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引言：不建构无文明
即便《吕氏春秋》是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文本，但它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一，其史料性为今日之民主政治建构提供了资源，深度开发也是一大富矿区；其二，相对于儒家意识形态，吕淮二书的多元化之本身价值以其有类于宗教建构（即如本文上篇所及的先知书地位）的作用，成为中华文明不朽的价值支点。由吕淮二书的先知作品性质而及人类文明中的诸种宗教的根本意义，可见宗教是最一般的建构。宗教建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无从证实亦无从证伪，此状之下，文明间的互相影响悄然发生。比如巴比伦宗教观点对希伯来宗教的影响，「个人宗教在巴比伦人中的出现对研究其后宗教发展史的学者特别具有意义，因为个人祈求上帝及宗教内省行为是犹太——基督教传的两个基本特征」【注一】。
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资本主义化与政治的全球化作为平行且意义不完全相同的两大体系在推进中，它们使得「文明冲突」此一建构学说特别具有影响，并且伊斯兰激进主义又恰好证明了「文明冲突」之事实。但是，历史事实是伊斯兰教的全新建构是基于它之前的基督教与犹太教建构的。其仍如拉尔夫等人研究成果所表明：「伊斯兰教与前二宗教最为相似的地方，在于其严格的一神教、强调个人道德和心存仁慈，以及依赖成文的以上帝的启示为基础的经书。」【注二】中华文明受到以上三种宗教的影响不明显，但仍与它们具有可通约性。其如「王司敬民，罔非天胤」之祭祀宣言，与「心存仁慈」的前三宗教教内的通行价值观之相似。当然，反抗暴政而争取自由民的权利在此四种文明中亦是可通约的基本价值。纵然不考虑反抗的运动与集体暴力形式，给予弱势阶层以自由，仍然是基督教那样一个严格等级制度里的一项基本价值。西底家（Zedekiah）王给予债务奴隶自由而又反悔【注三】，遭到上帝毫不宽容的惩罚。此虽是须像本文上篇那样去做细微史实考证的事情【注四】，但在建构意义上，它已经给了十二世纪英国大宪章运动那样或不成其为「运动」的社会构建以资源前置。
一、纯学术：基于《泰誓》的民本政治诠释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亦到处可见建构主义行为。比如说，不仅较晚的《孔丛子》有构建行为，就是庄子名下著作亦因后学添加内容较多而是建构主义文本，孔丘名下的《论语》亦有此状。至于远比《论语》地位重要得多的《尚书》体系，在孔丘编辑之后仍出现了西汉时代今文（伏生所传授）文本与古文（孔安国所呈献）文本。尽管由宋至清的著名儒学教义大家里面有人认为古文文本是伪作，如朱熹认为包括《泰誓》（文献基本排序是尚书•周书•泰誓，可简略前两者当中的一个）在内九篇文献属于孔安国伪造，因为《泰誓》等九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伏记得难底（的），至易记底（的）全记不得」【注五】，但作为「伪作」之一的《周书•泰誓》的天视天听源自民视民听之观念，最终形成了孟轲的民本主义政治两大主张之一（另一个是「诛一夫」）。在《孟子•万章》篇里，有云：「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注六】
现在，不管朱熹作为其时代的建构主义大师学术功底如何，特别是为何不考证《孟子》所记与《尚书》之关系，都说明民本主义政治在中国远古是具有宗教性质的政治道德资源。尽管朱熹有此学术瑕疵，但是其对四书的倾力注释则是儒学里划时代的贡献。此四书者，一《大学》，二《中庸》，三《论语》，四《孟子》，其中前两者是从礼记中析出的，按着当代孔丘研究学者结论看，「元代以后，《四书》及朱熹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张本，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教育。」【注七】围绕《尚书•泰誓》此一西周政治道德的开篇文献（在《周书》列第一位）的争论有重大的纯学术意义，于今看来，朱熹仓促舛谬的可能性较大。而在此篇之前是《微子》（倒第一）与《西伯戡黎》（倒第二），《微子》真伪存在争论，《西伯戡黎》无争议。在后者，政治报告人、商之贤臣祖伊引述民间舆论警告最高领导人要振作政治道德，从个人嗜好里走出来。其引自由民的抱怨言论是「天曷不降威」【注八】白话意义是「老天为什么还不灭掉殷商」。自由民此不惮身戮的说法依据于殷商开国的一篇政治誓词，其中成汤引述夏朝的民意，其舆论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注九】
纯学术考证之外，当然是实证政治学研究（观察）。在二十世纪晚期发生在左翼极权主义阵营的独裁政党失败、高压国家解体、腐朽社会崩散，在文明比较意义上，应当视为「予及汝皆亡」至「天曷不降威」的一种印证。更简白地说：一切极权主义其反动本质，归根倒底是违背了自己初始的建构主义理想。当然，由于其在不具备道德自新的机制，构建主义理想即便最初不完全是欺哄之策，最终也会沦为自我证实的骗局。政治骗局在意识宣传方面最为直观，其如彼特沃克所述：「它们要求宣传做的远多于它能做的。」【注十】
二、大暴动：言论事件背后的利益冲突
西周政治被孔丘视为到他为止的最优秀道德范本，然而，在他整理出来的被后世视为经典的《春秋》所涉历史时间之外，尚有大量的重大史实构成了西周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最重要事件就是第十位（倒数第三）君主周厉王姬胡时代的国人暴动，该次暴动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以至当今正统历史叙述都称之曰：「这次『国人暴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国人革命。」【注十一】在实证政治学角度看，它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的平民阶层颜色革命具有同样的意义。
晚于孔编《春秋》成书的《国语》，成书于战国时期（但确切时间仍待考证），它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在孔丘出生前整整二百九十年）的那起中国历史上最古典的「颜色革命」。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几乎原封不动地将《国语》当中的记载挪入，以当代知识产权观点衡之，司马迁的行为是一种抄袭无疑。在另一端，受益于《史记》的盛传而使「被抄袭者」《国语》更为后世所关注，至少「厉王止谤」事件与言论自由有关是稍有中国历史阅读经验的人所认可的常识。这个常识是非常了不起的建构，以致后世几乎忘了言论事件背后是利益冲突，也即周王朝城邦在福利制度方面不但无法满足自由民，相反，还靠负福利方式来维持政治续存。以史实来解析，由利益冲突引发言论指责更致言论事件导致的国都规模性街头政治，其并非姬胡本人及王室的过度消费，也不是佐政大臣贪婪，而是长期对外战争导致了城邦财政困难。因此，姬胡集团采取了国有（王有）化政策，把开放数百年的山川林泽收归王室所有。这无疑大大损害了自由民阶层的利益，他们爆发怨言也是正常反应。大规模街头政治的结果是姬胡被赶走，在周王朝治域内流亡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又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姬胡死在了流亡地。该次颜色革命在中国政治史上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词汇，是为「共和」。至二十世纪初期，该词由于孙中山革命而再度被中国人所关注，其影响以至今日。
关于「共和」的历史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史记》所云，是为周王室两大权重支系周召两家协商主政，而未及时确立新的王位继续人；其二是由西晋时代发现的古文献《竹书纪年》之考证延续下来的思路，认为是一位叫「共」的方伯（诸侯）在国人暴动自然平息后，因德行被立为共尊之主，即谓「共伯和摄行天子事」【注十二】。不管两种说法哪一个更接近史实，它都是日后历史建构的重要资源——从在秦朝已为广义化自由民的陈胜吴广发起推翻秦的大暴动，到在北宋盛期的李顺王小波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都具有深刻的历史合法性与伦理正当性。
三、坏统治：人类集体性精神疾病
《国语》的记述与《史记》的转录确立了中华文明中言论自由权利的超然性，因此，晚至清初之绝对血腥的镇压也未消灭之。至晚清，言论多元化情况之盛以致成为民国之建的「共和革命」之重大资源。还有洋洋大观的清末民初文人笔记既不同于野史又为正史所无法吸收，亦构成了中华史学之文化奇观。在建构主义视角下来比较，「厉王止谤」的失败暨自由民从中获得的权利，恰是三百多年后的春秋晚期鲁国名为「鹥」的自由民政治理想之历史资源；同样，发生于英国十三世纪初的「大宪章运动」当时影响并不算大，而是过了四百多年被一种新建构所利用，才形成不朽的文明影响。最初的状况不过是国王约翰在军事威胁与领主联合主教施压下，勉强在后两者拟就的文本上盖上了王印。盖完章后，它就「被束之高阁——约翰根本就没打算认真实施」【注十三】。
统观世界文明史，发生在公元前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最古典颜色革命，与发生在公元十三世纪的英国最古典权利运动，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也是人类自觉抵抗集体性精神疾病的杰出表现。之于人类这个物种来说，坏统治是最典型的集体性精神疾病，而有些种群则不幸地长期沦为「病人统治」之下。如此说法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对从洛博尔[一八九八]到赖希[一九四二]近半个世纪之非联续亦非相关研究的提炼与抽象。前者说：「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都在寻求自己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寻找到的统治者往往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刽子手、狂人、大盗、伪善者、破坏者、疯子、道德败坏者和邪恶传播者。」【注十四】后者说：「人类在生物学上是有病的」。【注十五】以及，「人类的生物病态的性格结构实际上是历史的权威主义过程的化石。它是在生物物理学上再生的群众压抑。」【注十六】。借助洛博尔与赖希的理论总结，以实证政治学视角来看，我坚决认为中国当代政治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是在病人统治之下」的情状【注十七】，幸好我们还有一份抵抗资产——「六•四事件」是两千八百三十年后的又一个国人精神高峰，尽管它未曾复现「流王于彘」的最古典「颜色革命」效果。
二十世纪的人类文明灾难是两场大规模集体性精神疾病的爆发无疑。所幸的是，最终它在有着强劲自疗能力的欧洲被遏止。不仅法西斯暨纳粹主义被消灭，而且左翼极权主义也在猖獗约半个世纪后悄然崩亡。那一个世纪的两段历史还是值得事后不断深思的，尽管已有的思考成果足以启迪后人。右左两翼极权主义的「最病态」应当为努力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人们所警惕暨批判：在右翼，「革命的终结」成为纳粹主义强权基本伦理即希特勒[一九三三]所言「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注十八】，还有（此前），「对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镇压」【注十九】；在左翼，以建构主义面目出现的极权统治虽无它的右翼那样残暴，但它最病态也即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伤害的是它的伪善，尽管在它的右翼那里同样有之。其状仍如彼特沃克所述：「（极权主义的）宣传从未能提供两个体系渴望获得的：只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公民。相反，它促进了伪善。」【注二十】
在当下中国，此种伪善有极多变种，除了华而不实的「密联」，还有责任的巧妙推托。后一项是任何一点尚有刷新政治愿望的人士及力量体系所忧惧的。最新鲜的例子莫过于统治集团最高监察机构对问责虚化的愤怒，它说「吼吼嗓子」、「摆摆架子」、「做做样子」是问责的普遍现象【注十一】。左翼极权主义在现实统治中虽然远非包括纳粹主义在内的广义法西斯那么暴烈，但是它也引进了不少法西斯政治因素。在中国政治现之中，从践踏普通社会成员权利与尊严的强拆到在网络上赤裸裸的打压，无不是之。作为衍生的新法西斯主义，其伪善性也伤害了统治体系本身，如有关「问责」的制度设置与政治收效之巨大差别。
结语：从「六•四运动」到「六•四精神」
「反对革命」实为反对政治改革仍然是庞大的新法西斯利益集团的共识。过来，以建构主义方法来规划民主社会情形的异议议力量也曾有「反对革命」（而力求改良）的战略设计，最终「新中国，旧社会」的顽强盘剥终于使此意识破灭，因此，从胡温政治晚期而至今日反腐新政，异议力量再也未提供何等版本的「万言书」而指出改革路径应当如何。时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七十周年，中国社会则面临着一场全新的反法西斯运动选择。这场运动未必（虽未完全排除）是街头政治表现，但它必然是规模广阔的权利诉求。
从政治伦理上看，公元前九世纪上半叶的国人精神顶峰表现源自历史，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六•四运动」及其精神源自现实。也因于后者，既得利益分支集团已有某种「预感」，他们才公开地在「改革关键年」里诋毁「六•四运动（精神）」而指斥它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广场革命、颜色革命，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假『革命』之名，以售其奸。中国在一九八九年就预演了一次。」【注二十二】然而，不管中国的新法西斯势力如何凭恃合法暴力来恐吓社会，它都无从理疗统治体系致命的内伤：其一是，「组织程序」的名义合法又由它产生出天文级别的非法利益【注二十三】，这加剧社会不公也「烧毁」了整个统治体系努力建构的国家形象；其二是全民资产（各级国企）经营上的个人性与所有上的公共性之矛盾，即如体制内学者所说的「全民所有到最后必然异化为个人所有」【注二十四】，这无非是个周厉王「专」山川林泽之「利」的最现实版本。
注释部分：
[一]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什迪•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上卷）》（汉译本，赵丰等译）第六十页（上下册统一页码）；赵等译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
[二]同[一]，第五百页。
[三]JEREMIAH（第三十四章第十一节）：But afterwards they turned round and took back the male and female slaves they had set free, and brought them into subjection as slaves.
[四]将或由Jeremiah及其他犹太先知一起写作KNIGS相比较，JEREMIAH显然是针对KINGS的一次重要构建。因为KINGS并未提到奴隶自由问题，而说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王而被攻击。
KINGS（下篇，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记录为：And in the ninth year of his reign, in the tenth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Nebuchadnezzar king of Babylon came with all his army against Jerusalem and laid siege to it. And they built siege works all round it.
[五]参见汪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前言〉（单另页码），第五页；汪钱注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
[六]参见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册），第一百〇八页（上下册统一页码）；陈校版本：岳麓出版社，一九九一。
[七]可参见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第三百九十八页（〈四书〉条目，第三百九十八至第三百九十九页，条目撰稿人：钟肇鹏）;张编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
[八]同[五]，第一百九十三页。
[九]同[五]，第一百一十二页。
[十]参见兰德尔•彼特沃克著《弯曲的脊梁》（汉译本，张洪译），第二百一十八页；张译版本：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
[十一]参见王玉哲著《中华远古史》，第七百二十三页；王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
[十二]参见杨宽著《西周史》，第八百四十一页；杨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
[十三]参见约翰•史蒂文森总编《彩色欧洲史，一千〇一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汉译本，董晓黎译），第二百一十七页（与上卷〈公元前二千五百至公元一千年〉统一页码）；董译版本：中国友谊出版社，二〇〇七。
[十四]参见路易•博洛尔著《政治的罪恶》（汉译本，蒋庆、王天成、李柏光、刘曙光译），〈原著者序〉第一页（全序，第一至第五页）；蒋王李刘译版本：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九。
[十五]参见威尔海姆•赖希著《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汉译本，张峰译），第二百九十一页；张译版本：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四。
[十六]同[十五]，第二百九十二页。
[十七]参见拙文《姑妄听我[三]：贪贿的效用最大化》，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十八]参见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兴亡史（上册）》（汉译本，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译），第三百〇一页（全三册统一页码）；董郑李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六。
[十九]同[十八]，第三百页。
[二十]同[十]，第二百二十一页。
[二十一]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五日转刊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文章《中纪委：有的地方在问责上有「凑数」嫌疑》（作者：杨诗琪）。
[二十二]参见《华夏时报》二〇一五年二月五日报道《孔丹：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道路派（三）》（记者：商灏）。
[二十三]参见拙文《迟到的新年献词：「组织程序」算个什么东西?》，同[十七]博客，二〇一五年一月二日。
[二十四]参见《搜狐•财经》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文章《新视角：王岐山剑指『共和国长子』你要知道三件事》（作者：马克）。
引言：不建构无文明
即便《吕氏春秋》是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文本，但它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一，其史料性为今日之民主政治建构提供了资源，深度开发也是一大富矿区；其二，相对于儒家意识形态，吕淮二书的多元化之本身价值以其有类于宗教建构（即如本文上篇所及的先知书地位）的作用，成为中华文明不朽的价值支点。由吕淮二书的先知作品性质而及人类文明中的诸种宗教的根本意义，可见宗教是最一般的建构。宗教建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无从证实亦无从证伪，此状之下，文明间的互相影响悄然发生。比如巴比伦宗教观点对希伯来宗教的影响，「个人宗教在巴比伦人中的出现对研究其后宗教发展史的学者特别具有意义，因为个人祈求上帝及宗教内省行为是犹太——基督教传的两个基本特征」【注一】。
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资本主义化与政治的全球化作为平行且意义不完全相同的两大体系在推进中，它们使得「文明冲突」此一建构学说特别具有影响，并且伊斯兰激进主义又恰好证明了「文明冲突」之事实。但是，历史事实是伊斯兰教的全新建构是基于它之前的基督教与犹太教建构的。其仍如拉尔夫等人研究成果所表明：「伊斯兰教与前二宗教最为相似的地方，在于其严格的一神教、强调个人道德和心存仁慈，以及依赖成文的以上帝的启示为基础的经书。」【注二】中华文明受到以上三种宗教的影响不明显，但仍与它们具有可通约性。其如「王司敬民，罔非天胤」之祭祀宣言，与「心存仁慈」的前三宗教教内的通行价值观之相似。当然，反抗暴政而争取自由民的权利在此四种文明中亦是可通约的基本价值。纵然不考虑反抗的运动与集体暴力形式，给予弱势阶层以自由，仍然是基督教那样一个严格等级制度里的一项基本价值。西底家（Zedekiah）王给予债务奴隶自由而又反悔【注三】，遭到上帝毫不宽容的惩罚。此虽是须像本文上篇那样去做细微史实考证的事情【注四】，但在建构意义上，它已经给了十二世纪英国大宪章运动那样或不成其为「运动」的社会构建以资源前置。
一、纯学术：基于《泰誓》的民本政治诠释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亦到处可见建构主义行为。比如说，不仅较晚的《孔丛子》有构建行为，就是庄子名下著作亦因后学添加内容较多而是建构主义文本，孔丘名下的《论语》亦有此状。至于远比《论语》地位重要得多的《尚书》体系，在孔丘编辑之后仍出现了西汉时代今文（伏生所传授）文本与古文（孔安国所呈献）文本。尽管由宋至清的著名儒学教义大家里面有人认为古文文本是伪作，如朱熹认为包括《泰誓》（文献基本排序是尚书•周书•泰誓，可简略前两者当中的一个）在内九篇文献属于孔安国伪造，因为《泰誓》等九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伏记得难底（的），至易记底（的）全记不得」【注五】，但作为「伪作」之一的《周书•泰誓》的天视天听源自民视民听之观念，最终形成了孟轲的民本主义政治两大主张之一（另一个是「诛一夫」）。在《孟子•万章》篇里，有云：「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注六】
现在，不管朱熹作为其时代的建构主义大师学术功底如何，特别是为何不考证《孟子》所记与《尚书》之关系，都说明民本主义政治在中国远古是具有宗教性质的政治道德资源。尽管朱熹有此学术瑕疵，但是其对四书的倾力注释则是儒学里划时代的贡献。此四书者，一《大学》，二《中庸》，三《论语》，四《孟子》，其中前两者是从礼记中析出的，按着当代孔丘研究学者结论看，「元代以后，《四书》及朱熹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张本，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教育。」【注七】围绕《尚书•泰誓》此一西周政治道德的开篇文献（在《周书》列第一位）的争论有重大的纯学术意义，于今看来，朱熹仓促舛谬的可能性较大。而在此篇之前是《微子》（倒第一）与《西伯戡黎》（倒第二），《微子》真伪存在争论，《西伯戡黎》无争议。在后者，政治报告人、商之贤臣祖伊引述民间舆论警告最高领导人要振作政治道德，从个人嗜好里走出来。其引自由民的抱怨言论是「天曷不降威」【注八】白话意义是「老天为什么还不灭掉殷商」。自由民此不惮身戮的说法依据于殷商开国的一篇政治誓词，其中成汤引述夏朝的民意，其舆论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注九】
纯学术考证之外，当然是实证政治学研究（观察）。在二十世纪晚期发生在左翼极权主义阵营的独裁政党失败、高压国家解体、腐朽社会崩散，在文明比较意义上，应当视为「予及汝皆亡」至「天曷不降威」的一种印证。更简白地说：一切极权主义其反动本质，归根倒底是违背了自己初始的建构主义理想。当然，由于其在不具备道德自新的机制，构建主义理想即便最初不完全是欺哄之策，最终也会沦为自我证实的骗局。政治骗局在意识宣传方面最为直观，其如彼特沃克所述：「它们要求宣传做的远多于它能做的。」【注十】
二、大暴动：言论事件背后的利益冲突
西周政治被孔丘视为到他为止的最优秀道德范本，然而，在他整理出来的被后世视为经典的《春秋》所涉历史时间之外，尚有大量的重大史实构成了西周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最重要事件就是第十位（倒数第三）君主周厉王姬胡时代的国人暴动，该次暴动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以至当今正统历史叙述都称之曰：「这次『国人暴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国人革命。」【注十一】在实证政治学角度看，它与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发生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的平民阶层颜色革命具有同样的意义。
晚于孔编《春秋》成书的《国语》，成书于战国时期（但确切时间仍待考证），它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在孔丘出生前整整二百九十年）的那起中国历史上最古典的「颜色革命」。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几乎原封不动地将《国语》当中的记载挪入，以当代知识产权观点衡之，司马迁的行为是一种抄袭无疑。在另一端，受益于《史记》的盛传而使「被抄袭者」《国语》更为后世所关注，至少「厉王止谤」事件与言论自由有关是稍有中国历史阅读经验的人所认可的常识。这个常识是非常了不起的建构，以致后世几乎忘了言论事件背后是利益冲突，也即周王朝城邦在福利制度方面不但无法满足自由民，相反，还靠负福利方式来维持政治续存。以史实来解析，由利益冲突引发言论指责更致言论事件导致的国都规模性街头政治，其并非姬胡本人及王室的过度消费，也不是佐政大臣贪婪，而是长期对外战争导致了城邦财政困难。因此，姬胡集团采取了国有（王有）化政策，把开放数百年的山川林泽收归王室所有。这无疑大大损害了自由民阶层的利益，他们爆发怨言也是正常反应。大规模街头政治的结果是姬胡被赶走，在周王朝治域内流亡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又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姬胡死在了流亡地。该次颜色革命在中国政治史上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词汇，是为「共和」。至二十世纪初期，该词由于孙中山革命而再度被中国人所关注，其影响以至今日。
关于「共和」的历史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史记》所云，是为周王室两大权重支系周召两家协商主政，而未及时确立新的王位继续人；其二是由西晋时代发现的古文献《竹书纪年》之考证延续下来的思路，认为是一位叫「共」的方伯（诸侯）在国人暴动自然平息后，因德行被立为共尊之主，即谓「共伯和摄行天子事」【注十二】。不管两种说法哪一个更接近史实，它都是日后历史建构的重要资源——从在秦朝已为广义化自由民的陈胜吴广发起推翻秦的大暴动，到在北宋盛期的李顺王小波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都具有深刻的历史合法性与伦理正当性。
三、坏统治：人类集体性精神疾病
《国语》的记述与《史记》的转录确立了中华文明中言论自由权利的超然性，因此，晚至清初之绝对血腥的镇压也未消灭之。至晚清，言论多元化情况之盛以致成为民国之建的「共和革命」之重大资源。还有洋洋大观的清末民初文人笔记既不同于野史又为正史所无法吸收，亦构成了中华史学之文化奇观。在建构主义视角下来比较，「厉王止谤」的失败暨自由民从中获得的权利，恰是三百多年后的春秋晚期鲁国名为「鹥」的自由民政治理想之历史资源；同样，发生于英国十三世纪初的「大宪章运动」当时影响并不算大，而是过了四百多年被一种新建构所利用，才形成不朽的文明影响。最初的状况不过是国王约翰在军事威胁与领主联合主教施压下，勉强在后两者拟就的文本上盖上了王印。盖完章后，它就「被束之高阁——约翰根本就没打算认真实施」【注十三】。
统观世界文明史，发生在公元前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最古典颜色革命，与发生在公元十三世纪的英国最古典权利运动，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也是人类自觉抵抗集体性精神疾病的杰出表现。之于人类这个物种来说，坏统治是最典型的集体性精神疾病，而有些种群则不幸地长期沦为「病人统治」之下。如此说法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对从洛博尔[一八九八]到赖希[一九四二]近半个世纪之非联续亦非相关研究的提炼与抽象。前者说：「千百年来，人类一直都在寻求自己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寻找到的统治者往往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刽子手、狂人、大盗、伪善者、破坏者、疯子、道德败坏者和邪恶传播者。」【注十四】后者说：「人类在生物学上是有病的」。【注十五】以及，「人类的生物病态的性格结构实际上是历史的权威主义过程的化石。它是在生物物理学上再生的群众压抑。」【注十六】。借助洛博尔与赖希的理论总结，以实证政治学视角来看，我坚决认为中国当代政治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是在病人统治之下」的情状【注十七】，幸好我们还有一份抵抗资产——「六•四事件」是两千八百三十年后的又一个国人精神高峰，尽管它未曾复现「流王于彘」的最古典「颜色革命」效果。
二十世纪的人类文明灾难是两场大规模集体性精神疾病的爆发无疑。所幸的是，最终它在有着强劲自疗能力的欧洲被遏止。不仅法西斯暨纳粹主义被消灭，而且左翼极权主义也在猖獗约半个世纪后悄然崩亡。那一个世纪的两段历史还是值得事后不断深思的，尽管已有的思考成果足以启迪后人。右左两翼极权主义的「最病态」应当为努力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人们所警惕暨批判：在右翼，「革命的终结」成为纳粹主义强权基本伦理即希特勒[一九三三]所言「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注十八】，还有（此前），「对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镇压」【注十九】；在左翼，以建构主义面目出现的极权统治虽无它的右翼那样残暴，但它最病态也即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伤害的是它的伪善，尽管在它的右翼那里同样有之。其状仍如彼特沃克所述：「（极权主义的）宣传从未能提供两个体系渴望获得的：只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公民。相反，它促进了伪善。」【注二十】
在当下中国，此种伪善有极多变种，除了华而不实的「密联」，还有责任的巧妙推托。后一项是任何一点尚有刷新政治愿望的人士及力量体系所忧惧的。最新鲜的例子莫过于统治集团最高监察机构对问责虚化的愤怒，它说「吼吼嗓子」、「摆摆架子」、「做做样子」是问责的普遍现象【注十一】。左翼极权主义在现实统治中虽然远非包括纳粹主义在内的广义法西斯那么暴烈，但是它也引进了不少法西斯政治因素。在中国政治现之中，从践踏普通社会成员权利与尊严的强拆到在网络上赤裸裸的打压，无不是之。作为衍生的新法西斯主义，其伪善性也伤害了统治体系本身，如有关「问责」的制度设置与政治收效之巨大差别。
结语：从「六•四运动」到「六•四精神」
「反对革命」实为反对政治改革仍然是庞大的新法西斯利益集团的共识。过来，以建构主义方法来规划民主社会情形的异议议力量也曾有「反对革命」（而力求改良）的战略设计，最终「新中国，旧社会」的顽强盘剥终于使此意识破灭，因此，从胡温政治晚期而至今日反腐新政，异议力量再也未提供何等版本的「万言书」而指出改革路径应当如何。时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七十周年，中国社会则面临着一场全新的反法西斯运动选择。这场运动未必（虽未完全排除）是街头政治表现，但它必然是规模广阔的权利诉求。
从政治伦理上看，公元前九世纪上半叶的国人精神顶峰表现源自历史，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六•四运动」及其精神源自现实。也因于后者，既得利益分支集团已有某种「预感」，他们才公开地在「改革关键年」里诋毁「六•四运动（精神）」而指斥它曰：「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广场革命、颜色革命，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假『革命』之名，以售其奸。中国在一九八九年就预演了一次。」【注二十二】然而，不管中国的新法西斯势力如何凭恃合法暴力来恐吓社会，它都无从理疗统治体系致命的内伤：其一是，「组织程序」的名义合法又由它产生出天文级别的非法利益【注二十三】，这加剧社会不公也「烧毁」了整个统治体系努力建构的国家形象；其二是全民资产（各级国企）经营上的个人性与所有上的公共性之矛盾，即如体制内学者所说的「全民所有到最后必然异化为个人所有」【注二十四】，这无非是个周厉王「专」山川林泽之「利」的最现实版本。
注释部分：
[一]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什迪•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上卷）》（汉译本，赵丰等译）第六十页（上下册统一页码）；赵等译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八。
[二]同[一]，第五百页。
[三]JEREMIAH（第三十四章第十一节）：But afterwards they turned round and took back the male and female slaves they had set free, and brought them into subjection as slaves.
[四]将或由Jeremiah及其他犹太先知一起写作KNIGS相比较，JEREMIAH显然是针对KINGS的一次重要构建。因为KINGS并未提到奴隶自由问题，而说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王而被攻击。
KINGS（下篇，第二十五章第一节）记录为：And in the ninth year of his reign, in the tenth month, on the tenth day of the month, Nebuchadnezzar king of Babylon came with all his army against Jerusalem and laid siege to it. And they built siege works all round it.
[五]参见汪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前言〉（单另页码），第五页；汪钱注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
[六]参见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册），第一百〇八页（上下册统一页码）；陈校版本：岳麓出版社，一九九一。
[七]可参见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第三百九十八页（〈四书〉条目，第三百九十八至第三百九十九页，条目撰稿人：钟肇鹏）;张编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
[八]同[五]，第一百九十三页。
[九]同[五]，第一百一十二页。
[十]参见兰德尔•彼特沃克著《弯曲的脊梁》（汉译本，张洪译），第二百一十八页；张译版本：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
[十一]参见王玉哲著《中华远古史》，第七百二十三页；王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
[十二]参见杨宽著《西周史》，第八百四十一页；杨著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三。
[十三]参见约翰•史蒂文森总编《彩色欧洲史，一千〇一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汉译本，董晓黎译），第二百一十七页（与上卷〈公元前二千五百至公元一千年〉统一页码）；董译版本：中国友谊出版社，二〇〇七。
[十四]参见路易•博洛尔著《政治的罪恶》（汉译本，蒋庆、王天成、李柏光、刘曙光译），〈原著者序〉第一页（全序，第一至第五页）；蒋王李刘译版本：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九。
[十五]参见威尔海姆•赖希著《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汉译本，张峰译），第二百九十一页；张译版本：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四。
[十六]同[十五]，第二百九十二页。
[十七]参见拙文《姑妄听我[三]：贪贿的效用最大化》，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十八]参见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兴亡史（上册）》（汉译本，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译），第三百〇一页（全三册统一页码）；董郑李译版本：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六。
[十九]同[十八]，第三百页。
[二十]同[十]，第二百二十一页。
[二十一]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五日转刊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文章《中纪委：有的地方在问责上有「凑数」嫌疑》（作者：杨诗琪）。
[二十二]参见《华夏时报》二〇一五年二月五日报道《孔丹：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道路派（三）》（记者：商灏）。
[二十三]参见拙文《迟到的新年献词：「组织程序」算个什么东西?》，同[十七]博客，二〇一五年一月二日。
[二十四]参见《搜狐•财经》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三日文章《新视角：王岐山剑指『共和国长子』你要知道三件事》（作者：马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