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3月16日發出電文稱，2015年3月15日，徐才厚因膀胱癌終末期，全身多發轉移，多器官功能衰竭，醫治無效在醫院死亡。
徐才厚是誰，電文沒有交代，它假設全國人民都知道。但除非官媒將自己的市場限定在中國國內，否則不交代徐才厚的身份就是錯誤的。美國時任總統肯尼迪、里根在美國身份不言自吧，但當他們遇刺時，媒體都稱呼他們的職銜，甚至稱呼他們全名。如果徐才厚沒有身份，官媒又何以要報道他的死亡呢？不過真正不同尋常的，是官媒描述徐才厚之死為「死亡」。死亡的確是一個明確無誤的事實，但把它用在一名前黨和國家、軍隊的高級領導人身上，要麼顯得無禮，要麼泄露了心中的仇恨。這種仇恨，很可能只是一種政治戾氣，它不是反思制度，而一味歸咎於個人。中國黨和國家的高官，在發布死訊時存在一種「修辭待遇」，那就是「逝世」之說，而且是「不幸逝世」。內部有甚麼文件規定，我們無從得知。但從經驗事實分析，應當是副部級以上、離休老幹部死後，訃告上都可以名之曰「逝世」。中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等副國級以上領導人，死亡一向享此待遇。比如鄧力群今年2月10日病故，官媒網站報道「原中宣部部長鄧力群於北京逝世，享年100歲」。後來因為「死亡修辭」不要錢，於是擴大了使用範圍，離休老紅軍、老八路等不論職務高低，死時都號稱「逝世」。原因可能是，國務院、中組部等歷年出台文件，讓一些老革命、老幹部、老同志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令計劃百歲高壽的老父離休前本是副處級，現在正享受著副部級醫療待遇。這種待遇往往又被擴展，由醫療而旁及其他，既然「死亡修辭」不花錢，自然能用則用了。這種「死亡修辭」，應該是一種「中國特色」，在現代國家中，現在除了中國，再也找不到別的同好了。在美國報紙、書籍上，人死就是died(死)了，總統和平民是一樣的，沒有因人而異的說法。里根死於2004年6月5日， 其夫人南茜發表聲明稱：「My family and I would like the world to know that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has died after 10 years of Alzheimer’s disease at 93 years of age. We appreciate everyone’s prayers.」（我的家人和我想讓世界知道，里根總統已經死於罹患10年的阿爾茨海默氏症，享年93歲。）前教皇保羅二世的死，大家也稱之為died。倒是中國媒體報道時，非說他們「逝世」不可。也許有以為中國的死亡修辭學具有階級性、意識形態色彩，這絕對是誤解。如果說「逝世」具有無產階級屬性，那應該工人農民也可適用，但實際上他們與此待遇完全無緣。反倒是美國總統、羅馬教皇這種「資產階級的總頭子」，被中國官方強加了「逝世」的修辭待遇。也就是說，「死亡修辭」顯然與意識形態無關。如果我們追溯「死亡修辭」的歷史，就可以發現，這種修辭學實際上屬於一種中國特色的封建主義等級制度傳統。據《禮記‧曲禮下》記載，古代禮制規定：「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不祿，庶人曰死。」所謂「崩」也者，是天塌山倒的意思，象徵天子死生的極端重要性。但據專家結合《左傳》等古代典籍研究，證實古人描述死亡時並不嚴格遵循禮制，除天子之死援例稱「崩」外，其他各階級人物的死既有按禮曰薨曰卒的，也有不拘一格名之曰「死」的。倒是到了當代中國，死亡修辭學得到極端強調，每有黨和國家領導人死亡，言必稱「逝世」，天下媒體孰敢曰「死」。不僅要修辭到位，遇到大人物死亡，央視主播要穿緇衣，向全中國播哀樂，造成一種天地同悲的氣氛。最高領導人一死，還要製造一種天下縞素、神州同哭的景象。今日中國，沒人會相信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還是「無產階級」，其「死亡修辭」待遇與意識形態無關，而只與權勢有關。誰權勢熏天，誰就連死都跟人民不一樣。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教師就在課堂上講「赫魯曉夫歸西」、「蔣介石一命嗚呼」云云，認為這是一種極高明的語言技巧。1975年蔣介石於在台病故，當時官媒電稿說：「台北消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中國人民的公敵蔣介石，四月五日在台灣病死。」而很多報紙的標題是：「蔣介石死了」。不過世易時移，現在大陸媒體也不這樣「死亡修辭」敵國以及台灣領導人了。稱徐才厚「死亡」，固然是回到了死的事實本身，但畢竟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逝世」的參照，所以這個用詞仍然飽蘸著感情，屬於「死亡修辭」的範疇。名之曰「死亡」很客觀，字面上無一骯髒字眼，但咒罵卻在其中矣，政治寓意已經溢於言表。其言外之意是說，一個平民之死無足輕重，而徐才厚今日就落得如此下場。問題是，將徐才厚與平民的死相提並論，難道說平民的「死亡」是一件卑鄙無恥、可悲可恨的事？此將置平民於何地？在今日文明世界，所有人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無論你是一名教皇、總統還是一個窮人。中國偏要在人的死亡上弄出森嚴等級來，使之高度政治化，並以「死亡修辭」以及喪儀的等差來呈現之，此足證當代中國政治的封建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