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兩會前，中國政壇頻傳政變謠言。深知中國傳統專制政治和共產黨權力鬥爭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層正在發生殘酷的權力鬥爭。即使這些傳言是假的，也是政治鬥爭中故意釋放的信息。這類信息的釋放本身就是權爭白熱化和殊死化的徵兆。考慮到中國極權政治體制和目前存在的社會矛盾危機，權爭激化會迫使爭鬥者採取政變方式整肅對手，結果是打開封閉體制，並有可能提供政治轉型機遇。中國政壇正在醞釀一場風暴。

 

　　起自習作為但源自中國政治危機

 

　　就表面看，中國目前這場政治風暴起自習近平反腐導致的官場地震。自二○一二年底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一整套重整中國的施政規劃。這一規劃的立意是通過精心佈局的頂層設計和實施，重新打造一個新的文化、制度和社會，徹底全面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這一方案體現在前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深化改革的方案和去年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依法治國」的方案中。在習近平的方案中，反腐雖然不是最重要的要素，但卻是推行方案的主要手段。通過反腐，習近平要重洗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任核心在他繼位前二十多年中建立的人事佈局。如果這一佈局繼續存在，習近平無法通過正常的程序運作實施他的重整河山的規劃。因為江胡兩朝的佈局不僅是主要問題的人事根源，而且掣肘到無法做事。不論習近平反腐之初是否有底線，但最終導致與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人事格局全面碰撞衝突，將黨內權爭帶入不死不休的境地。

 

　　早在習近平接任之初，中國政治研究院的討論會上就有專家指出，習近平要想實現大抱負必須進行政變。所謂政變，就是以實力非程序地改變人事佈局。不過，雖然此次中國政壇風暴起自習近平的反腐，但即使習近平不反腐，中國也會最終出現政治風暴。機制、方式和後果會很不同，因為中國政治風暴的根源是鄧小平的建國方略必然導致的危機。鄧小平糾正毛澤東失誤，以威權黨國暴力維持穩定、保改革促發展，造就高度集中的權力，為腐敗和濫用暴力提供條件。到胡錦濤交接權力前夕，朝野都知道一場危機正逼近中國。圍繞如何解決危機中國各種力量空前活躍。各個地區、領域和層面的社會衝突和政治鬥爭日趨激烈。習近平接管中共核心後，如果接受江胡的權力格局和施政架構，危機必然以大規模社會騷亂引發政治革命的方式爆發。習近平不甘心這樣的結果，想以紅色理念大規模改革，解決問題，化解危機。這樣，與既定的權力格局和利益結構發生嚴重衝突，一步步被逼向攤牌。

 

　　民眾支持成為未來政局演變關鍵

 

　　為了徹底解決問題，習近平需要重洗人事格局，而重洗人事格局必須跳出程序，這是習近平設立一系列領導小組和反腐的主要原因。通過這些小組和反腐以及以野戰軍特種兵替代中央警衛部隊，習近平建立了一個凌駕於黨國之上的權威。習近平是通過集權反腐，中國權力結構中決定政局走向最關鍵的運行都已經不再按照正常程序了。

 

　　習近平反腐必然遇到官僚集團的強勢反彈。最近有關政變的傳聞雖然更該是習近平製造理由主動出擊清除異己，但政變反撲習近平的勢力、機制和可能都存在。在與黨政官僚集團發生衝突後，習近平會如何選擇，將是中國未來政局走向關鍵和重要看點。一種方式是繼續目前的非程序運作和集權反腐。且不說會遇到各種消極或積極的程序化抵制，導致執政能力削弱，引發經濟和社會危機。過去兩年我們可以看到，每當有重大慶典或例行協商時，習近平都會讓步或退卻。最嚴重的是黨和國家的權力機關的大會，可能會推翻習近平的決定。這是習近平在此次「兩會」前以查處政變為由清洗中央警衛局的可能動機，這樣才能確保兩會不翻車。

 

　　另一種解決正當性的方式就是尋求民意的支持。現代國家的政變、改革和革命能夠最終成功的都是在民意的基礎上修改程序和制度。然而，尋求民意支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把自己打造成民粹領袖，另一種方式就是在民意的支持下改組國家憲政結構，建立新的制度化權力中心和運作程序，替代舊的程序和權力機制。後者往往是憲政或民主的程序。二十世紀建立威權或極權政體的政治變革都循第一種模式。目前，習近平也有這種傾向。如果習近平採取這種模式與威權政體攤牌，雖然可能暫時贏得權爭，但可能會給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帶來更大的損失。因為這類民粹主義的超級領袖領導的運動，往往會滑向反理性、反制度和反人性的方向。這種運作還很難成功。即使毛澤東發動文革建立超級人氣民粹領袖，還是在死後最終敗給官僚集團。現在中國現代化程度更高，正常的制度管理社會和官僚集團更加不可或缺。

 

　　人類政治史上真正建立起長治久安、公正有效的制度方式，是通過憲政民主重建合法性基礎。循這種方式，習近平只要利用這些暫時的小組再一次性通過一些制度設施，使得民意可以經常合法參與決策和制約就可以了。他的壓力不會很大，他可以利用短暫的非程序運作的時間和有限空間，建立今後長期得到民意支持的程序。這些程序最重要的是提供渠道讓公眾參與聽證、決策、監督和制約。

 

　　民主化的前景與困境

 

　　除非習近平繼續目前的東廠特務反腐模式建立新威權，不論他採取何種政變方式尋求民意支持，都給中國政體變革帶來變局，也都給憲政民主帶來機遇。按照民粹主義的運動模式重建合法性是不穩定的。民粹主義的運動會顛覆物質、制度和文化的建設性事業，還會危及超級人氣的強人地位，最終會被結束。這一過程各種力量都有機會建立替代民粹主義的強人政治的機會。如果習近平採取制度化模式建立民意基礎，那麼最直接便利並且能得到朝野和中外支持的就是憲政民主的程序。

 

　　許多人對現代憲政民主程序不理解，總是高估利益集團對憲政民主的阻撓意志，低估憲政民主的可能性。其實，憲政民主不過是爭權奪利的規則。在利益博弈中建立的憲政民主才是穩定可靠的制度化程序，才有可行性。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者有個共識，民主化更多的是權勢集團在博弈中為擴大自己的利益和減少損失而採取的行動策略。權爭死鬥常常將權勢者逼到最初從沒想過的選擇方向。

 

　　中國不是沒有民主化機遇，而是主要的參與者缺乏必要的知識和心態。這裡最缺乏的就是對民主化的真實機制的認知和應對必然伴隨民主化機遇而出現的亂局。民主化不是簡單純粹的理念實現，而是權力和利益博弈中逐步引進的規則。民主化是在亂局和風險中探索建立新的規則的嘗試。

 

（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