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两会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柳斌杰透露，人大正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内有望提交审议。这就意味着，在今后3年内，我国首部新闻立法有望进入正式立法程序，甚至有可能呱呱坠地。
这是一则比较靠谱的消息，因爲柳斌杰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曾经研究、起草过中国大陆的第一部《新闻法》，只可惜因“六四”事件而功败垂成。现在似乎只是旧话重提，由柳斌杰“爆料”，有着某种权威性。 很多人不敢相信中共会制定《新闻法》，以保障中国的新闻自由。比如知名新闻传播学者展江教授，既对全国人大起草新闻法的消息表示欢迎，又强调“这部法律不能匆匆忙忙制定出来”。因爲制定《新闻法》需要广泛社会共识，既要体现民意，又要官方能接受。如果勿勿弄出来，就有可能是单方面的意志，最终不过是将“党管新闻”合法化。新闻法事关自由，是保障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属于国家基本法。美国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构成了美国新闻法的基石性原则。共产党的先知与精神领袖马克思，也坚决主张新闻自由，他有两句名言，一是“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爲泡影”，二是“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签署出版法令，承诺新闻自由：“一旦新制度确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1949年之前，中共也是主张新闻自由的，但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中共不讲新闻自由了，而强调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都属于“党的新闻事业”。党一向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党在野时很穷，但报纸是要办的，而且要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出版发行。毛泽东呼吁国民党“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爲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多年以后，他总结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既然重视舆论，也就高度警惕舆论。1955年，针对作家胡风公开反对“舆论一律”，毛泽东亲自撰写了《驳“舆论一律”》，强调对不听话的反对派就是要实行“舆论一律”，“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而且要对乱说乱动的人绳之以法。长期以来，党实行“党管新闻”，媒体都成了“党的喉舌”，一切由党来当家，党管人管钱管事。所谓“管”，日常是以党委、宣传部打招呼和下禁令来实现的。据一家新闻集团粗略统计，2007年一年，他们接到各种指令、招呼3700多条，平均每天10条以上。党管新闻的结果，一是把媒体管死了，二是党的宣传官员大搞权力寻租，三是保护了党内腐败分子，四是使很多商人都兑化成了无良商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政治解冻期，首先是全国人大主张制定《新闻法》，其次是当时的中宣部也有意推动。1984年5月，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新闻法研究室”，1985年啓动起草工作。研究室组织了一些相关讨论，形成一些意见，如新闻法的指导思想、新闻法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报刊创办、新闻检查制度等。并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可惜此次新闻立法最后无疾而终。据当年参与其中的人士回忆，原来是当时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不赞成出台《新闻法》。此后还有人一再提出要制定新闻法，但党对此已毫无兴趣，中宣部一位主管新闻的副部长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西方国家也不是都有新闻法嘛！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更权威的反对意见，来自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陈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现在世易时移，中国也要制定《新闻法》了，但既然“党管一切”，自然也要继续“党管新闻”。苏联东欧垮台以来，党一直强调总结党垮台的经验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教训就是，党放松了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制定《新闻法》，肯定不是想替自己掘墓，则党管宣传的原则不会动摇。《新闻法》，理应是“保障性立法”，而非“限制性立法”。但由党领导制定这样一部法律，很可能就是要让宣传部的禁令和要求披上“依法”的外衣。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