒家風度的共產黨。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共產專制就是共產專制，萬變不離其宗，老虎不能扮豬。在這一點上，舒爾茨、伍弗維茨等美國高級官員早就看透了中國的本質。他們堅稱，在亞洲，應當以日本，作為美國注意力的新焦點，而非中國。舒爾茨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我們相信民主國家最可能遵循公義、合理的政策，最能吻合區域及全球的未來前途。”他更強調，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摩擦無可避免，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制度之間有根本差異”。他們的清醒認識以及在政策層面的努力，稍稍降低了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犯的大錯。
人權是美中外交中可以犧牲的部分嗎？
人權成為美國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始於卡特時期。卡特卻是在內政和外交上都乏善可陳的“失敗總統”。孟慕捷指出，卡特政府的整體人權政策是出自兩個發展匯流的結果。第一是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協議。該協議包含了尊重人權的條款，蘇聯和東歐各國都簽署了這份文件。第二是國會的壓力，比如國會要求國務院每年就那些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的人權狀況提出報告。但是，中國并不在這兩份名單上，似乎可以享受某種不接受任何外來批評的超然地位。
當然，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卡特本人的偽善與無能。孟慕捷直率地批評説：“即便卡特本人在全球各地力倡人權政策，但對中國對人權問題大致上不加聞問。”他將卡特對待蘇聯和中國人權問題時迥然不同的態度作了一番比較：談到蘇聯異議人士，卡特一向直言無諱，滿懷同情。卡特不惜讓蘇聯官方震怒，親筆寫信給沙卡諾夫以示支持，也促成了被關押在獄中的夏蘭斯基獲得釋放。但卡特及其閣員，卻沒有興趣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有記者向他談起鄧小平對西單民主墻運動的鎮壓，以及被判處重刑的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卡特承認，他對此一無所知。
為什麼美國對中國踐踏人權的惡行總是網開一面呢？卡特政府提出的解釋是：現在的中國比起文革來，情況大為好轉。然而，用文革作為標尺，實在是自欺欺人。沒有人會説，蘇聯目前的人權狀況，比斯大林大清洗的時代好多了。更沒有人會説，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專制國家，其專制程度都不及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的沉默，顯示卡特的人權政策只是選擇性的適用，最終淪為世人笑柄。
六四屠殺之後，布什政府的一系列作為更是讓人齒冷。屠殺之後的第二天清早，布什在度假地出門慢跑，記者攔住他追問對中國民眾被軍隊屠殺有何看法，他居然斥退他們説：“別在我慢跑的時候煩我。”若是被問及對納粹大屠殺有何看法，他絕對不敢如此輕率而冷酷地回答。難道中國人的生命抵不上猶太人的生命嗎？這才是一種可惡的、隱蔽的種族主義思維。然後，在公開聲明中，布什輕描淡寫地對屠殺表示“遺憾”。布什政府一方面發佈凍結美中高層官員交流的禁令，一方面派遣國家安全助理史考羅夫秘密訪華。三年以後，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屠夫李鵬訪問聯合國，如願以償地與布什會面。兩人合影時，李鵬笑容滿面，孟慕捷評論説：“他和中國政府已經重拾面子，在原本摒棄他們的國際間，再次抬起頭來。”
本書寫到柯林頓時期就收筆了，二十一世紀以來美中關係的新變化未能著墨。作者若能寫續集，這些內容或許在續集中可以讀到。奧巴馬政府將人權問題從兩國關係的清單上不斷後移，最終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點綴。奧巴馬訪問中國時，絲毫不關心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命運。中國在經濟層面的崛起，美國出了最大的力。美國一手培養起一個比當年的蘇聯更危險敵人，一個肆無忌憚地侵犯國內民眾的人權和破壞國際秩序的國家，美國如何爲自己解套呢？
美中夾縫中臺灣的命運
探討美中關係，當然離不開台灣問題。孟慕捷在書中提出兩個值得深究的觀點。第一，他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放置在美中關係的大框架下考量。雷根上台之後，美國政府內親台灣的力量一時高漲，台灣的國民黨當局一度幻想，雷根會不惜與中國斷交，而重新恢復與台灣的邦交。但是，事實很清楚，儘管雷根親近台灣，他不可能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并翻轉過去十多年美中關係的發展趨勢。雷根訪問中國，讓台灣的幻想破滅了。也許是窮則思變，蔣經國終於下令啓動政治改革。孟慕捷評論説：“台灣還是挺了下來，在終於承認美國支持的限度之後，台灣進行改革，以因應新環境。一九八零年代後半期，台灣政府逐漸拋棄過去統治全中國大陸的主張。國民黨高層亦逐步放鬆對台灣的威權統治，開始推動民主政府，俾能爭取美國更加支持。雷根訪華之行，可能因教了台灣政府不要緊抱過去，而幫了台灣的忙。”由此可見，台灣的民主化，是島內黨外運動興起、民眾民主訴求升級和美國對中國及台灣外交政策的雙重壓力的結果。
第二，作者早在十多年前就清晰地指出，香港模式不適用與臺灣。二零一四年年末，香港民眾為了爭取真普選，發起佔領中環運動，挺身與北京政府抗爭；而臺灣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遭遇敗退台灣之後最大的挫敗，選民拋棄國民黨，不是民進黨有多麽強大，而是大家都相信“選擇國民黨，台灣變香港”。港台兩地的態勢，證明了作者的先見之明。
書中記載了一個小小的花絮：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柴契爾夫人前往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鄧小平給她一個訊息，請她傳遞給雷根。鄧小平説，現在香港問題已經解決，我們為何不把“一國兩制”這套模式，用在台灣身上？
不久，柴契爾夫人訪問華盛頓，卻沒有向雷根轉告鄧小平的建議。以柴契爾夫人之精明，她不會是忘記了鄧小平鄭重的請托，她隱而不説，顯然是認為鄧小平的這個信息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此後，中國駐美外交官詢問華府是否從英方獲知此一信息，華府一頭霧水。
當該信息從其他渠道抵達之後，一群美國政界的親中派力主鄧小平對台灣提出“一國兩制”方案很重要，值得美方好好考量，季辛格就是主要的說客之一。但美國政府傳話給中國，不參加台灣前途的談判。雷根政府雖然與北京改善關係，卻沒有興趣以英國人的模式來決定台灣前途——台灣不是香港，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台灣不是美國的殖民地。
在美中和美台關係上，美國政界始終存在兩股力量。一種力量以信奉勢力均衡、現實主義原則（即“梅特涅主義”）的季辛格爲代表。季辛格雖然不是總統，在美中關係領域的影響力卻超過任何一位總統，他的思想觀念和合縱連橫的謀略被兩黨所吸納，他的門生故舊充斥美國的外交和國防領域。他認為犧牲台灣討好中國是可行的，他爲中共的六四屠殺辯護，他與當時還是中共黨內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薄熙來“相見歡”。從某種意義上説，美國國務院一直是季辛格的國務院。
另一股是反共、關心人權、同情臺灣的力量，主要聚集於更能代表美國民意的國會，且以保守主義政治家雷根爲代表。兩岸分治以來最親近台灣的美國總統雷根說過：“我很難相信，任何一位相信個人自由及自決權的美國人會袖手旁觀，聽任政府背棄一個盟友，而這個盟友惟一的‘罪愆’就是它是愛好自由的小國家。”當美中簽署《八一七公報》時，雷根口述了一份簡潔的、只有一頁備忘錄，爲該公報添加了但書：只要中國與台灣之間但兵力均勢維持不動，美國就會限制對台軍售。如果中國提升軍事力量，美國會協助台灣對應提升，以保持均勢。雷根的美中政策和美台政策當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總體而言，優於此前此後的繼任總統，但願他的遺產被繼承和發揚。
了解了美中和美台關係的來龍去脈之後，關心中國的民主轉型和人權狀況的人士，關心台灣的民主制度和國家安全的人士，可以竭盡所能地影響美國的決策層，運用民間團體、輿論、國會的力量，打破行政分支機構“密室政治”的傳統。
————斯蒂芬•哈爾柏
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至今，大部分美國和中國的政治人物都承認，美中關係是全球雙邊關係中最複雜、最微妙、亦敵亦友的關係之一。如果將美中交往的歷史上溯到清末，則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從最早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到抗戰及內戰期間與中國淵源頗深的史迪威、馬歇爾等高級將領，再到近三十年來制訂對華政策的幾任總統，全都在同一個地方跌倒：他們被自己想像出來的中國所迷惑，以為可以將中國改造成一個像美國那樣的國家。最后，夢境破滅，失敗降臨，好為人師，備受羞辱。
長期研究中美關係的記者孟慕捷（Jamse H. Mann）所著的《轉向》一書，是一部精彩絕倫的當代美中關係的演義。美國學者黎安友指出：“這是一本近觀美國如何制訂對華政策的奇書……如果美國最重要的一段外交關係，乃是一連串悲喜劇般的錯誤與缺失，或許這本書的回顧，有助於制訂正確的對華政策。”美國學者林培瑞亦指出：“作者孟慕捷透過確切考據，有憑有據地描繪出美方如何指定對華政策的奇特經過。從季辛格首開其端，一直延續到近日，我們看到整個發展過程竟然相當個人化、維持高度機密，而且經常背離社會價值。”美國固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但美中關係的若干決策卻是在密室中運籌帷幄，國會及民眾長期被蒙在鼓裡。民主國家中“最不民主的領域”，偏偏是美中外交，這是何等大的諷刺呢？
“所謂的共產黨”其實還是共產黨
韓戰之後，中美斷絕往來二十多年。在美蘇冷戰愈演愈烈，蘇聯在某些領域佔據上峰之際，尼克森和季辛格向中國拋出橄欖枝。對於許多極端反共的美國保守派人士而言，反蘇情緒更具吸引力，他們被吸引接納“強化與中國的關係以制衡蘇聯”的“中國牌”觀念。
當然，不是所有美國的政客和學者都將中國想像成可愛的芭比娃娃。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巴克萊在他創辦的《國家評論》雜誌上，就曾經發出先知般的指控：那些“熊貓擁抱者”犯了對中國“道德盲目”的病症，看不清中國事實上遠比蘇聯更加極權專制。處於共產主義初始階段的中國，更有一種原教旨主義的狂熱。
但是，巴克萊的聲音無法蓋過季辛格的計謀。卡特默鄧小平“懲戒”越南，并向中國分享美國衛星中偵察到的越南軍隊調動的情報。毛澤東一死，福特立刻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致唁電，向江青致意。孟慕捷充滿嘲諷地寫到：“福特的祝福，卻解不了江青終老於監獄的災厄。”雷根時代，美國耗費巨資甚至購買中國的武器，并通過中國輸送給阿富汗的反蘇組織。共產中國似乎變成了美國的盟友。
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所犯下的盲目、輕信、傲慢與怯懦等錯誤，是不分黨派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不能免疫。很多美國政客，在野時猛烈抨擊中國，在朝時卻對中國卑躬屈膝。書中記載了兩個極具諷刺性的例子：一九七八年，布什寫文章抨擊卡特説，“中國需要我們，遠勝於我們需要他們”。這句話在十多年後，布什當選總統，對中國採取修睦政策時，被他的政敵拿來抨擊他。柯林頓在競選時，充滿激情地宣佈，要將“從巴格達到北京的屠夫送到審判席上”。可是，他當選不久就訪問北京，與江澤民像老朋友一樣親密擁抱。
中國的領導人沒有研習過西方的公關學和廣告學，卻比西方政客更會打扮自己。一九七九年，復出後的鄧小平訪問美國，掀起一股旋風。陪同鄧小平訪問德州的美國能源部長史勒辛格評論説：“德州人喜歡他。我們來到頑強反共的德州，看到通常聲稱信仰自由市場原則的石油業及其他企業高階主管，居然紛紛喜歡這位馬克思主義獨裁者。”難道鄧小平戴上牛仔的帽子，就變成了德州牛仔？當十年以後鄧小平對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揮起屠刀時，那些熱情歡迎鄧小平的美國人的心中該是何種滋味？
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反共的美國總統是雷根，他如何在道德上“合理化”與中國領導人的交往呢？言談妙趣橫生的雷根提出了一個“二兩撥千金”的說法：中國是“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也就是説，中國的共產主義跟蘇聯的不一樣。對此，孟慕捷評論説：“這個說法反映出美國在一九八零年代的幻覺，以對中國一廂情願的好感。其效果很糟糕。美國相信中國的政治制度在變，實際上卻還沒變到真正自由、民主的地步。這個幻覺要到一九八九年才破滅。”同樣的錯誤，在二戰後期就出現過，那時的史迪威和司徒雷登們一度被中共的宣傳蒙蔽，認為中共不是“正統”的共產黨，是可以合作的、有民主自由特質和儒家風度的共產黨。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共產專制就是共產專制，萬變不離其宗，老虎不能扮豬。在這一點上，舒爾茨、伍弗維茨等美國高級官員早就看透了中國的本質。他們堅稱，在亞洲，應當以日本，作為美國注意力的新焦點，而非中國。舒爾茨在一次演講中指出：“我們相信民主國家最可能遵循公義、合理的政策，最能吻合區域及全球的未來前途。”他更強調，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摩擦無可避免，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制度之間有根本差異”。他們的清醒認識以及在政策層面的努力，稍稍降低了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犯的大錯。
人權是美中外交中可以犧牲的部分嗎？
人權成為美國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始於卡特時期。卡特卻是在內政和外交上都乏善可陳的“失敗總統”。孟慕捷指出，卡特政府的整體人權政策是出自兩個發展匯流的結果。第一是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協議。該協議包含了尊重人權的條款，蘇聯和東歐各國都簽署了這份文件。第二是國會的壓力，比如國會要求國務院每年就那些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的人權狀況提出報告。但是，中國并不在這兩份名單上，似乎可以享受某種不接受任何外來批評的超然地位。
當然，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卡特本人的偽善與無能。孟慕捷直率地批評説：“即便卡特本人在全球各地力倡人權政策，但對中國對人權問題大致上不加聞問。”他將卡特對待蘇聯和中國人權問題時迥然不同的態度作了一番比較：談到蘇聯異議人士，卡特一向直言無諱，滿懷同情。卡特不惜讓蘇聯官方震怒，親筆寫信給沙卡諾夫以示支持，也促成了被關押在獄中的夏蘭斯基獲得釋放。但卡特及其閣員，卻沒有興趣關心中國的人權問題。有記者向他談起鄧小平對西單民主墻運動的鎮壓，以及被判處重刑的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卡特承認，他對此一無所知。
為什麼美國對中國踐踏人權的惡行總是網開一面呢？卡特政府提出的解釋是：現在的中國比起文革來，情況大為好轉。然而，用文革作為標尺，實在是自欺欺人。沒有人會説，蘇聯目前的人權狀況，比斯大林大清洗的時代好多了。更沒有人會説，今天世界上任何一個專制國家，其專制程度都不及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的沉默，顯示卡特的人權政策只是選擇性的適用，最終淪為世人笑柄。
六四屠殺之後，布什政府的一系列作為更是讓人齒冷。屠殺之後的第二天清早，布什在度假地出門慢跑，記者攔住他追問對中國民眾被軍隊屠殺有何看法，他居然斥退他們説：“別在我慢跑的時候煩我。”若是被問及對納粹大屠殺有何看法，他絕對不敢如此輕率而冷酷地回答。難道中國人的生命抵不上猶太人的生命嗎？這才是一種可惡的、隱蔽的種族主義思維。然後，在公開聲明中，布什輕描淡寫地對屠殺表示“遺憾”。布什政府一方面發佈凍結美中高層官員交流的禁令，一方面派遣國家安全助理史考羅夫秘密訪華。三年以後，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屠夫李鵬訪問聯合國，如願以償地與布什會面。兩人合影時，李鵬笑容滿面，孟慕捷評論説：“他和中國政府已經重拾面子，在原本摒棄他們的國際間，再次抬起頭來。”
本書寫到柯林頓時期就收筆了，二十一世紀以來美中關係的新變化未能著墨。作者若能寫續集，這些內容或許在續集中可以讀到。奧巴馬政府將人權問題從兩國關係的清單上不斷後移，最終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點綴。奧巴馬訪問中國時，絲毫不關心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命運。中國在經濟層面的崛起，美國出了最大的力。美國一手培養起一個比當年的蘇聯更危險敵人，一個肆無忌憚地侵犯國內民眾的人權和破壞國際秩序的國家，美國如何爲自己解套呢？
美中夾縫中臺灣的命運
探討美中關係，當然離不開台灣問題。孟慕捷在書中提出兩個值得深究的觀點。第一，他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放置在美中關係的大框架下考量。雷根上台之後，美國政府內親台灣的力量一時高漲，台灣的國民黨當局一度幻想，雷根會不惜與中國斷交，而重新恢復與台灣的邦交。但是，事實很清楚，儘管雷根親近台灣，他不可能違背美國的國家利益并翻轉過去十多年美中關係的發展趨勢。雷根訪問中國，讓台灣的幻想破滅了。也許是窮則思變，蔣經國終於下令啓動政治改革。孟慕捷評論説：“台灣還是挺了下來，在終於承認美國支持的限度之後，台灣進行改革，以因應新環境。一九八零年代後半期，台灣政府逐漸拋棄過去統治全中國大陸的主張。國民黨高層亦逐步放鬆對台灣的威權統治，開始推動民主政府，俾能爭取美國更加支持。雷根訪華之行，可能因教了台灣政府不要緊抱過去，而幫了台灣的忙。”由此可見，台灣的民主化，是島內黨外運動興起、民眾民主訴求升級和美國對中國及台灣外交政策的雙重壓力的結果。
第二，作者早在十多年前就清晰地指出，香港模式不適用與臺灣。二零一四年年末，香港民眾為了爭取真普選，發起佔領中環運動，挺身與北京政府抗爭；而臺灣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遭遇敗退台灣之後最大的挫敗，選民拋棄國民黨，不是民進黨有多麽強大，而是大家都相信“選擇國民黨，台灣變香港”。港台兩地的態勢，證明了作者的先見之明。
書中記載了一個小小的花絮：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柴契爾夫人前往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鄧小平給她一個訊息，請她傳遞給雷根。鄧小平説，現在香港問題已經解決，我們為何不把“一國兩制”這套模式，用在台灣身上？
不久，柴契爾夫人訪問華盛頓，卻沒有向雷根轉告鄧小平的建議。以柴契爾夫人之精明，她不會是忘記了鄧小平鄭重的請托，她隱而不説，顯然是認為鄧小平的這個信息根本就是無稽之談。此後，中國駐美外交官詢問華府是否從英方獲知此一信息，華府一頭霧水。
當該信息從其他渠道抵達之後，一群美國政界的親中派力主鄧小平對台灣提出“一國兩制”方案很重要，值得美方好好考量，季辛格就是主要的說客之一。但美國政府傳話給中國，不參加台灣前途的談判。雷根政府雖然與北京改善關係，卻沒有興趣以英國人的模式來決定台灣前途——台灣不是香港，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台灣不是美國的殖民地。
在美中和美台關係上，美國政界始終存在兩股力量。一種力量以信奉勢力均衡、現實主義原則（即“梅特涅主義”）的季辛格爲代表。季辛格雖然不是總統，在美中關係領域的影響力卻超過任何一位總統，他的思想觀念和合縱連橫的謀略被兩黨所吸納，他的門生故舊充斥美國的外交和國防領域。他認為犧牲台灣討好中國是可行的，他爲中共的六四屠殺辯護，他與當時還是中共黨內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薄熙來“相見歡”。從某種意義上説，美國國務院一直是季辛格的國務院。
另一股是反共、關心人權、同情臺灣的力量，主要聚集於更能代表美國民意的國會，且以保守主義政治家雷根爲代表。兩岸分治以來最親近台灣的美國總統雷根說過：“我很難相信，任何一位相信個人自由及自決權的美國人會袖手旁觀，聽任政府背棄一個盟友，而這個盟友惟一的‘罪愆’就是它是愛好自由的小國家。”當美中簽署《八一七公報》時，雷根口述了一份簡潔的、只有一頁備忘錄，爲該公報添加了但書：只要中國與台灣之間但兵力均勢維持不動，美國就會限制對台軍售。如果中國提升軍事力量，美國會協助台灣對應提升，以保持均勢。雷根的美中政策和美台政策當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總體而言，優於此前此後的繼任總統，但願他的遺產被繼承和發揚。
了解了美中和美台關係的來龍去脈之後，關心中國的民主轉型和人權狀況的人士，關心台灣的民主制度和國家安全的人士，可以竭盡所能地影響美國的決策層，運用民間團體、輿論、國會的力量，打破行政分支機構“密室政治”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