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有没有救药？
中国崛起，中国研究成為显学。向全世界提出一大箩筐问题，吸引无数专家学者的眼球和思索，而莫衷一是。例如当前举世瞩目的现象是，积累了全球第二的巨大财富的国家，竟然是一个贪污腐败盛行到无官不贪的社会：而以忠孝仁爱的传统道德闻名於世的民族，堕落到一个小孩被汽车撞倒，数十人路过而无人理会的地步。大量涌到国外的中国游客，则丑闻不绝，被视為「蝗虫」……政治经济文化许多不可理喻的「发展」，不断拷问中外好奇者——这是一个什麼国度？一个什麼民族？他们究竟要走向何处？
这个「中国人」研究的课题，以中国人自己的范围而言，已有百年的歷史。在那以前，观察研究中国人，是西方探险家、人类学家、旅行家的事，中国人闭关自守，老子天下第一，五千年的文明沉淀，不可能有异外的视野与观照。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才开始了少数读书人的自省。但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和影响力的自省成果是出自於几位杰出作家之手。不妨略引二十世纪的林语堂和鲁迅，这两位研究中国人国民性的经典作家。
林语堂与鲁迅：揭露国民性的大师
他们是生於晚清而闻名於民国的一代，都有留学外国而国学基础俱优的经歷。林语堂（1895～1976）福建漳州人。有辉煌的资歷：哈佛大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学院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任、两次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办文学杂誌，还发明中文打字机、编成当代英汉词典。林语堂文风犀利，随意幽默，著述则以1935年的《中国人》（中译《吾国吾民》）流传最广。尤其成為欧美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他怎样看中国人的国民性呢？林语堂说中国民族的三大弱点是忍耐性、散漫性与老滑性。其来源分别是：无处不忍、逆来顺受是大家庭传统所致；散漫放逸，莫谈国事，因為人权没有保障；老滑则因道家思想所致。故此中国人常常是一盘散沙。
因毛泽东大肆吹捧而神化的鲁迅（1881～1936），则比林语堂激进得多。他自称「以手中之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他列举的劣根性有：卑怯、瞒骗、诈偽、无耻、受贿、趋炎附势、自私自利——鲁迅固有杂文之投匕，但批国民性之作，则以小说1918的《 狂人日记》和1921的《阿Q正传》最為出名，斥中国「吃人礼教」与国人的愚昧病态，而家喻户晓。但鲁迅的偏见、激愤也貽害国人至今！首发贬鲁浅薄、偏狭、睚眥必报的是苏雪林教授。胡适更倡导：国民性问题不能治本去反人性，而力主改造制度，约束人性之恶。提倡新文化的他也不赞成鲁迅那样否定传统文化。1966年，在鲁迅死后30年，毛终於拉起鲁迅的阴幡发动那场大革传统文化之命的浩劫，在斗私批修名义下，死伤无数。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大陆
来到当代。毛后的倖存者痛定思痛，乃有反省国民性的新作问世。首推台湾作家柏杨（1920～2008）。这位多產作家、歷史评论家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纸风行，引起广泛争议。有趣的是，该书很快传入大陆，竟有好几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发行，造成一股「柏杨热」。但不过年许，1986年大陆学潮起，当局又迁怒於该书的批判意识，禁令之下，顿失滔滔。直到2004年才解禁。
柏杨本是一位反共体制的作家，因编辑一套美国漫画罹遭文字狱，服刑九年。《丑陋的中国人》是以他1984年在爱荷华大学的一篇演讲词发萌，合集其他文章而成。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要点是：中国人「脏、乱、吵」；窝裡斗，三个日本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死不认错，用更多错掩盖原错；讲大话、空话、谎话；中国人动輒算了，算了，爱和稀泥；中国传统文化死水一潭，是文化酱缸，民主进来也会变质——这种「酱缸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子孙相传，永不能癒。
柏杨的批判，虽然涉及华人民族的一些共性，但主要来自於他对台湾生活与社会的多年感受，可能是该书在大陆畅销的原因之一。另外，他的演讲也不乏譁眾取宠的技术，并不在理性演绎上下功夫。都是大受欢迎的原因。非议者指出，柏杨所批评者，大部分是很多民族都有的现象，并非中国人所特有。
钟祖康：香港人唾弃的国家认同
柏杨热散，经歷北京八九学运的铁血风暴，中共当局大力向外推销对内灌输民族主义，使毛邓暴政之后的有志之士，陷入深深的反省之中。经过二十年的沉寂，一本不名之作《来生不做中国人》在2007年静悄面世，不几年卖出100,000册！在政论市场上，近乎天文数字。这本书的作者钟祖康，是成长於香港的一位有独特风格的报刊评论作家，由於公开表示支持香港独立，他的文章往往被主流媒体所拒。2003年他随眷移民挪威。2004年中开始為《开放杂誌》撰稿。2006年10月他题為〈来生不做中国人〉的新稿，令人激赏，我将它发在「每月首选」上。不久，钟祖康将在敝刊上的「离经叛道」文章结集出版。《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书名，并非作者杜撰，而是一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一次公开民调的提问，结果在11,271名投票者中有65%的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
钟祖康就是这样，善於捕捉敏感的新闻话题，加以考证、剖析，再以无情而雅趣的笔调成文。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评论道：「对於感到今世已不幸生為中国人的人，这本书不但可读、可诵、可思、可击节讚赏，可由衷钦佩，可掩卷长嘆，可痛哭流涕，可视為毕生难得一见的好书。」能够得到前辈如此认同，可谓已达解剖中国人的极致。
钟祖康的成功，展现香港年轻一代（当年他不足40岁）的政治成熟，而这种成熟以我们不曾预料的速度，又在十年后的佔中雨伞运动中，鲜花般的绽放吐艷。
陈破空：国民性败坏的制度基因
现在，我们打开的这本书《不受欢迎的中国人》，读者从目录可以感到，这是突破前述诸君的中国人研究格局的新选择。没有林语堂那般啟蒙式的带著洋务时代餘绪的情调；没有鲁迅文字的尖刻和判断的误导。也不像柏杨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剧场效果。陈破空把握一个热门现象：中国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但因中国人素质低下、表现不佳，所到之处，不受欢迎，各国对中国人劣评如潮。从这里出发，陈进而全方位解剖中国人，批评其劣根性、尤其制度与文化积弊。他以评述当代中国人为主，也兼叙古代中国人。他以深思和哲思的笔调，揭示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悖理：
「一个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国民却最缺少集体观念，自私自利，极少为他人和环境着想；一个最强调秩序的国家，国民却最没有秩序，抢先恐后，恣意妄为；一个最强调稳定的国家，国民却最不稳定，首要的就是，情绪最不稳定。
」
陈破空和钟祖康都是开放杂誌的特约作家，他们是同时代人。却有著十分不同的人生遭逢和文化背景。陈破空在附录的自传中，生动描述了他没有欢乐的童年和六四大潮中的浮沉搏击，在学运、入狱、劳改、偷渡的反復中苦熬青春。1996年流亡美国时，他已经是一名忧患深思、有丰富社会阅歷，和极权主义周旋十年的斗士。
转眼二十年，陈破空在纽约读完学位，并独立创业。天行健，自强不息，紧跟时局变幻，磨礪思辨，储存丰富的中国个案，成為美东媒体名角的同时，体验到西方往往对中国的许多误读、误解、误判，而產生误导。他写道：「作為中国人，我至少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人的病情。為中国人把脉诊疗，我更有把握，更有发言权，也更有责任。」
他正是凭藉这样的自信，和强烈的责任感，应约撰写这本新著（先发行的日文版乃是应日本出版社之约而作），透视「经久不衰的独裁制度与冥顽不化的劣质国民性恶性循环」怎样使中国人不能进入现代文明之列。他目睹、熟知太多近三十年权钱色笼罩下的的劣跡丑闻，不作全方位的概括，不强调国民性与政治制度的关係，不下重药，不足以惊醒国人。相信读者可以从字裡行间看到自己熟悉的国家形象和人物身影。
於是，我们从陈破空以中国人对中国人的论述，看到一个有别於柏杨从台湾人、钟祖康从香港人看中国的视角，从而更深层地解读中国人為什麼这样的不受欢迎和前景堪虞。
林语堂说过，一个国家混过了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可以自负的。这个被钟祖康诅咒「该死而不死的颓败末路文明」，好死不如赖活著地混过了惊涛骇浪的20世纪，枉死了至少七千万人，竟又从四亿五千万繁殖到13亿。不能不感嘆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进步也有目共睹，钟祖康曾指出，邓小平的外交痰盂，比之东晋王侯吐在小廝口中、李鸿章吐在外国地毯上是明显的改善。后来在西方的嘲笑下居然也一律取缔了痰盂。但是，这个国家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财大气粗、男盗女娼，陷身在更黑更臭的大酱缸之中而洋洋得意，仍然是一副拖著长辫子的天朝景象。
陈破空问道：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为何同种同文不同质？他断论：国民性败坏的最大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的本质，就在于，以粗鄙的力量压制文明的力量。」他坚信：一旦中国发生制度变革，成为一个民主与法治的正常国家，「中国人的国民性必将转向正面发展，假以时日，必获得根本改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