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良习惯和中国极权都是客观存在，在二者间建立因果关系则非常牵强。
会车开大灯、过年放鞭炮，这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是涉及到中国自由、民主、现代化的大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中国人素质、劣根性，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命运。中国不能自己演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通过明治维新变成列强，中国经历军阀混战，中国最后演变成极权国家，这些历史问题都能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找到答案。这种观点合乎逻辑的进一步结论自然是极权现状是普通中国人咎由自取，而且现状有合理性。
有意思的是，持党的“主流价值观”的人反而很少谈及素质论、国民性，虽然看不到他们公开的反对，也看不到他们支持、引用这些说法来为体制辩护。对素质论态度的区别主要集中于亲普世价值群体，说素质论区分了亲普世价值群体也不过分。常有自由主义标签明显的人对某些事——比如围攻韩寒——做一番中国人素质分析，随即上升到论述国家苦难的高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素质决定论。中国人都受过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论教育（对物的决定论的坚守或许是五毛不使用素质论的原因），与马克思的决定论相比，素质论更不需要论证，一个事实可以直接关联到另一个事实，其相似性足以支撑因果关系，一些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巫术般的力量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势，而解决了素质问题也就能解决中国现代化、民主化的问题，这种观点最鸡汤的表达莫过于“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人便是什么。你内心光明的时候，中国便不再黑暗。”
国民性研究在殖民时代被当做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差距的解释之一，民国知识分子也有不少认同这种理论，或者从其着作中能够明显看到这种理论的影响。但二战后这类说法在西方已经很少见，并非因为政治不正确，而是其已经被证伪。中国人的不良习惯和中国极权的制度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二者间建立因果关系则非常牵强。极权的源头与中国毫无关系，极权的建立依赖的是远比随地吐痰恶劣的征服行为，国民性在其中毫无权重可言。就我个人而言，对极权建立看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都来自各种档案，尤其是苏联方面的资料，它们比任何理论都清晰。但为什么国民性这样被证伪的理论还是常常凌驾于真实的史料之上？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转到坚守国民性概念的人的自我定位，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扮演着民国知识分子启蒙者的角色。既然要启蒙，势必要找到启蒙的对像并树立启蒙的伟大作用，而国民性、素质论能够既能提供启蒙的对象，又能提供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拿掉国民性、素质论，无论是启蒙者的自我定位还是启蒙本身都会崩塌。为此，在一些人口中，部分普通人的行为变成国民性这样的整体概念，国民性又与极权制度的存续建立联系，其论断的跳跃比之打小人巫术毫不逊色。
介绍推广普世价值观并不为过，扮演知识的传播者甚至生产者的角色已经足够，非要当个启蒙者就免不了把话语体系建立在错误之上，而在网络时代，这显得非常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