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江泽民政治的信号

政论片《大国崛起》虽然不能与当年影响了几代人（上有省者而下有悟者）的《河殇》相比，但它毕竟是自《河殇》之后一部品位最好的政论片。就其整体哲学根底来论，《大国崛起》是新黑格尔主义作品。新黑格尔主义主张国家权力优于个体权利，它导致法西斯政治已经为世界哲学界所公认。但之于《大国崛起》，倘无此明显意图。它所谈的国家内部利益整合即协调各个阶层利益，确乎高于江泽民的“什么都能代表”的大忽窿式政治无知。换言之，可以把它视为是解构江泽民政治的一个信号。按中共传统的“路线斗争”图式来看，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拨乱反正的信号。至于什么为“正”，尚有待讨论。

是“正”到传统的中央集权那里去呢，还是“正”到为中国政治真正现代化铺路那里去，现在尚无法下判语。

            江泽民时代：中央道德权威荡然无存

江泽民时代给胡温新政留下了巨大的政治债务，如无发展的增长（这是胡温着力调控经济的根本之所），又比如对法轮功采取的惩罚过度（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对法轮功问题只字未提而有意软化局面）。而如此巨大的政治债务形成，实在是江泽民十三年之政治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的“核心”，最后不得不选择“以腐败换团结”的操作路径。本来，后邓时代的中央权威面临伦理考验，所谓“放乱收死”是也；江泽民之出乃中下之材治国，中央权威已经荡然无存。

但现实政治中，中央权威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民主最发达的美利坚还是“松散型”的英联邦国家，关键是：这个权威能否道德化，即中央权威要生产的制度产品应该是道德化的，而不能按一个利益集团的想法办，以至于最终无人对政策后果负责。举个最小的例子：1990年代初期实行过自行车统一打号政策，公安系统收了约2亿多元的打号费；到后来，打号政策不再执行，并且打号后自行车丢得更多；最后没人问这个政策是怎样出台的，也没人问那2亿多费用的去向。在制度经济学中，这叫“政策向制度收费”，通俗的说：错误的政策不得纠正，结果只能是国家制度承担政治成本。更通俗地说，公安系统是强行从公民手中抢夺了2亿元钱，这2亿钱实际上是与老百姓骂共产党互为成本的。

江时代无力考虑“政策向制度收费”问题，且对道德主张进行反制，如其痛击法轮功之“真、善、忍”（实际上邓时代就提出过“真、善、美”），最终导致全民性道德失序，中央的道德化制度生产也等于破产了。时谚云：“毛泽东领着一伙子穷光蛋，邓小平领着一伙子贪污犯，江泽民领着一伙子下三烂。”

中国古语有云：“昏官之害胜于贪官，因其涂狼籍，终无转智之机。”坦言之：邓小平时代的贪官多少还做些实事，而江泽民时代的贪官几乎毫无例外地是“昏贪合体”。试比较北京的陈希同与河北的程维高，便知一二：尽管前者被处重刑而后者仍享副部级待遇，但要放在百姓里面公论，陈希同的形象要比程维高的形象好多了；但是，限于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尚无人敢出来做此主张。许多关于陈希同已得保外的消息，不过“风闻”而已。

晦涩的寓意：应当有人出来向人民道歉

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虽有针对异议的政治威胁含义，但更大的成份是针对中共高层权力体系的。他对江泽民时代的道德纠偏也许在下下一届（17大）任内都无法完成，但是由此而企盼的中央权威重塑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成了必然的选项。观察家并不能因为《大国崛起》是胡温新政主张中央权威重建的诠释，就认为这是篇“青词”之颂。《大国崛起》在德意志部分深刻地反省了德国非民主崛起的世界性后果——两次世界大战，在哲学反思上，这叫“启蒙的罪恶”，尽管《大国崛起》几乎没能表达其哲学底蕴。

大国崛起，特别是旧帝国复位（于地缘政治及国际社会）应当具有深刻的理智，并且要加上领导人的个人道德胸怀，比如《大国崛起》中提及德国与波兰和解的钥节即勃兰特之跪。中国在地缘政治中，与日本关系最不相谐，日本没有勃兰特，固然为东方传统所致，而中国主动宽容日本则成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战略选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由于经济体积迅速膨胀且军力增长，让美国最不放心，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成为美国可接受的伙伴。另一方面，除非美国突然崩溃（如恐怖主义的大规模袭击），中国才有成为“世界之王”的可能。然而，世界正在发生非常重大的转变，如果“民主同盟”一旦形成，那么雅尔塔体制将无任何残值可折。此时，中国政治并没民主化，那么这个大国的崛起只能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例外”。富有但无真正的道德感召力，强大但国民对政治制度高度冷漠。作为生活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我当然不乐见此种情状，并且更盼中国出现一个道德化的权力秩序，循序渐进接受民主宪政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于是，不揣“一蠡之陋”而测“观外之海”，可以说：如果《大国崛起》确实表达了一套渐进民主的整体思路，那么它真地是一部可以留誉于史的政论片。也就是说：虽未堪《河殇》，犹可作煌论！

对于勃兰特之跪，则有国内政治诠释：中国没负有德国那样的国际政治债务，但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的确是欠对人民一跪的！尽管这并不一定要求这个党的领袖跪下来，但是必须要有对国民的郑重道歉。

明年，2007年，是反右50年，应该有执政党的领袖出来道歉；大后年，2009年，是六四20年、镇压法轮功10年，应该有执政党的领袖出来道歉，表达明确的和解愿望与悔过自新的意向。

只有国家内部的和谐即如《大国崛起》所力欲表达的兼顾各阶层利益的真诚愿望和实际政治抉择，一个大国才能真正崛起。否则的话，即使崛起了又与国民何干？

2006年12月13日写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