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来中国新领导最吸引眼球的政绩是反腐败。两年来打出了几十只省、部、军级以上的大老虎，以及数以千计的县、市、处级的小苍蝇。毛、邓、江、胡不想做或没有能力做到的事，习近平正在做，而且做得热烈，紧张，镇定，有秩序，有成果，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中，我听到的，口碑甚好。
但是哈佛大学的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教授担心其中可能有大风险。他的逆耳之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值得重视。
马若德先生不是不赞成反腐败。问题是用“打老虎拍苍蝇”那种办法，反得了中国的腐败吗？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除了那些无所作为的以外，为了维护江山的稳定，个个都是既打老虎也拍苍蝇的践行者。特别是明朝，从太祖开国到崇祯覆亡，决心不可说不大，手段不可说不狠，对腐败分子连“剥皮揎草”之类的极刑都用尽了，但是，没有一个皇帝能够遏制得住，更不要说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了。赫赫大明如今安在哉！
腐败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社会的必然产物。又要维持这种制度，又要杜绝这一制度繁衍出来的有机物，是不可能的。
现在淋漓尽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中国特色的腐败，就是举国奉行邓小平教导的结果。
邓小平是把“发展”说成“硬道理”的第一人，可是大跃进本来就是毛泽东原创的中国梦。大跃进需要引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引擎，企图靠它实现大跃进，进而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失败了。超英赶美失败了。以毛为主帅、以邓小平为副帅的第一战役——大炼钢铁一败涂地，没有攀上年产1070万吨钢的高峰，倒饿死了至少三千万同胞，尽管党史至今不敢承认这一反人类的罪孽。
在向“翻两番”进军的战斗中，阶级斗争那架引擎不应该再用了。必须有新的引擎。本来，如果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公平公正公开的引擎是有可能出现和完善的。但邓小平用六四镇压果断地一举扼杀了政治改革。
为了避免“死路一条”，邓小平在强化党权的大前提下放活经济，结果当然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到处盛行。当局把这种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竞争叫做“市场经济”，其实它只是“官场经济”，“权力经济”，“党领导的经济”的变种，至多只能算“半吊子市场经济”。诚然，这半吊子引擎也比阶级斗争好使。在凭借全球最丰富最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力资源的优势下，它在实现“中国崛起”奇迹的同时，创造了中国腐败的奇迹。
腐败是中国现行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二十多年（堪称一代人）的适应，已经可以用“头上长疮，脚底流脓”来打比方。当年彭德怀元帅批评浮夸之风吹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今天应该说，腐败之风有过之无不及。有人用浪漫主义打比方，“体无完肤，国无净土”，应该不算太夸张。
有研究者推测中国的老虎加苍蝇至少是一支数以百万计的腐败大军。有研究者估算光是核查腐败的“存量”，就需要举全国之力，至少办它一百年的案。（试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腐败案，立案一年，人已病死，尚未提起公诉，可见办案之难。）如果从今以后什么都不干了，聚全国之力，办腐败之案，那么，也许坎坎能对腐败的“存量”作一清理；但是“增量”怎么办，又堆积成山了。
能不能搞“选择性”反腐呢，比方说，只反敌我矛盾之腐败，不反人民内部之腐败？说得堂皇点，叫做“区别两类矛盾”；说白了，就是想反就反，不想反就包庇，随心所欲，打几场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混战。那是儿戏，不可取。
可不可以宣布反腐败到此为止呢？那是祸国殃民。须知反腐败是当前全国民望所归，鸣金收兵势必丧尽民心。“上马容易下马难”，乃是反腐败的规律，好比中国象棋中的“卒”，过了河就没有回头路了。
打老虎拍苍蝇不是反腐败的主路。它孕育着现实的风险。中国反腐败的主体建设工程，应该是在阳光下，以公民社会为主体，遵循宪政民主的规范，建立公平公正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这不是万能的，但迄今为止，相对而言，是比较有效、比较稳健、风险比较小，比较靠得住的建设工程。
何去何从，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就中也将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否获得新的活力，即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