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倡导和解的话语模式

为什么我们要倡导和解的理念，为什么我们要在看起来没有和解可能的时代放大和解的声音？

大家知道，中国缺乏和解的传统。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帝王思想，一般来讲是不存在妥协与和解的可能。两方相争，不打劝架的，这是一个常识，但是在中国这种缺乏和解传统的国家，劝架的往往也被划为敌人。例如中国现当代历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大冤家，曾经有过两次合作，但是最终以分裂和内战而告终，毛泽东羽翼渐丰之后就对国民党“宜当剩勇追穷寇”，不仅不跟国民党和解，还对出来劝架的民主党派等中间力量打得鼻青脸肿。

但是，中国的未来真的没有和解的可能，只能走以暴易暴走革命的道路？我看未必会是这样。我想在座的诸位，居多对革命这个词没什么好感，如果大家反对革命，实际上就是在内心渴望或支持妥协与和解，以降低我们这个国家政治转型的代价。

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非白人统治当局和黑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自杀式爆炸和暗杀频频发生。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先生提出和解的呼吁，并且提出很多具体办法逐步化解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歧视和仇恨。图图大主教的和解诉求，既得不到当时掌握国家政治机器的白人统治当局的回应，也得不到羽翼渐丰的“民族之矛”解放战士的理解。

但是，图图大主教以基督教作为支点，撬动了黑人和白人的心灵，并最终实现了双方停火，并最终走向全面的政治和解。南非政治和解的成功成为后来一些出现重大政治危机的国家借鉴的重要范例，塞拉利昂、北爱尔兰、印度尼西亚、南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相继从激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复仇中走出来，成功地实现了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南非这些国家的政治对抗不知道要比中国的朝野对抗要严重多少倍，最后不还是走向和解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要我们想做敢做，朝和解这个方向努力，肯定会有些结果。

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态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应该不会否认，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推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向后极权时代的开始。在这个后极权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推行的阶级灭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中共决策尽管仍显僵硬，但是开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邓小平执政之后开启了不少政治平反工作，这实际上是官方主动和民间和解的重要行动。这些政治平反行动，缓解了共产党和民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某种程度上重新赢得民间对共产党的希望和信任。

有不少人这样认为，胡锦涛时代比江泽民时代更糟糕，我不太赞同这样的判断。89天安门血案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统治彻底破产，中央高层文件几乎没有再提及共产主义这个原教旨概念，中共的统治合法性丧失殆尽，只有靠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连带来维持统治。这样的话，中共对体制外反对运动的态度和行为，也都是非常利益化的，存在着比毛泽东时代更大的弹性。后极权时代的统治策略越来越精致化，但是大家在感觉空间很小的同时还是做成了不少事情。

就在昨天，这次部分与会的成员被阻止在机场或关外，大家看到中共决策僵硬或误判的一面，但是大家不知道是否注意到，大部分人畅通无阻地来到这次开会现场。另外，大家还可以注意到，这次与会的杭州记者昝爱宗先生，不久前曾经被中国海洋报开除，但是现在他又去了中国交通报这样的体制内媒体任职；还有准备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赵岩，在刑满释放之后不久仍然回到纽约时报上班，而且在今年两会期间拿着记者证去人民大会堂采访两会。

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中共实际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弹性。例如，大家都认为，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比较严重，一方面我们看到局部收紧的事实，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这样事实的存在：1978年以来几乎没有判处一个政治犯死刑，就是被抓的反对派人士往往有几个共同特点：言论或行为比较激烈的，有组织化苗头的，还有就是有些比较强硬的地方治安当局制造的一些案件，如杭州的吕耿松案就是由于杭州地方当局有打压反对人士的传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提请大家注意：一些和警方打交道比较多的维权人士、反对运动人士的共同经验是，警察为了完成对他们的监控和跟踪，总是以自己是从事这份工作的，只是听命于上级，否则饭碗不保为由，也是从利益为诉求点，很少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压制。

还有这次大家都很关注的西藏问题，一个月之前，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共会和达赖和谈，但是这次突然表示开启接触和商谈，这个举动让整个世界都很惊讶。虽然和谈是否会有实质性进展尚待观察，但是毕竟说明中共不是木头疙瘩，面对全球一致性的压力，开始有了点相对灵活的反应。要是在毛泽东时代，肯定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以上我想说明的是，后极权时代统治的精致化趋势，决定了体制外的政治表达和政治行动也应当精致化。首先，反对运动价值观需要多元化，如果全部是激烈的反对的声音，体制内的温和派就不敢回应，更不敢与民间在某种程度、某些空间展开互动。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在朝野之间建设一种新的力量提出一些新的诉求，那就是中间力量的存在和寻求和解的诉求，并持续地将“和解”这一概念注入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使之成为一个常规的公共话题，成为一种国家政治活动的常态。应该有一部分人把北爱尔兰、南非等国家的和解经验引用到中国大陆，扮演一个调停者和劝架者的角色，减少社会转型的震荡和代价。

和解这个概念和思路，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也不是和解智库的首创，早在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时，就有陈子明、周舵等知识界提出和解这个诉求。当时有三个重要的和解政治理念表达的文本，如：刘晓波、周舵起草的《6？2绝食宣言》；《经济学周报》在6月4号的评论《中国需要平心静气》，署名是陈非；第三个是陈子明给《经济学周报》起草的一篇社论稿，叫《以妥协求共识以理解求团结》，但没有来得及发表，《经济学周报》就被封门了。

总之，无论中国未来局势如何变化，海内外各政治派别终究要坐下来在圆桌上解决分歧。这一政治文明的到来不会久远，而准备工作必须从现在开始。“中国和解智库”就是迎合这种时代需求而搭建的一个言论平台。

和解话语模式的表达实践

中国和解智库这个言论平台搭建一年多以来，不断地尝试用和解的话语模式来进行政治表达。我们试图用最温和的、建设性的政治话语，做具有对话意图的政治建言，不断地就新近发生的政治事件表达政治性建言。通过一年多以来的政治表达尝试，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和解话语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试图超越朝野双方，用更宏大的政治视野观察当下的政治事件。所以，对于我们认为执政党正确的做法我们往往会给以正面评价，对其我们认为错误的做法我们也会给与不客气的批评。我们试图从中立的立场提出各种建设性意见，当然，我们不断释放的善意和建言到目前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他们现在可能不听，有些人还根本听不懂，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听得懂，也得听。将来等到民间力量壮大社会矛盾激化、甚至民间有报复性行动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和解理念的可贵，就会承认走这条路是不错的选择。

由于和解智库秉承理性、建设性的立场和和解的价值原则，得到一些中共内部退休高干的认同和支持，近期，有朱厚泽（中共中央宣传部前部长、前贵州省委书记），李普（新华社前副社长）、杜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前干事长、退休教授）、于浩成（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前社长、总编辑）、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法人代表、理事长）等成为和解智库的顾问。所以不排除中共内部也会有很多开明派和温和派会赞同和解这一政治理念，因为我们相信，除了中共内部一些冥顽不化者，没有人会相信红色江山万万年，中国的政治转型迟早要发生。中共主动和解，转型的代价就会小得多；和解到来越迟，中共将来付出的代价越大，转型正义的实现手段可能会越残酷。如果中共仍然不正视和解的这个问题，不排除中共执政集团羽翼之下的数千万家庭亲人会遭遇更为激烈的政治报复。

民间已经开始了自我反省

3月29日，由中国和解智库发起，20多名华人学者在北京举行的“冲突与和解”主题研讨会。本次会议探讨了“政治和解”在中国大陆的可行性、必要性和操作路径。与会人员多数认同和倡导对话、妥协、宽容等“和解”的价值理念，也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和解的现实条件尚未成熟。

座谈会涉及多种议题，包括国际社会的政治和解经验；中国政治和解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台海新局势下两岸和解的可能性；中共执政历史上的政治和解经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解理念资源；当下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和化解模式；中国在野政治力量和执政党之间的政治博弈；公民社会政治动员能力复苏与资源整合模式等。

这个会议有三个重要的指标

这是国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第一次就和解这个议题公开地进行专题研讨。

刘晓波首次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民间是弱势群体，但是并不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这个观念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我们认为，这是民间开始自身反思的重要标志。指望执政党反思难，指望民间反思更难。民间反思是和解的开始，民间敢于自我否定，对自己百分之一的错误做百分之百的检讨，这样就是给执政党做示范、做表率，如果民间很善于自身建设，对自己的错误也进行充分检讨，将会也给执政党自我反思自我批评提供了道德上的空间。

范亚峰首次提出来“非暴力合作”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得到与会者多数认同。他在会上表示，甘地理念在中国过程中，存在一个本土化消化不良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没有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政权的独特性，我们要追求和执政党的良性互动，是合作博弈，而不是不合作博弈。周舵也在回应时表示，主要是不少年轻人在提这个口号，实际上“非暴力不合作”确实有被边缘化的问题，把不同背景下印度在追求它的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一个策略简单地带用到中国，这是食洋不化。印度人要赶走的是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我们现在不是要赶走一个异族的异己的政府，而是要和现有的执政党寻求一个双赢的局面，和解共生的局面，所以简单套用是不对的。

关于和解理念的传播，最后我引用丘岳首先生的一句话：“我们从来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这是一条最好、唯一的路。我们知道全方位的抗争、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激烈的批评等均是需要的，也希望其他反抗模式卓有成效”。另外，我想补充的一点是：过去以反对和批评的姿态问政的比较多，姿态总地来讲比较单一，所以旧有的话语模式需要转型，那就是增加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和解话语模式，使得体制外的发言多元化，言论上的理性和自律或许能够更大程度地拓展言论自由的空间。

（注：相对于原讲稿略有修改。）

2008年5月1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