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习近平在视察江苏农村时，提出了“四个全面”的口号，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春节之后第一个工作日，执政党党刊《人民日报》，便推出一系列评论员文章来阐释“四个全面”，并将之吹捧为“执政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与两年多来中国执政党不断重复的“中国梦”相比，党内秀才为习近平拼凑出来的“四个全面”的提法，显然要更接近于共产党的规范政治语境。按照中国官方的解释，“四个全面”的提出，使得“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
可以想像，在下一次修改新党章的时候，“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治国理念”会作为习近平的理论贡献，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一道，正式被安放进中国共产党的“神龛”，供所有的官员们顶礼膜拜。执政两年，习近平终于开始在执政党的所谓理论发展道路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
说实话，习近平的“四个全面”不过是治国理政的四个方面。这个提法的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具体政策含义，哪一个执政党都可套用。“建设小康”是一个目标口号，邓小平以后，历届领导人一直沿用这个口号。“全面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也历来作为达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保障。与以往不同的是，习近平加上了“全面”二字。但是，这两个字的政策宣示也并不清晰。
例如，对于全面改革，中国社会向来没有统一的理解。除了那些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们，希望回到经济全面国有和政治中央集权的僵死制度之外，社会上对所谓的“改革”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当权派的解释，那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尽量利用市场的力量，使得中国能够克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困境，延续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格局。
另一种解释，则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改革，尤其要认同和接受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普世价值，通过民主和法治来限制官员权力、消除社会不公，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从发展中受益。无论是实质还是形式，这后一种改革观都要比前一种的改革观深刻全面得多，但是它确被官方视为“邪门歪道”。可见，单是从一个“全面改革”的空洞概念，根本无法定义清晰的改革路线。
至于对所谓的“依法治国”更是分歧显著。政府要求的依法治国，其实并非现代社会的“法治”观，而是在帝王时代都能为某些君主们接受的“法制”观。法治的精髓是将任何政党、任何统治者的至高无上地位铲除掉，具体落实在中国，就是要废除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不变的领导地位；而“法制”不过是当局立法、释法，小民遵法、听命。“依法治国”究竟应该遵循哪一种路线？
提不出清晰明确的治国理念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执政者的不真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敢明说，而对老百姓们需要的他们又不愿意做。于是，便模糊其辞来掩盖不真诚。第二个原因是当今统治者眼界不开阔。他们不懂得、也不愿意接受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只会在那些祖宗留下的陈腐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修修补补，落得个越修补越含糊，在政策宣示的清晰度上，一代不如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