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4年组建人民行动党到2011年辞去内阁资政职务，李光耀主宰了新加坡政坛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实现了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目前，新加坡的人均收入达到5万多美元，位居世界前列。它的犯罪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如果仅仅如此，“新加坡模式”成功了，但如今的新加坡并不承认这个模式。这个模式毕竟是威权和专制下的产物。但中国却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光耀和“新加坡模式”情有独钟。
流亡学者何清涟为美国之音写道：中国官方将“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成功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一直为中国培训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称为中国“海外党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唯一公开声称需要学习的国家。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评论文章说，“新加坡经济的巨大成功和稳定社会成为新一代政治家们的榜样国家，他们都热衷将自由市场取得的繁荣和对企业大加扶持的经济模式与一党专制的舒适性相结合。”
一位网友评论说，“大家不要被官方的‘中国人民老朋友’称号欺骗了！李光耀是坚定的反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人。新加坡是威权+民主国家，我们却不是！！！”
李光耀不仅坚决反共，而且对儒家文化并不热情，李光耀对邓小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新加坡的中国和台湾情结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特稿：剪不断理还乱 李光耀的中国情结
李光耀是新加坡开国总理，同时也是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的父亲。他曾任该国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李光耀祖籍广东梅州，从血统上看，他是纯正华人，但从教育上看则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而新加坡也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建立的国家。
李光耀一生推崇儒家文化，曾30多次到访中国，因此，他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是少有的能有机会与这五代中国领导人会面的外国领导人。包括在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李光耀共访华33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1年与到访的李光耀会晤时曾对他说：“李光耀先生，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受敬重的前辈和长者，中新关系的新方奠基人和掌舵人。至今您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推动中新关系的发展，我对此表示由衷的感动和钦佩。我们不会忘记您对中新关系所做的重要贡献。”
李光耀评毛泽东
1969年，李光耀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其时，尼克松或许在心中已经有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的考虑，所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关注，但是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实在无法理解，所以他问李光耀：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光耀回答道：“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正如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彻底消灭过去一样，毛泽东也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图在瓷砖镶嵌著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画面又会重新浮现。毛泽东只有一生一世，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足以抹掉4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传统、文学和文化。哪怕所有书籍都烧光，俗语、谚语还是会继续活在人民的记忆中。他注定要失败。”
1976年5月10日至23日，李光耀率团首次访华。当时，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下放，出面接待的是新任总理华国锋。
当时毛泽东主席年事已高且多病缠身，因此会见来访国宾均不作预先安排，而是临时视情况而定。5月12日，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突然通知李光耀，说毛主席将会见他。这令李光耀感到意外欣喜。因为当时毛泽东会见来访外宾，被视为是对客人的最高礼遇。
礼宾车队来到中南海毛的住处。毛泽东身穿浅灰色中山装，靠坐在客厅正面的沙发上，见李光耀进来，由张玉凤和护士长扶起来与其握手。
毛泽东身体虚弱，说话含糊，吐字不清，加之浓重的湖南口音，众人很难听懂，需由张玉凤用普通话提高了嗓门逐句重复。有几次张玉凤也不得不在纸上写几个大字，请毛主席确认无误后，再由冀朝铸译成英语。
这场仅持续了一刻钟的会见纯属礼节性的，没有太多的实质内容。用李光耀的话说，只不过是中方表达了对新加坡代表团的善意和重视。
但这次简短的会见给李光耀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若干年后他还回忆道，毛泽东当时已83岁高龄，无论是精神或者体力都很虚弱，已不像中国新闻媒体描绘的“神采奕奕”的样子了。但他看到的仍是领导过长征，坚持抗日游击战，打败国民党军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人。
李光耀的第一次访华，所到之处不多，接触民众受限，但淡释了李光耀对中国的政治疑虑，回国后就放宽了公民旅华限制，允许60岁以上的人可以访华旅游观光。他的用意在于，让新加坡的华人到中国看看，会更热爱新加坡。
李光耀谈邓小平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此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加坡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邓小平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
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度尼西亚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
李光耀后来回忆那次会晤时还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的广播。”
胡温执政时期，李光耀曾被问及他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看法。在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亚洲领导者峰会的一个主题会议上，李光耀透露，之前他在会见美国总统府幕僚时，曾被问及美国应把中国视为朋友还是敌人。
他的回答是：“目前而言，两者都不是。”他随即补充说，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跟美国打交道的将是不同背景的中国领袖。
他说：“现任中国领导层是最后一批受苏联时代影响的领导人。（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他们的第一外语是俄语；但是年轻一辈领袖，尤其是市级领导，他们的第一外语则是英语。”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假设政治建制跟目前偏离不远，当你跟中国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会面时，他们都会十分了解你在讲什么。他们在谈判时与你讲中文，但是坐下和你一起喝咖啡或吃饭时却可以跟你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们很可能是从英国、欧洲或美国的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或博士，这对 （外国）将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挑战。”
谈到中共新的总书记习近平时，李光耀说：“他是个沉稳的人，这并非是说他不会跟你谈论事情，我的意思是他不会出卖他的喜爱与厌恶，或许你说了一些让他感到不快的话，他也只会经常挂上一张笑脸。他的灵魂部分坚硬如铁。”
制衡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代来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增强。由美国金融业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但重创了美国经济实体，也因为殃及世界各国，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而世界其他新经济体的崛起，如中国、印度、巴西，都意味着国际大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崛起令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感到不安，这也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2009年10月28日李光耀警告美国，称其若不继续参与亚洲事务，平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将可能失去全球领导地位。
时年86岁的李光耀在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获颁终身成就奖仪式上说，如今中国已崛起为亚洲无可匹敌的力量，美国应当维持亚洲地区的平衡。
“如果美国没有意识到亚太地区是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心而失去了在这里的经济优势或是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力，它就会失去其世界范围的领导地位。”
他说，未来拥有了航空母舰的中国远洋海军“不仅限于阻止外国势力介入台海冲突”那么简单，因此他告诫日本和印度等周边国家应当提高警惕。
对于今后的地区形势，李光耀认为无论日本还是印度都没有能力抗衡中国。从担任总理的时候起他就一直主张；要想维持东亚的稳定，“必须保持日美中三方的平衡”。
李光耀在华盛顿演讲时明确指出，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和最终的市场，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可是无论面对什么挑战，美国必须继续维持作为太平洋地区的超级强国，以便保护其核心利益；如果不持续与亚太区域保持接触，其在世界的角色将被削弱。
由于李光耀的华裔身份，他的讲话也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强烈不满。不少中国网民抱怨“把他们当华人，他们却不把中国人当自己人”。也有网民说：“李光耀说出西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者们的心里话，唯恐中国崛起对他们的既有利益造成损害。”
但新加坡媒体在其网站发布文章指出，李光耀针对美国理应扮演亚太区主导角色的评论，被部分中国媒体解读为警告美国必须牵制中国崛起。当地媒体认为，这是中国媒体的“另类解读”。
预言中国
李光耀2013年90大寿时，新加坡媒体以出版新书《李光耀观天下》志庆。李光耀在书中把中国放在第一章，足见他的重视。在书中，他对现今中国有几点有趣的观察：
（1）中国有自己5000年来的文化与历史，相信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国绝不可能发展为一个西方概念下的民主国家，“中国有自己的方式”。中国会小心、逐步地进行改革，包括党内民主。
（2）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会继续“低调地”强大起来，使影响力提升，但必要时也会展现力量。
（3）讲到西太平洋局势，李认为中美两国在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已经开始，并将延续到21世纪后中叶。
在当年出版的另一部新书《李光耀：一个大师对中国、美国和全世界的深思》中，李光耀预言“中国将最终在GDP会超越美国，但中国的创新能力可能永远比不上美国，因为中国的文化本来就不容许思想和意见自由的交流”。
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李光耀相信“中国不会拥有一个自由民主制度，假如它有，它必将垮台，如果你相信中国会出现某种方式的民主革命，你就错了”。
他说，为了达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会尝试所有一切的方法，但绝对不会尝试一人一票多党制的民主制度”，因为共产党相信只有垄断权力，才可维持国家稳定，它一直害怕中央的权力会流落到地方省份。
亚洲价值
李光耀统治新加坡50年，他引以为豪的治国方针“亚洲价值”，主要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控制，以求达到社会稳定，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再用财富改善社会，以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李光耀统治新加坡50年，他引为治国方针的“亚洲价值”，主要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控制，以求达到社会稳定，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再用财富改善社会，以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在这个模式下，被现代社会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在新加坡得不到发展。
从这一点上看，李光耀与邓小平有惊人相似之处。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包括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全都出现在邓小平治下的中国。
邓小平镇压民运，政治上加紧控制，但在经济上则放松，创造出口型经济，又引进外资，发展本土工商业，为中国经济打下起飞的基础，这些都可说是亚洲价值的成果。
李光耀和邓小平都是务实主义者，现代化是首要目标，全力追求GDP，将新加坡和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变为第一世界国家。
目前来看，亚洲价值仍是中、新两国执政者的主导思想，看不到会有任何改变。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报道：台湾政府称感念李光耀对两岸和平贡献
台湾政府通过行政院对李光耀的过世表示“哀痛”，并说其永远感念李光耀对台星关系与两岸和平的贡献。
台湾行政院说，从新加坡1965年建国以来，李光耀在促进台星关系发展方面就扮演着关键的领导角色，并说他同时也致力于促进两岸交流，是1993年第一次两岸汪辜会谈在新加坡召开的重要推手。
行政院说李光耀“生平朴实无华，律己甚严，为新加坡立下良好典范”，并说李光耀的过世使＂国际社会因此失去一名智者，我国更失去了一位挚友＂。
对生前曾多次访台，与担任总统的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都见过面的李光耀，台湾政府通过外交部说＂李前资政与中华民国关系密切，长期支持我国及两岸和平发展，共访华逾25次，对我国相当熟悉与友好＂。
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后不久即与台湾讨论军事合作，双方自1975年正式开启由台湾代训新加坡军队步兵与炮兵等的＂星光演习＂，迄今仍持续进行。
除了政府单位外，国民党也说李光耀为该党多年来挚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称李光耀“是人们口中看见未来的先驱”。
朱立伦称李光耀是自由民主和平等普世价值的维护者，这位取代马英九的新任国民党主席并说他两度访问新加坡，李光耀的理念与实践给予他很大的启发。
虽然国民党与其执政的台湾政府盛赞李光耀在两岸间的角色，但新加坡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份的立场在台湾并非受到普遍欢迎。
在民进党执政的2004年间，当时外交部长陈唐山在一个接见民众的不公开场合上，批评新加坡当时在联合国发言反对台湾独立是在奉承讨好中国。
对于李光耀的过世，在野的民进党则说其向李光耀家人、新加坡政府与人民致上哀悼。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李光耀是当代杰出政治家，他的卓越领导让新加坡成为一个不凡国家，尽管他与世长辞，他的努力与贡献将会为后人所记忆。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报道：中国官方及网民对李光耀评价不一
中国国家领导人纷纷发出唁电，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逝世表示哀悼，而不少中国网民对他则有不同评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唁电中则称赞说，李光耀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推开了中新友好合作大门，他为中新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必将载入史册。
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期间曾33次访问中国，包括1976年5月首次访华时与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会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形容李光耀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也是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
官媒报道
与此同时，中国各大媒体包括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也纷纷把李光耀逝世的消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
中央电视台通过官方微博称，李光耀在中美之间生存有道，并提出了“亚洲价值观”。
而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也发表图辑，回顾李光耀这位“新加坡国父”的一生。
至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更在网上就如何看待李光耀创造的新加坡发展模式进行读者民意调查，而在本文截稿时，表示认同有关模式的读者占56%，而不认同的也高达44%.
网民评论
不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对李光耀的评价则并非如官媒那样一面倒的正面。
其中一位网友形容李光耀是“黄皮白心的新加坡人，玩弄大国平衡的高手”。
新浪微博认证为“作家崔成浩”的网友留言说：“李光耀走了，余晖仍照耀着新加坡。长子李显龙任新加坡总理，儿媳何晶任新加坡最大财阀淡马锡总裁，次子李显扬任新加坡电信CEO、新加坡民航局主席……看来，家族政治确有成功范例。”
网友“司马平邦”则表示：“李光耀死了，就像任何一外国政治强人一样，又因他是华人，治理一个华人国家，所有又让人觉得他死得与众不同；似乎，不管怎样世界有这么一个华人国家比没有对中国有利，但此人生前实在干了些对中国不利的事。”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李光耀死了，有人以是否反华来评判，有人以是否专制来评判，有人以国家是否富强来评判，有人以是否法制来评判，有人以是否清廉来评判。各种评判说明评判并不唯一了，是一种进步。”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报道：台湾前外长钱复：李光耀穿梭两岸为中华民族
周一（23日）清晨过世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前资政李光耀曾经在两岸关系的突破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为何要那么积极地介入两岸的事务呢？
台湾前外交部长、与李光耀认识40多年的钱复先生向BBC中文网表示，就他认为，李光耀是出于“中华民族”的关系而来往两岸之间。
他介绍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李光耀认为中共开放了，而台湾在两岸问题上也转向弹性务实发展，因此李光耀积极地在两岸之间穿梭。
但是钱复也表示，就他所知虽然当时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与李光耀也有相当好的交情，但是邓小平本身就有对台湾联络的渠道，不见得是靠李光耀传话。
本身利益
李光耀的外交政策被看成是“务实主义”，钱复说，他在两岸之间折冲，也为新加坡取得好处，以中国为例，最出名的就是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而台湾方面就是1970年代开始、训练新加坡军队的“星光计划”。
新加坡在独立初期建立武装力量的时候，就曾经请求台湾派出人员协助，台湾也“乐于协助”。
不过，到了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执政之后，李光耀与他的关系就远不如蒋经国。钱复说，李光耀和蒋经国的关系是“无话不谈”，而李光耀访台的次数则是20余次，是访问台湾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
钱复形容李光耀对两岸的关系采取所谓的“等距”。新加坡一直到1990年年底才与中国建交，但是先前就算和台湾在经济、文化、军事上关系密切，也从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根据李光耀的自传的说法，他向来的态度就是在印度尼西亚没有与中国建交之前，新加坡不会与中国建交，以此避免当时对共产党有敌意、对华人有疑虑的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继续敌视新加坡。
两岸之间的所谓突破，新加坡起码扮演了开路的角色，因为两岸第一次“破冰”的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正甫与中国海协会主席汪道涵的会谈，就是在新加坡举行。
不过此后，新加坡在两岸关系上的重要性就大不如前，原本新加坡提议两岸和新加坡共同出资成立航运公司，也未被接受，李光耀曾经形容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不支持台湾独立
李光耀最为中国欣赏的是他深信台湾独立不会成功，所以他和邓小平以后的各任中国领导人都有相当不错的往来。
在台湾这一边，李光耀的待遇完全不同，李登辉后期，双边的关系有明显恶化的情况，钱复说这是因为“两位领导人的个性都比较坚强”的缘故。
到了民进党的陈水扁执政时，虽然时任副总理的现任总理李显龙突然访问台湾，但是后来因为新加坡明确不支持台独，令台湾当时的外长陈唐山以“粗俗”的字眼形容新加坡，似乎关系降到了冰点。
到最近几年，台湾和新加坡的关系才出现了回暖的迹象，李光耀于2011年再次造访了台湾，只不过两岸之间已经建立了正式的沟通与联络体制，新加坡在两岸之间使力、挥洒的空间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报道：李光耀建立的台星之间“公开秘密”
新加坡和台湾之间从未有正式邦交，但是关系依旧密切，尤其是在台湾训练新加坡军队几十年来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新加坡建国初期，照李光耀的说法是“强敌环伺”，周边的国家都对这个以华人为多数的蕞尔小国怀有深深的敌意。
强敌环伺
刚过世的李光耀曾经在其回忆录中叙述了新加坡在1965年建国的时候，面临外来的威胁，当时李光耀就在私下向台湾求助。
虽然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没有把其中原委详细说明，但是一般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是以印尼为首的穆斯林国家认为二战期间组织共产党游击队的都是华人，所以当时的看法就是把华人与共产党游击队画上等号。
李光耀强调自己是坚决反共，也认为需要组织一支武装部队来保卫新加坡，在英美都拒绝协助的情况之下，李光耀便向同样坚称自己坚决反共的台湾蒋介石政府寻求协助。
据称当时蒋介石仍在位，故而提出了建交的要求，但是为新加坡所拒绝，事情就放缓了下来，要到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之后，条件才有所松动。
台湾最早是从部队中挑选出身星马的华侨、然后办理退伍，转到新加坡担任高级军官，例如新加坡首任空军司令就是在怡保出生的刘景泉。
1975年，新加坡正式和台湾达成协议，开始了“星光计划”，新加坡的部队到台湾演练山地作战、寒带作战以及炮兵训练等等。
1970、1980年代在军中服役的台湾男子，大多都看过与台湾制式不同、颜色也略微不一样的新加坡军车，这些军车上有青天白日徽、但是也用白色油漆写着“本车左行”的字样。
低调、不外露
受训的新加坡部队穿着的是台湾军队的制服，使用的兵器却不是台湾的制式装备，不过他们非常低调，很少与外界接触，但是也曾经发生违纪事件，险些造成尴尬。
台湾和新加坡的军事交流其实并非单向，据说台湾当年就是通过新加坡向以色列购买了天使舰对舰导弹，后来台湾也和以色列建立了不外露的合作关系。
至于新加坡和以色列是如何建立关系的，根据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新加坡建国时急需外力协助建军，当时就是以色列秘密地协助新加坡成立了装甲部队。
而台湾媒体也有报道说，当年台湾与沙特阿拉伯关系良好，而亟思拉拢穆斯林国家的新加坡也通过台湾和沙特建立了关系。
除此之外，在公元两千年台湾民进党执政之前，新加坡一直是台湾在东南亚重要的军事、情报合作伙伴。
民进党执政初期，双方也还保持不错的关系，但是2004年，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突然访问台湾，引起中国强烈抗议，李显龙随后强调新加坡不支持台湾独立，引发了民进党政府强烈反应，新加坡曾经一度禁止台湾的远航敦睦舰队循例在新加坡靠岸。
2008年，国民党的马英九赢得大选，夺回政权，重新回到以前蒋经国时代对新加坡的做法。
在后李光耀时代来临之时，未来台湾与新加坡是否还能维持良好的关系，将会是台湾外交的一大考验。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报道：观察：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吗？
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出的唁电中表示，“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这一评价也引起了各方的评论。
的确，李光耀作为新加坡一代领导人，从1976年至2015年间先后到访中国33次，而且是含有的与五代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曾经面对面交流的国际政治家。
事实上，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早在其任职福建省时期就曾先后四次访问新加坡。此外，根据资料显示，2007年习近平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他接见的第一位外宾也正是李光耀。
因此，如果从这一切来看，似乎形容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或者“中国政府的老朋友”也不为过。
与蒋经国私交甚笃
不过，不少人也注意到李光耀在身为新加坡总理期间曾经坚持，一定要新加坡成为东盟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结果新加坡也坚守这一承诺，一直等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成为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盟成员国。
与此同时，李光耀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共者，他曾经公开表示，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且还先后和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及韩国大谈“要提防中国”，并要求美国多多参与亚洲军事事务，以抑制中国的发展。
此外，在与中国领导人密切接触的同时，李光耀也一直与台湾官方打得火热。新加坡更长期派出大批军人在台湾接受军事训练。而李光耀与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的私交甚笃。据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引述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回忆说，李光耀当年经常到台湾度假，而且蒋经国曾亲自到机场迎接。
还有报道称，李光耀当年每次到访台湾时都会与蒋经国闭门密谈几个小时，交换彼此对中国的看法。而在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时，李光耀还史无前例地亲自率领新加坡全体阁员前赴台北致哀。
此外，李登辉当年接任台湾总统后首次出访的国家也是新加坡，这一切都反映出新加坡与台湾之间的极为密切的关系。
担忧“中国崛起”
李光耀在格拉汉姆阿莉森等人所著新书《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中也明确表达了他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他说，“亚洲很多中小国家很担忧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他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
此外，李光耀还说：“中国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当我们做的事惹其不高兴时，他们就会说你让13亿人民不高兴了，请搞清自己的位置。”
李光耀在这本书中还预测中国的GDP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但其创造力永远无法与美匹敌，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中国也不会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革命，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除了多党制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
中国网友评论
不少中国网友纷纷在微博上留言，对于中国官方给予李光耀“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评发表评论。
一位网友说，“看到新闻里说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就笑了。”
另一位网友表示，“大家不要被官方的‘中国人民老朋友’称号欺骗了！李光耀是坚定的反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人。新加坡是威权+民主国家，我们却不是！！！”
还有一位网友则认为，其实李光耀的新加坡外交只是一种“务实外交”而已，“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些时候又令我们心情复杂。李光耀的新加坡外交渗透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这一现实主义理念，支持各大国介入东亚地区事务并维持竞争关系。”
或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李光耀死后，不光是习近平形容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台湾总统府称其是“坚实的友人”。
▲美国之音（VOA）3月25日发表学者何清涟评论：漫谈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辞世，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轮对“新加坡模式”的口诛笔伐。很少有人关注到：新加坡早就否认“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最近一次否定是今年2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等在美国华府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中说：“根本没有所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许多政策都是李光耀及他的团队因时制宜一路创造出来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务实的治国理念已深植制度之中”。
中国践履“新加坡经验”引发的爱与恨
自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曾被中国官媒体称之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城市国家，转而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一直对新加坡经验情有独钟，对其发展经济及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始终未有间断。诸多改革的重要举措，比如最开始建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特区，与外资合资合作等等，都与学习新加坡经验有关。到后来，中国官方将“新加坡模式”概括为“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党独大的威权政体成功引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典范。一直为中国培训官员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被称为中国“海外党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国官方唯一公开声称需要学习的国家。
出于对专制的痛恨，加上新加坡的媒体管制严苛在亚洲仅次于北韩与中国，在全世界四大华人为主的国家与地区当中，新加坡以“有民主无自由”著称，而且其民主还被批评为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选举游戏，当新加坡被中共奉为学习楷模后，已有中国人将新加坡骂为“世界上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也许是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痛恨“新加坡模式”有所了解，新加坡开始否定“新加坡模式”的存在。2013年3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媒体人赵灵敏的评论《中国学不了新加坡》，其中有段著名的话：“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
新加坡出口导向型经验在中国的实践
再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长达30多年，任内创造了经济奇迹。他取得如此经济成就，是依靠他本人与其团队的务实精神，根据本国的环境条件，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了适当的经济政策，配合社会保障政策，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建国之初的60年代，新加坡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出口导向型的电子行业及配套的金融服务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当四小龙中的其他三小龙相继衰落时，新加坡另找他途，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当技术优势不再、新加坡看准了各国富人有避税的需要，制订了相应的资本政策，吸引各国富人定居新加坡，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税；二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自2008年2月开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遗产税；三是制订相关的银行保密法，保障富人的权益。这套制度利差政策让新加坡成了世界富豪云集之地，例如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爱德华·多萨维林，出生于中国的影星巩俐等人。《2012亚太财富报告》称，亚洲的“流动富豪”（一半时间在国外度过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选新加坡作为海外定居地。
邓小平对李光耀颇为心仪，学习新加坡经济起飞的经验，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邓辞世之后，中国成为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并辉煌了十年。与新加坡不同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起飞之际建成了花园城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因其过度透支环境生态与劳工生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当辉煌逝去之后，中国既没有积累技术优势，劳工也依然穷困，大好河山水陆空立体污染，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与新加坡以低税与人居环境好吸引了世界富豪这一趋势相反，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流国，富豪外流原因，依次为担心政治风险、避免环境污染、让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等。
新加坡与中国的政治社会距离：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次之。新加坡实行威权政治，但不象中共一样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即把自身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相结合。如果说日本的特点是制度移植（这一点得益于战后美国强制在日本推行宪政），那么新加坡是“制度创新”，用威权主义手段将一个前身是殖民地的相对落后社会管理得秩序井然。对日本，中国当然不想学习，因为学习就意味着认输；印度民主被中国人评为质量低劣；台湾的民主被官方宣传成“太乱”。中国朝廷的态度是，我们不学欧美，但学习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经验。但几十年学下来，还是“心向往之，却不能至”。
学习新加坡经验时，中国官方一直半心半意。新加坡经验除了官方概括的“威权政治＋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中国语焉不详的“完善的法治”。中国对威权政治情有独钟，希望建立一种“温和的独裁”：“开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变成“政府强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垄断国家资源并实行集规则制订者、裁判者与参赛者三位一体的政府管制。新加坡赖以摆脱华人社会人治传统的力量是法治，这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政治遗产，但恰好是这点，中国当朝者并不看重，忽略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法治框架，代之以中国的依法治国。法治的本质是法律之上无权威，中国的“依法治国”则规定由党来领导并规范。
新加坡近于严苛的法律（包括羞辱为主的鞭刑），小至对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处罚，大至对生产伪劣产品与违约的重罚，曾让新加坡的主体居民华人非常难受，但正是这种高惩罚法治“罚”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如果说日本社会秩序井然是政府管理（他律）与国民自我约束（自律）相结合的结果，那么新加坡的社会秩序在早期就是强权管制的结果。后来因为教育以及人口的代际进步，新加坡早已进入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良治状态。
如同中国统治者只想要权力，却不想尽政治责任，因而官员普遍腐败一样，中国国民至今在权利与责任二者关系上也只想要权利，对尽责任这点还未做好准备。至今为止，中国的小城镇的卫生状况非常糟糕，中国人根本无法接受乱扔垃圾要坐牢、交高额罚金这种可怕情景，黄浦江漂满死猪的恶性公共卫生灾难也曾发生。就以制造产品而言，中国人都想从商家买到优质产品，但生产时却都偏好偷工减料，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山寨大国”，连食品生产都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结构，最后中国人只好跑遍全世界淘买外国生产的合格奶粉。我一直怀疑，中国人谈起“新加坡模式”没多少好感，除了痛恨独裁、不满新闻管制之外，还可能包含不喜欢这种重罚为主的他律，随意吐痰与乱扔垃圾、肆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生产伪劣产品要受重罚，一定会被视为一种“暴政”（中国人也同样不会理解美国渔夫因3条红石斑鱼坐牢30天）。因此，生活于严重污染及种种欺诈之中的中国人，虽然常常自嘲“中国象一个肮脏的大猪圈”，但似乎更讨厌新加坡这个“全世界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猪圈”。
综上所述，只能说，在几十年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人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与其说是基于了解而产生的恨，还不如说是将对本国政府的恨移情于“新加坡模式”。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6日报道：台湾来鸿：台湾眼中的李光耀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的过世，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从政府到民间人们纷纷表达了对李光耀的评价。
不同的台湾政府单位对李光耀一致推崇，行政院说他生平朴实无华，律己甚严，为新加坡立下良好典范。外交部则说李光耀的执政期间治国有方，奠定新加坡经济、教育、廉政、社会福利等各项基础，使星国成为人民富足，政府廉能的国家。
执政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说李光耀是自由、民主、和平等普世价值的维护者，并说他留下丰富的政治遗产弥足珍贵，“值得我们持续探索与学习”。
除了政府机构外民间也通过网络表达了看法。比如台湾雅虎新闻网站上的一项民调列举了李光耀在世时推动的多项知名政策，并问网民最希望那个政策在台湾实施。
虽然居住问题近年来在台湾曾是民调的民怨榜首，但在此一网络民调中，在台湾经常被拿来作为理想模范的新加坡的组屋制度仅居第二，参与民调者最希望引进台湾的是新加坡的鞭刑制度。
该民调列举出的政策包括鞭刑制度（严刑峻法）、住者有其屋（社会住宅）、英汉双语、公积金（退休金制度）、癈水回收、菁英教育等等，除前两项外其它获得青睐者有限。
“权威式民主”
网络民调在一些专家看来没有传统民调那种科学性，不过从希望引进鞭刑的网民留言来看，至少符合台湾死刑议题那种一面倒的声音：人们强烈主张犯罪者必须被施以严厉惩罚。
李光耀生前推动的鞭刑，就与其对民主不适用于亚洲的著名看法一样存在争议。在他过世后在台湾知名网络论坛PTT上出现一则对民主的“问卦”及另一名网民的答卦，在网络上被广泛的转贴。
提出问卦的网民显然认同李光耀的看法。这名网民称台湾的民主是“牺牲经济、种族对立、心理满是仇恨”，他举出新加坡三十年来人均所得的增长，同时宣称台湾人均所得倒退，是民主的代价。
在八十年代同时与新加坡被列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眼下经济形势引起许多民众的不满。不过实际数据并非这名问卦网民宣称的那样，台湾过去三十年来人均所得增长虽逊于新加坡但并未倒退，经济学家认为最大问题在于分配的恶化。
这名问卦网民并举出广受民间支持的当红政治人物台北市长柯文哲。他称柯文哲模式是“偏权威式民主，并称柯文哲无谓民主，执行力与效率比一堆政治人物强多了，”时常河蟹的蓝绿让我觉得权威式民主比较适合台湾“。
这则“问卦”令我想起了过去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随机采访过的一个选民，及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看法。当时这名选民说他觉得蓝绿一样烂，他真正期待的是台湾能选出一个像李光耀的领袖。
虽然台湾近年并无针对人们愿意选择威权或民主一类的民意调查，但从中研院一项对台湾历届总统的长期民调来看，蒋经国历年来在民调中都稳居第一。
独立自主
这则论坛上的问卦之所以在网络，特别是在支持太阳花运动者间被广泛推荐转贴，并不是因为问卦者对威权的向往，而是因为另一名网民对其问卦的回答。
这名网民的“答卦”说，部份人认为李光耀带来繁荣和稳定，并且归功于他的独裁，这显得相当有说服力，而他则以贫困处女看到一个美丽妓女提名牌包的自惭形秽来比喻这种羡慕关系。
这名网民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从来就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短处，而没有学别人的缺点，阉割自己的长处，李光耀没有告诉你的是“独立自主有多么爽”。
他说新加坡的富有在于独立自主。正因为独立自主，李光耀得以游走于中国与台湾之间攫取新加坡的最大利益，他能与蒋经国对谈，让中华民国替新加坡建置军队，他能和邓小平握手，在苏州成立工业园区。
其答卦并说到李光耀因为新加坡独立自主“他才能真正开放大门吸引外资，而不用害怕被并吞或垄断；正是因为独立自主，他可以看到一堆陆客游晃而不觉得被侵略或践踏”。
希望台湾成为像新加坡一样成为华人为主的独立自主国家，在台湾声音始终不断，不过这被李光耀生前反对，这僮新加坡开国国父说，台湾必须接受其为中国一部份的命运。
虽然台湾很快地将在一年以内再度举行总统选举，但这则网络问卦者及答卦者针锋相对的看法，可能不见得能用届时选举胜败来作为人们选择评断。因为眼下两大政党并没有人说其上台是要实行威权式民主，也没有人说其上台是要建立像新加坡一样独立自主的国家。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6日发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者方可成的评论：李光耀：12次“老朋友”和94次“傀儡”
在发往新加坡的唁电中，习近平将前总理李光耀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实，这算不上是官方定调，因为至少从1980年开始，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就将这一称呼送给了这位新加坡“国父”。
根据我的统计（更多数据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5月），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曾经12次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我依据被称呼次数计算的“老朋友”榜单上，李排名第15位，和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并列，领先于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10次）。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屡屡引发人们兴趣的中国特色外交语汇，很好地体现了中共的修辞手法：将“人民”和“党”之间画上等号。说到底，这个标签是以中共为中心的，它的判断标准说穿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谁才是“老朋友”？
我将《人民日报》命名的六百余位“老友”分为四个世代：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是第一代老友的代表，他们在1949年之前来到中国，或是向世界介绍当时还很弱小的中共，或是在战场救死扶伤。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登场的是第二批“老朋友”，在冷战的国际局势下，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老友的标准，因此这个时期的老朋友大多是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比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
1972年中日建交和基辛格访华，则标志着另一批为国家友谊破冰的老友出现，他们有的是民间外交使者，有的则是政治人物。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批老友帮助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秩序，登上国际舞台。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为北京申奥帮忙不少的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这四代老友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但根本的“友谊”判定标准始终不变：在某一具体的历史阶段有利于中共的利益。
曾经的“傀儡”
1955年8月2日，李光耀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在第4版的一组国际新闻里，当时身份为人民行动党立法议员的李光耀要求立即在新加坡实现完全的独立。
看上去，在当时的反殖民独立运动浪潮中，李光耀有望成为我所定义的“第二代老友”的一分子。但很快，他就亮明了在国际舞台上的阵营选择：亲西方。
196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出现对李光耀的负面评价，语言极富戏剧性：“拉赫曼、拉扎克、萨顿和李光耀等人就是这样从英国的裤裆里钻出来的。”这句话出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之口。
从1966年4月25日开始，李光耀的名字和“傀儡”二字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新加坡李光耀傀儡政权”、“拉赫曼—李光耀傀儡集团”等是最常见的搭配形式。当然还有更难听的，比如“美帝驯服的走狗”。1968年11月14日的一则报道中，甚至直接引用了“吊死拉赫曼、李光耀傀儡”这样的标语。根据我的统计，《人民日报》曾经94次称李光耀为傀儡，是“老朋友”称呼的近8倍。
这当然是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局势有关。李光耀坚定的反共立场，再碰上文革期间中国疯狂的政治生态和输出革命的野心，让他被中共宣传机器狠狠钉在了“帝国主义走狗”的耻辱柱上。
那是一个敌我分明的年代。从1967年开始，苏联向新加坡给予经济和技术援助，这被《人民日报》形容为“苏修叛徒们加紧了他们和李光耀及拉赫曼傀儡集团的勾结。”
在那段时间里，李光耀确实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残酷镇压。他全面禁止毛泽东著作的出售、散发和发行，一旦发现任何人携带印有毛语录的材料，都要逮捕和惩罚。1969年3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一则新加坡青年因持有红宝书被捕的案例：
“一名因拥有革命宝书《毛泽东选集》而被李光耀傀儡集团拘捕的新加坡青年工人，最近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地对反动派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勇敢地指出革命宝书《毛泽东选集》是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真理……他说：”在美英帝国主义及拉赫曼、李光耀统治下，社会黑暗，罪恶无穷，人民生活多灾多难。我觉得《毛泽东选集》里有无数真理，能够解救苦难深重的人民。‘……’李光耀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所以，有罪的不是我，而是李光耀政权。‘“
从“走狗”到“贵宾”
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最后一次批评李光耀为“走狗”。仅仅一年之后，这份中央党报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在1972年7月16日的报纸中，他以新加坡总理的身份接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并“同代表团负责人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这是乒乓外交的又一次上演。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外交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美日建交是那个10年中最重要、也令世人震惊的外交事件。类似的外交努力可谓全面开花，不仅仅发生在大国，也发生在新加坡这样的小国。
而对于李光耀来说，他的亲西方、反共、反华立场也是高度实用主义的。随着中国不再输出革命，并转而走向市场经济，新加坡自然也没有必要一直对中国保持警惕和敌意。
1980年11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李光耀来访的消息，并称其为“贵宾”——从“走狗”到“贵宾”，相距不到十年。也正是在那一则报道中，李光耀第一次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其后，随着1990年中新建交，他的“老朋友”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和强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建交时间实际上非常晚。为了在东南亚邻国中获得更好的接纳、消除猜疑，李光耀一早就做出了声明：新加坡会是东盟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日的中共对李光耀“友谊”的热情赞颂，实际上并无坚实的根基。恐怕这种热情赞颂的根源并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对于同样高度实用主义的中共而言，新加坡的威权治理模式、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鼓吹，都是值得借鉴和利用的资源。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曾经是“傀儡”和“走狗”的李光耀如今会被再三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
作者简介
方可成，著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同时是政见CNPolitics团队创始人。他曾任《南方周末》时政记者，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媒体与政治。
●李光耀和“新加坡模式”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报道：英媒：李光耀—新权威模范还是绝无仅有天才？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英国媒体周一纷纷刊登报道和评论。
《每日电讯报》的评论文章标题是：李光耀——新权威模范还是绝无仅有天才？
文章认为，如果李光耀20年前离世，他将毫无疑问更为人们所铭记，不过将是比今天“更加边际，形同古怪”的人物。
“这位在剑桥大学受教育的博学之人，用父亲式的柔和专制模式在亚洲的南端建立起一个城市国家，也将被视为一个特立独行者。”
文章说，20年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转向民主，苏联分崩离析，亚洲其他“老虎”——台湾、韩国甚至殖民地香港，都开始举行真正的选举。
“新加坡经济的巨大成功和稳定社会成为新一代政治家们的榜样国家，他们都热衷将自由市场取得的繁荣和对企业大加扶持的经济模式与一党专制的舒适性相结合。”
而中国正是在论及新加坡模式时最经常被提及的国家。很多中国学者也认为，中国本身正在向着新加坡这个方向发展，即人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但必须是在强大中央集权指导下的自由。
文章最后写道，新加坡理所当然可以称没有任何人像李光耀一样。世界最好也记住：再也不会有另一个李光耀式的人物。
“历史上的巨人”
《卫报》周一也报道了李光耀去世的消息，援引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他是一个“历史上的真正巨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誉李光耀是“亚洲传奇人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夸奖李光耀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卫报》报道也提及李光耀生前与中国领导人的多次会面。他将政治管控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模式也被视为是中国共产党改革之初时的榜样。
《独立报》报道称，李光耀的支持者将他视为亚洲后殖民时代的伟岸人物，仅靠意志力将这块英国前殖民地变成世界上最为富裕国家的一位领袖。
“他创造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严打罪行，建成世界一流的教育，靠低税吸引外国公司。”
“不过，李光耀也被视为专制，用严厉手段打压言论自由和任何不同意见。”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报道：港媒以“民主”话题聚焦回顾李光耀
李光耀曾两次访问香港，关于香港民主，他曾表示：“在现实世界，我们很多时候都得不到我们应得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3月23日凌晨病逝后，中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致信表示哀悼，而当地媒体则多从民主与否的角度回顾执政长达31年的李光耀。
梁振英在23日下午前往新加坡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吊唁册上签名，并到李光耀遗照前鞠躬。
较早前，他已致函新加坡现任总理、李光耀长子李显龙，为李光耀逝世表示哀悼，并向新加坡人民表达慰问。
“我谨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市民，就新加坡国父、伟大政治家李光耀先生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梁振英在信中说。
他还表示：“新加坡与香港一直是追求卓越的伙伴，我们会继续与新加坡保持紧密的友好关系。”
香港当地多家媒体则纷纷回顾李光耀过往访问香港时发表的言论，主要聚焦于香港政制发展以及民主与否的问题上。
香港电台（RTHK）在周一宣布将重播2001年制作的特别节目《杰出华人系列——李光耀》，从李光耀的个人生活、价值观以及独特的政治理念了解这位华人政治家。
“正当世界以民主自由价值观来衡量对与错时，李却跟世界潮流对抗，”香港电台网站在3月23日发表的文章中说，“他的解说是：新加坡不是西方，西方的一套不适合这个国家。”
香港TVB官方网站则评论称：“李光耀管治新加坡的模式手法被西方社会质疑，但换来的是经济成就。”
该报道又回顾李光耀1992年赴港出席香港大学80周年校庆演讲时的一幕，当时他被问到香港是否应该有民主，而坐在他身旁的时任港督彭定康之前提出的香港政改方案受到北京猛烈批评。
“对，香港应该有民主，”李光耀说，“但最终在现实世界，我们很多时候都得不到我们应得的。”
2000年，李光耀再度访港，TVB回顾指，时任新加坡总理说到香港应否有普选时，表示“要看北京”。
《星岛日报》发表的文章则形容带领新加坡独立的李光耀将弹丸之地发展成金融贸易中心，创造了一代神话；同时写道：“虽然他在位期间推行的政策和处事作风引起一些争议，但大多数新加坡国民都感到惋惜，舍不得他离开。”
《明报》指，李光耀对中国虽有戒心，但又担心中共一旦丧失政权陷入动荡，将成为东南亚地区“噩梦”，因此选择支持中共一党政权。
支持泛民主立场的《苹果日报》则引用李光耀两次访港时发表的言论称，新加坡国父早已预见中国不乐于见到香港太民主。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报道：日本高度评价李光耀经济贡献与外交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逝世，终年91岁”的新闻和相关人物介绍，占着日本大部分主流传媒周一（3月23日）整个上午的主要新闻位置，在不太重视外国新闻的日本，可谓少见的现象。
日本政府也迅速反应，首相安倍晋三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送唁电称：“接到李光耀前总理的讣告，禁不住深感哀痛，谨致哀悼之意”，唁电还说：“李光耀前总理以非同寻常的领导能力和卓越见识，一生为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定尽力，发挥了半世纪以上的极大作用，受到了世界深深敬爱，这样英明的指导者逝世，不仅是新加坡，也是国际社会的重大损失”。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在记者会上赞扬李光耀说：“日本与新加坡今天发展起来的良好与紧密关系是基于他的显著功绩”，他对新加坡将举行国葬说：“日本政府正调整派适当人选出席”。
经济界熟悉李光耀
政府以外，日本民间发出的自然哀悼声也很大，日本最大的经济组织–经济团体连合会前会长米仓弘昌回顾说：“我最早见到李光耀是1975年，当时他对如何保障新加坡250万国民的生活很烦恼，眼里含着泪与我说话，我的心中充满了他不仅是新加坡总理，也是亚洲领导人和国际化领导人逝世了的想法”。
日本大型工程公司“日挥”集团代表重久吉弘说“李光耀是个非常沉着说话的人，听他说话很快乐。在中国有许多商务的李光耀对我问他‘在中国从商什么最重要时’，教我‘建立真正的友人’，后来我就是与中国伙伴认真交流扩大了事业”。
李光耀不仅与日本经济界有深交，而且认真思考日本经济发展的方式与文化关系，他曾在著书里形容，他访日时惊讶地看到日本厨师的刀法和鞋匠的擦鞋技术等，相信是日本人对工作尽善尽美的精神构筑了日本的繁荣。
1980年代，李光耀为提高新加坡生产效率，要求当时日本的“生产性本部”协助，后来他在该部成立50周年时，送来祝辞录像说：“日本工人的高素质和对工作的完美责任感是日本实现从战后废墟中奇迹复苏的重大因素之一，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日本生产性本部长乡司浩平说的话‘生产性是无终点的马拉松’”。
传媒赞扬经济贡献
日本各大传媒评价李光耀大多集中在赞扬他率领新加坡经济走向成功的巨大贡献，官方电视台NHK形容“李光耀把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当样榜”、共同社说“李光耀借鉴日本模式实现新加坡经济腾飞”、《产经新闻》也形容李光耀“以日本模式实现了经济成长”，时事社说“李光耀构筑了世界贸易港”。
倒是经济界大报《日本经济新闻》特别介绍“李光耀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等中华圈发挥了独特影响力，1990年他在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后，还能保持与台湾历代领导人的独自交往，并从事中台持续政治对立之间的桥梁角色”。
《日经》认为新加坡是新兴国的典范，“而李光耀以他的先见与清廉引导了新加坡发展，以冷静的现实主义独自外交，在东西方冷战结束、中国崛起的世界变动骇浪中不败，维持了新加坡的独立性”，不过文章也说，“实现了鲜明发展的新加坡，因成长钝化和长期一党专政引起的反弹扩大，正处于歧路。2011年大选执政党得票率创新低，李光耀随后辞去了顾问一职，他晚年也对国民诉求‘企业家精神’的必要性，把创造一个新的新加坡课题留给了长子李显龙”。
▲美国之音（VOA）3月23日报道：分析人士评价李光耀一生的功绩
华盛顿—前新加坡总理、现任总理李显龙的父亲李光耀病逝。被称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不仅主宰新加坡政坛50多年，而且也被公认是一位国际政治家，而他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成为中国效仿的对象。
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李光耀东南亚研究项目负责人廖振扬（Joseph Chinyong Liow）认为，今天的新加坡是李光耀一生最重要的功绩。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成功的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把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的小岛国建设成一个世界上一流的国家与国际金融和技术中心，这是他成年时代所取得成就的顶峰。”
从1954年组建人民行动党到2011年辞去内阁资政职务，李光耀主宰了新加坡政坛长达半个多世纪。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实现了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目前，新加坡的人均收入达到5万多美元，位居世界前列。它的犯罪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不过，目前也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廖振扬指出，李光耀的功绩并不仅仅局限于他在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尽管他只是一个东南亚小国的总理，但是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位国际政治家。从北京到华盛顿，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寻求他对区域和国际问题的看法，尤其是美中关系。不只是他的看法，还有在冷战这个非常困难时期，他作为东南亚小国的总理，在深受冷战之害的地区所展现出来的高超的外交手段。”
2009年10月，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美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给李光耀颁发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是一个开创性人物。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超过了我从任何其他人所学到的。他使自己成为美国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主要不是通过他所代表的权力，而是通过他的真知灼见。”
在颁奖典礼的次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李光耀并介绍他时，说他是20和21世纪亚洲最传奇的人物之一，是帮助引发亚洲经济奇迹的人。
作为反共者的李光耀一直对中国保持戒心，因此新加坡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但是他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有交集，曾评价邓小平是“人中之杰”，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中国领导人认为，李光耀一手创立的保持经济增长和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尽管布鲁金斯学会李光耀东南亚研究项目负责人廖振扬认为，新加坡模式并不见得适合于中国或是很容易在中国进行复制，但是中国目前正在试图仿效这种模式。
他说：“很多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寻求了李光耀的看法。李光耀本人多次讲过，他总是很乐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不是对他们进行说教，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试图向他们表明，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中国都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强国，而且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看到它的崛起以及它的强势态度等对该地区的影响。我倾向于认为，中国领导人非常看重并认同李光耀的看法。”
尽管“新加坡模式”得到中国领导人的亲睐，但是这位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雅基弗利的崇拜者所建立的这种模式也被西方批评是非民主的威权主义做法。在新加坡国内，年轻一代人，尤其是那些在李光耀卸任总理后出生的年轻人，也对这种严格的社会管控感到不满。
廖振扬说：“比较年轻的人对新加坡的现状要持比较批评和质疑的态度，尤其是有关自由的问题。 年纪大一些的人更欣赏李光耀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为新加坡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而做出的努力。”
对于人们的批评，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国内的，李光耀一向采取不予理会的态度，因为他坚信，由于新加坡所处的独特地缘环境，它的体制必须是独特的。他也认为，他给新加坡人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公众的看法，他也一向不在意。在他看来，过于注重舆论和民意的领导人不是强有力的领导人。
从2011年卸下内阁资政职务后，李光耀逐步淡出新加坡的政治舞台和公众的视野，放手让他的儿子李显龙来治理国家。李光耀也明智的看到，当今的新加坡人有很多不同的需求。他也非常明白，需要让新一代领导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廖振扬认为，由于李光耀是引领新加坡走向独立的核心团队的最后一人，因此他的去世标志着新加坡这一段历史的终结。
在他看来，尽管李光耀政治上的影响将继续在今后很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新加坡全国的讨论，但是新加坡已经为后李光耀时代做好了准备。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3日发表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罗金义评论：漫读随想李光耀：洛克，柏拉图，还是马基维利？
“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须无条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应该自由，那么他们就应该拥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到时候，没有法律应该容让民主进程流产。” —— 李光耀，1955年
近几年有关李光耀的访谈录、回忆录接二连三地面世，层迭起来几近两尺，英文原版大部分由“国家喉舌”海峡时报出版社主理，中文版则在各地有不同版本。如果《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2012年出版）可以被视为这位当时年近九旬的建国之父跟年轻世代辩论核心国策，那么《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 —— 新加坡双语之路》（2011年出版）要辩论的更是核心的核心 —— 语言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技能，更是国家建构之本。此外，为开国元勋“造像”自是不可或缺。
李光耀辩才无碍，没有太多人会质疑。不过如果有读者期望可以透过访谈录去跟他认真地神交论道，难免失望。《硬道理》厚逾四百页，负责采访的大都是比较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李光耀对所有问题都斩钉截铁雄，毫无避忌虚饰，关键是大家期待《海峡时报》的记者可以问得有多尖锐、到位？他们都触及到读者正在磨拳擦掌的课题，却几乎都不会用犀利的问题去拮问要害所在。记者会问“行动党能否屹立不倒？”，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不怕被替代，因为反对派根本就没有政治人才。支持者赞赏他潇洒自信也好批评者不屑他尖酸辛辣也好，反正记者就不会捧着罗兆强的《白色风暴：新加坡的新仇旧怨》（2010年出版）去请李光耀逐一交待，半个世纪以来那一大批政治异见者怎么入罪、下场如何？记者问他“很多人说，他们害怕人民行动党。这里有让人恐惧的氛围，对异议的镇压等等。”李光耀反问：“不对，不对。你害怕吗？”记者马上稀释：“既然我在问你这个问题，显然我不害怕。”李光耀咄咄追问：“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你有什么好怕？”记者当然不敢直截了当地质问他，选举时的选票编号措施，事实上算不算记名投票？而这种“让人恐惧的氛围”，跟人自信不自信有什么关系？
新闻工作者理应知道什么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吧？我不肯定新加坡的新闻工作者对捍卫这种自由有多执着，但相信当中没几位会忘记Singapore Herald和Eastern Sun在1971年是怎样被政府关门大吉 —— 罪名是“不明外国势力介入”。有关回忆李光耀，最令我兴奋的新书其实是去年出版的LKY： Political Cartoons，新加坡政治讽刺卡通大师Morgan Chua四十多年来的杰作选集。当年Singapore Herald被禁，据说就跟Morgan Chua的卡通有关；他在翌年发表的一张名作（也有编入LKY），恰好以香港传媒为题：李光耀在香港的红灯区落荒而逃，衣履不全的他边跑边埋怨这里的传媒“无王管”，跟新加坡相比，“香港根本没有人在尝试建构一个国家。”
对李光耀而言，有甚么比国家建构更重要？又有什么比国家建构被受威胁更让人恐惧？Singapore Herald被禁之后二十年，亦即是李光耀从在位超过31年的总理职务卸任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部队在哥打丁宜举行联合军事演集。李光耀在《硬道理》一开始就用这个掷地有声的故事提醒年轻一代，这个被受列强唬吓的蕞薾小岛，能不时刻戒慎恐惧？新加坡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按2010年数字，新加坡人均军事开支全球第四），优越的经济，否则何以屹立？这种意识形态几乎贯串了他所有的访谈录、回忆录。在新千禧年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厚逾1，500页的结论是以希腊、雅典城邦模拟今天的新加坡：伟大如希腊、雅典，终也逃不过惨遭洗劫灭绝，难道新加坡就没有消失的可能？心须坚持经济进步、社会和谐、唯才是用，那种消失的可能才可大大减少。于是，政府制度、政策、行为的方方面面都因应国家建构这使命来筛选，民主制度和新闻、言论自由也不得幸免。
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择善固执的朋友，固然视李光耀不少政策、行为为独裁者之举而齿冷，但也有好些西方观察家承认他的治国之道令新加坡成功，是对失效频频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者索性叫西式民主）竖起一面“照妖镜”（例如美国The World Post的主编Nathan Gardels） —— 不采用西式民主，新加坡不也是一个亮耀全球的经济奇迹？今天在经济上百病缠身的是西方列强还是新加坡？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庸碌自私的政客，充斥在西式民主制度当中的多，还是在新加坡的多？他的好些辩解也许似是而非，例如在《硬道理》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年出版）中都强调，新加坡必须要由干练英明的优才当政治领导，但这些人都不愿参加西式民主当中那些风高浪急阴险伪善的竞选，那仅能选出只懂得摆姿态做秀的庸才，所以新加坡需要设计令这些优才得以顺利上位的特殊制度（例如集选区制），否则早就沦落云云。20年前他在《外交事务》接受主编Fareed Zakaria访问时发表经典的“文化命定论” （culture is destiny），否定了西式民主应该是亚洲／华人的必然选择，激发的学术辩论历久弥新。然而，他用新加坡实实在在的成就证明，西式民主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在这里难称“普世”，“亚洲模式”至少能做到各擅胜长各取所需的态势。
读者不难意会Zakaria其实在用满有同情理解的方法去进行那次访谈，让李光耀得以从容地高谈阔论他的“亚洲模式”（反而是李光耀的言谈有点过度好勇斗狠）。像Zakaria、Gardels这类西方知识分子并不罕见，当你对世界的这一边爱之深责之切，就想去世界的另一边寻找睿智，李光耀是热门人选，因为他想到、敢言、成事。普立兹新闻奖得主Tom Plate在访谈录Citizen Singapore： How to Build a Nation（2010年初版）更尝试用政治哲学大师Isaiah Berlin有关狐狸与刺猬的寓言去定义李光耀：他可以对老百姓的政治、社会生活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都“设想周到”，在波谲云诡的冷战当中游刃求生，狐狸的诸般聪明表露无遗；抑或，千头万绪还不过是为了国家建构和安全，专心致志一如刺猬？在政治领导上，他的信念则近似柏拉图主张的“哲王”治国。李光耀也坦言，与其奢谈一人一票的纯洁，他只对行得通的、成功率高的、在此时此处能够获得最好（here-and-now， the best-we-can-get）的方法感兴趣。虽然一直自称自己对政治哲学不感兴趣，但读《去问李光耀》（2013年出版），你可以听到李光耀向马基维利致敬：
“在被敬爱和畏惧之间，我一向相信马基维利是对的。如果没有人怕我，我就没有任何意义。……至于群众在不同时刻怎么看待我，我认为完全不重要。……即使大家都反对，只要我知道这是对的，我就勇往直前。……我的职责是在下一次选举前，确保有充分表现，向人民显示，我可以让他们转过来支持我。”
大家当然可以拿民众的一些怨言大做文章（例如近年的房价、新移民问题，2011年大选的得票率新低，等等），去想象新加坡领导人其实面对这样那样的威胁。可是，立国以来新加坡何曾不是面对种种威胁？但威胁产生“畏惧”，“畏惧”令群众“团结”，新加坡领导人不因威胁而选择随波逐流，而是藉“团结”去行使权力，改善劣势，这也许正是The Big Ideas of Lee Kuan Yew（2015年出版）告诉读者“李光耀思想”的吊诡之处。因为第二次工业改革成绩欠佳，行动党在1991年大选得票率低落，跟2011年的一次其实分别不大，但1997年大选不是强势回升吗？1998年民调虽然发现近五成民众埋怨政府施政前没有征询民意，只有不足三成民众认为政府能够接受批评，但信任政府治国能力的却高达九成，三年后2001年大选行动党的得票率更创造三十年来新高。过去十多年来多项民调都发现，受访者认为“作为新加坡人很自豪”的比率大多高企九成以上，2010年的一次是97﹪。
20年前“文化命定论”一刊出，后来成为南韩总统的金大中马上在下一期的《外交事务》撰文反驳李光耀，提醒大家比起英国的约翰洛克提出社会契约论早二千年，中国的孟子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了。在《新加坡双语之路》李光耀说：从政治选票的立场而言，要轻取最多数支持，只要以华语作为第一语言就可以了，但这样国家会分裂，也难以令小城邦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因此他坚持双语政策，“虽千万人，吾往矣”。李光耀坚信自己向来都以民众和社稷为重，他的思想中压根儿就不包括“闻诸一夫纣矣”的畏惧。与此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夸称自己建立了柏拉图式的乌托邦，那只是Gardels和Plate等人的说法；半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时间经济高速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冲突不多，民众认同感高，就是李光耀一生力所能及为新加坡小城邦建构的此时此处此模样。假如金大中和其他亚洲朋友对李光耀不以为然，是从民本主义出发，而不是洛克的社约论思想，那么用工具理性去检讨李光耀的民本主义成绩表，平心而论，能不算名列前茅？西方模式有多大把握足以超越？还是大家扪心自问，有多少民众愿意放弃（至少牺牲一部分）上述“新加坡模式”的成绩表，来换取社约论强调的天赋人权（民主的内在价值）、政权民授（民主的程序公义）？
看看篇首的说话，作为英殖治下一位反对派领袖，32岁的李光耀何尝不也曾经是好些洛克思想的支持者？读他那一迭访谈录、回忆录，多少可以了解他怎样变成后来的李光耀。但也许更为有趣的是，在月旦李光耀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真的认为他应该坚持“洛克”下去？又有多少人其实是遗憾他不够“柏拉图”，甚至还不够“马基维利”？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4日：新闻聚焦：海内外青年眼中的李光耀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3月23日去世，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新闻。为此，BBC中文网特别邀请了多位海内外年轻学生谈谈他们对这位“新加坡之父”的了解及评价。
李的历史定位
多数受访者给予李光耀较高的评价和定位，在谈到他的时候透露出对他的敬重，并赞扬他的独特政治视角和治国理念。来自中国山东经济学院的丁晓阳 表示，“彷徨与挣扎，果决与洞见。李光耀先生是一位巨人，千古流芳。他的思维很值得学习。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太多，我们应该注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视野 .”
新加坡 James Cook 大学的 Sarah感叹说，“你们说他是大独裁者，我所看到的事实是人们发自内心尊敬信任他，‘国父’不是徒有虚名。” 而就读于中国河南郑州科技大学的常宏扬认为他是一个有主见、政治手段比较强硬、不易妥协的领导人。她表示李光耀注重国民精神文明和道德修养。对于亚洲经济有不可磨灭的推动力。“
就读于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的杨瑞金则认为，“李光耀是Utilitarian （功利主义者），他要的是大多数人生活富裕、环境优美、教育良好、住房医疗有保障…为了达到这些物质的目标，他铁腕地牺牲了他认为的、人们不那么重要的一些权利。”
对新加坡的影响
多位来自新加坡的年轻人谈到了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欣佩表示，“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感谢你奉献一生给我们，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质量，为我们创造了未来。”
而新加坡理工学院的王佩宁则认为，“李光耀先生是受国人乃至世人尊重的。他是一位拥有独特视角的伟大的领袖。通过他的奉献和努力，他把新加坡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第一世界国家。”
不过，在一片称赞声中，也有对李光耀的作用提出质疑的声音。来自新加坡理工学院的一名印尼裔学生Yahazld Samad表示，“我不否认李光耀对新加坡做出的贡献，但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不全归功于他一个人。 其他领袖像David Marshall， Devan Nair， Eddie Barker， Goh Keng Swee， Lim Kim San 和 Ong Pang Boon 也对建设新加坡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了解这些伟人。没有他们李光耀也不会取得这样大的成功。课本总是把李光耀描述成一位成功的领袖，可是我们要睁大眼睛看看现在还有很多新加坡人在挣扎中生存。”
对亚洲的影响
作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海内外青年又是怎样评价李光耀创造的‘新加坡模式’对亚洲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华中科技大学的朱微认为，“在新加坡独立出去之后，他带领新加坡大力发展经济，从一个弹丸之地发展成在国际上有很高声誉的国家。新加坡的模式是无法轻易复制的，这也给整个亚洲树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榜样。”
至于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谢方舟表示，“作为华人，他自然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发展相对积极。但对于自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自然关注自己国家的利益，在积极外交的同时也保持对中国的谨慎态度。”
来自中国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张剑伟 则表示：“不太明白中国人对李光耀的情感从何而来，他对中国大陆一直是敌视的，新加坡迟至1992年才和台湾断交，当然作为政治家，不论他亲美、亲台还是遏制大陆都是出于自己国家利益考虑，无可厚非。”
对世界的影响
在英国杜伦大学读书的新加坡学生Nicole Ang认为，李光耀治理国家的方法也给全世界带来了经济增长，他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世界港口，在使新加坡变富裕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地的商人提供了更多商机。在他开放的经济政策下，不同国家的人才才有机会来新加坡从事不同的职业。
同样就读于英国杜伦大学的周睿哲则表示，“世人对李光耀的褒贬都是受政治立场的影响，因此我觉得政治方面的褒贬并不能去判断他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抛开国际舆论，就他在本国做的事情来看李光耀是一个目光比较远大，同时具有战略政治抱负的人。因为他实现了新加坡从一个非政治化，混乱无序的国家变成一个独裁模式的国家。又从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转变为现在制度化的国家。在世界政坛中独树一帜，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居功志伟，功成身退。“
▲美国之音（VOA）3月24日报道：李光耀的人生和政治遗产
华盛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星期一（3月23日）凌晨因病不治，在医院去世，享年91岁。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灵柩运抵总统府供人们瞻仰。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他的父亲、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病逝的噩耗并高度赞扬了李光耀为新加坡做出的卓越贡献。
李显龙说 ：“早安，各位新加坡父老乡亲。我沉痛地宣布，李光耀今晨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安详地仙逝。我们第一位开国元勋已经去世。他激励我们，鼓舞我们，团结我们，给我们今天。他为新加坡独立奋斗，从无到有建立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为是新加坡人而自豪……在缅怀他逝世时，让我们敬重他的精神，万众一心，为他的理想而努力。”
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18分，李光耀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2月5日，他因患肺炎送医治疗，治疗期间各界民众祈祷他能早日康复。
新加坡各界民众纷纷来到总统府前，在吊唁卡上留下他们对新加坡第一位总理的缅怀。
一位名叫海伦娜的吊唁民众说：“他为建立我们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给了我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如果没有他，世界版图上永远看不到新加坡。他非常关心人民，我对他特别崇敬，他去世我非常悲伤。”
为前来吊唁的民众多琳说：“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正直的人。我尊敬他为新加坡做的一切。我很伤心他不能活到8月9日，看看新加坡成立50周年。我来这里留言，感激他为新加坡的贡献。”
另一位吊唁民众 阿尔文说：“我觉得他的遗产是，他不向威胁、恐惧屈服，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决策。当然也给了我们的今天。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政策，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骑车子。”
罗莎琳娜也是前来吊唁的人士之一：“他的去世对我们全家都影响很大。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
李光耀1959年成为新加坡第一任总理，领导这个国家长达31年，使这个犯罪和贫困问题严重的港口城市成为亚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李光耀执政期间，他顺应市场的政策备受称赞，但他严密控制媒体、政治反对派和公众抗议，招致国内外的批评。
几年前，李光耀开始远离政治生活和公众视线，他仍被视为他的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政府非常有影响的人物。
新加坡政府宣布为李光耀举行为期一周的全国哀悼日。李光耀的葬礼将于3月29日举行。
▲美国之音（VOA）3月24日报道：李光耀漫长政治生涯的成败荣辱
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前总理李光耀星期日（3月22日）病逝。李光耀是新加坡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也是世界上任期最长的总理。他在任时推动经济改革，改善民生，使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接下来的VOA卫视新闻为您介绍李光耀的人生之路，及他的政治遗产。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共同创建人李光耀在独立前六年就已经是新加坡的领袖了。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成为第一任总理。
1959年，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脱离英国统治独立。
1963年，新加坡加入了由几个前英国属地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
但次年发生的种族骚乱，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时被逐出联邦。李光耀当时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你看，我整个的成年时代…我一直对具有合并和统一这两个的特点的马来西亚抱有信心。要知道，它的人民是由地理、经济和亲属关系凝聚在一起的。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稍停片刻。”
在李光耀的领导之下，新加坡迅速地从前英国的一个热带前哨蜕变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中心。
1990年，他卸任总理时，已经成为世界上任期最长的总理。
卸任后，他留任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其后，到去世时李光耀仍是新加坡的议员。
在李光耀治下，新加坡的经济取得蓬勃的发展。
而政治上，新加坡则是一党执政，不给反对党和自由媒体生存的土壤。李光耀也因他的威权政治招致批评。
尽管如此，新加坡在迎接建国50周年之际，仍被赞誉为亚洲最具活力、政府最为清廉的国家之一。
▲美国之音（VOA）3月24日报道：奥巴马：李光耀是亚洲事务大策略家
华盛顿—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国务卿克里纷纷发表声明，悼念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
奥巴马总统赞赏李光耀为亚洲事务伟大的策略家之一，他把独立之后的新加坡打造成当今全球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奥巴马总统表示，2009年他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曾经和李光耀会晤，当时的讨论对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再平衡策略的形成颇有帮助。
美国国务卿克里赞美李光耀为独特、敏锐的亚洲事务分析家和观察家；在李光耀的带领之下，新加坡成为美国在这个地区最坚强的战略伙伴之一。
▲美国之音（VOA）3月25日报道：傅高义：我所认识的李光耀
华盛顿—刚刚去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英国剑桥大学受过良好教育，他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在那时就与李光耀相熟的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 Vogel）后来一直与李光耀保持联系，并在撰写邓小平传的过程中与李光耀进行过长谈。那么，这位哈佛大学荣退教授所了解的李光耀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亲身体察美国
李光耀与哈佛大学有很深的渊源。他在1967年对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过一天的访问，第二年作为该校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哈佛进行了6个星期的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荣退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星期一用中文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李光耀后来在1972、73年又再次来到哈佛大学，因为当时他意识到，在英国海军离开新加坡之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对新加坡的重要性将要超过英国，因此李光耀决定让别人代理领导新加坡，专门到哈佛呆了半年，加强对美国的了解。
傅高义说：“当时，他还是念书，念美国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都学过了，同时他常常去纽约，跟美国的商人接触。去华盛顿，跟美国的政治领导、跟美国的管理（层）见面。所以他非常了解美国。”
认真借鉴日本
现年85岁高龄的傅高义说，后来他每两、三年都会与李光耀见面。他每次去新加坡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与李光耀见面。傅高义教授说，由于李光耀一直向外国学习成功的经验，因此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的畅销书还一度给日本驻新加坡大使带来不少麻烦。
他说：“我问过他，什么麻烦？他说，你写了那本书以后，李总理一直问我，我需要这样这样的消息，日本这样这样的情况，需要太多的材料，我忙得不得了。没办法休息啊，是因为我傅高义提到日本的能力，所以他一直想非常努力的学习。”
不仅如此，李光耀还专门邀请傅高义去新加坡作演讲，介绍日本成功的经验。傅高义说，李光耀尤其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两方面的经验。
他说：“第一是警察，因为他觉得日本社会非常的安定，犯罪的人不多，所以他特别想了解日本人怎么搞。后来他让日本的警察、警察的领导来到新加坡，教导新加坡的人怎么处理不仅仅是犯罪的人，而是保护安定的社会。他很详细的学习。第二，他想学工会。”
他说，李光耀非常重视日本的工会是因为，第一，它们是保护日本劳动者的；第二，他们不搞罢工，而是一直长期让雇员留在一个公司，使得他们可以不断学习新的技巧，而不是反对公司的现代化。在李光耀看来，这种做法对于当时劳动力水平也不高的新加坡来说，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
中国传统影响治国理念
傅高义教授说，尽管李光耀祖上五代就离开了中国，但是中国的历史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精英治国的理念。
他说：“他觉得，中国的历史，尊敬领导，领导的教育水平应该提高，还有官员应该考试，让最能干的、有教育的人去工作，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对他）最重要的影响。”
李光耀从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一生去过中国达33次之多，是世界上少有的与中国五代领导人都见过面的外国领导人。当李光耀1976年见到晚年的毛泽东时，毛的头脑已经不如以前那么清楚，所以李光耀并不太了解毛。
与邓小平相互钦佩
在撰写邓小平传的过程中曾经与李光耀作过长时间的访谈的傅高义说，李光耀告诉他，在他所见过的二战后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中，他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
他说：“因为邓小平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国家要改变，要有新的做法。他了解他自己国家的制度什么的都有很大的问题，他一直是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但是要把这种体制进行改变，那的确是不容易的事。”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与李光耀相互佩服对方与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相同有关。这两个人本来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后来他们了解实际的情况，都觉得需要能干的人、具有世界观的强势领导人来领导一个国家。
傅高义说，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并与李光耀会谈之后，他在外交政策方面作出很大的改变，包括不继续向外输出共产革命，停止鼓励东南亚国家进行共产革命的广播，并意识到中国需要与别的国家搞好关系。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
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以及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被广泛认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傅高义教授说，邓小平的确非常敬佩李光耀，但是他认为，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照搬新加坡模式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夸大了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
他说：“我想可以这么说，关于城市的建设，新加坡的影响在中国比较大，因为它是非常漂亮，很干净；还有，讨论的自由、跟全世界的关系做好等。我觉得，一些方面它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但是比如说，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不会做中国的模范。”
至于西方对李光耀威权主义做法的批评，傅高义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而李光耀的做法对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在他看来，李光耀是二战后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不仅对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全球也有很大的影响。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
对于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会如何发展，傅高义认为，现任总理李显龙无疑会继续其父李光耀的政策，但是由于他的影响不如李光耀，而且新加坡也在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因此它会发生改变，尽管李光耀的影响还会继续存在。
●李光耀生平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22日报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生平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其远见和极端实用主义的手法，把新加坡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岛变成了一个活跃成功的经济体。
新加坡被人们形容为一个经济奇迹。有人说，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成为一个繁荣，现代，高效以及几乎杜绝了腐败的社会。大批海外投资者涌入新加坡。
然而，在钦佩他经济成功的同时，许多人也对他的人权纪录表示关注。
早年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出生在新加坡一个第三代中国移民的家庭里。他的成长过程渗透着浓厚的英国影响。他的祖父称他哈利·李（Harry Lee），这也一直是李光耀早年人们熟悉的名字。
李光耀中学就读于一所新加坡的英国学校，不过在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李光耀的学业被打断。三年日据时期，李光耀曾在黑市做过买卖，也用掌握的英文服务于日本的宣传部门。
战后，李光耀来到英国，先是短暂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久转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以双重一等的优异成绩毕业。
在英国生活学习期间，李光耀成为英国广播电台国内广播（后来的BBC广播四台）的忠实听众。他还抽出时间，为一位大学朋友竞选英国议会议员助选。
1950年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成为一名知名的工会律师。
总理
1954年，李光耀与志同道合者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并成为该党首任秘书长。这一职位他一直担任了40年。
1959年，新加坡从英国的管制中脱离，成为新加坡自治邦。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随后的大选中获胜，成为立法议院中第一大党。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
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亚合并成立“马来西亚”。1963年，李光耀经过谈判实现了“新马”合并。然而，这一联合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一系列的种族暴力冲突使新加坡最终决定脱离马来西亚联邦，彻底独立。
这对李光耀来说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他本来希望新加坡同马来亚的联合能够最终使该地区摆脱殖民地的过去。不过新加坡同马来西亚的商业和军事联系仍然保持了下来，新加坡还鼓励英国保留在新加坡的基地，以共同保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新加坡独立之后，李光耀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改革计划，采取了开发工业园区创造就业机会，大规模建造廉价住房，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李光耀的目的是把新加坡从一个当时被人形容为的“肮脏的污水池”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社会。
同时，他还努力将新加坡这个小岛上的多种族群整合到一起，在民族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独特的新加坡身份认同。
铁腕
实现这一转变，李光耀在新加坡社会各个层面进行了严格的政治控制，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管理最严格的社会。
李光耀未经审判拘禁了他的一些反对者，他对媒体和外国出版物进行限制并逮捕了一些记者。
对此，李光耀说“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必须服从于使新加坡完整的压倒一切的需求”。对他的铁腕管制，李光耀认为是完全正当的。因为“报纸受到了外国敌对利益的资助”。
李光耀认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部分自由必须得牺牲。西方的自由民主不适用。
李光耀还是体罚手段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这是维护纪律和法律的行之有效方法。
不过一些批评李光耀的人士说，由于李光耀的党占据了议会的所有席位， 他应该有足够的安全感而不需要采用如此铁腕的控制。
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者，李光耀又受到指责说他用共产政权的手段推行其政策。不过，同许多共产党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人从他的统治中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
从1960年到1980年20年间，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15番。
家长制
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人受到教导如何礼貌，如何做到不要大声喧哗，什么时候该冲厕所，不要嚼口香糖。在新加坡看不到任何涂鸦，因为政府说不应该有。
李光耀曾对BBC说，新加坡被人称为家长制的“保姆国家”（a nanny state），“但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今天的行为更好，我们生活在比30年前更愉快的一个地方。”
1985年1月，李光耀在内阁中加入了多名年轻的技术官僚。他的人民行动党继续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多数的支持。
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年轻选民开始抛弃李光耀的政党，开始靠近反对党。
同中国关系
李光耀懂得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李光耀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私人友情显然有助于这一良好关系的建立。
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表达了对李光耀经济政策的钦佩。而李光耀同时也对邓小平在中国发起的改革印象深刻。
但李光耀还是对中国抱有戒心。
他在2011年初就《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崛起后，未必是一个柔和的霸权。
他说：“目前以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新加坡来说，是最好的局面。”
晚年
1990年，在赢得了不少于七次大选连任之后，李光耀辞去了总理职务，但是留任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5月。他是世界上任期最长的国家总理。
退下的李光耀依然相当活跃。主导了号召更多新加坡人讲中文的活动。
李光耀主政期间，新加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为亚洲一个最重要的工业化国家。
对新加坡的未来，李光耀的理念可以在2005年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的讲话中得到总结。
他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我们要为自己谋得一个合适的位置，一个小小的角落。在这样一个地方，尽管我们国家很小，我们仍可以扮演一个对世界有用的角色。”
▲美国之音（VOA）3月23日报道：李光耀—“温和独裁者”的一生
华盛顿综合—李光耀 ，1959年到1990年出任新加坡总理，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最长的总理。在他执政期间，新加坡成长为东南亚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李光耀是新加坡的缔造者，被誉为“新加坡国父”，但是，由于长期实施“威权统治”，他也备受争议。他被称为“温和的独裁者”， 甚至“东南亚的小希特勒”。李光耀与中国领导人交往密切，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桥梁。
童年生活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富裕的华人家庭，祖籍中国广东，为第四代华裔新加坡人。李光耀自幼接受英文教育，并受到英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留学英国
“二战”结束后，李光耀前往英国留学。最初李光耀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并在学习时受到导师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成为“社会主义者”，逐渐展现反殖民统治倾向，但是，他后来却一直以“反共分子”著称， 他曾表示，他“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一年后，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毕业， 随后取得律师资格。
返回新加坡
1950年，李光耀加入了一个由旅居英国的东南亚人所组成的、以争取马来亚独立为目标的团体“马来亚论坛”。同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952年，马来亚邮电工人大罢工，李光耀被聘请为邮电工会的法律顾问，谈判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工人和工会的协议，李光耀也因此声名远播，结果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这为他后来从政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步入政坛
1954年11月，李光耀与左派学生和工会领袖成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出任秘书长。人民行动党成立以后，先是联合共产党赢得新加坡华人的支持。1955年，人民行动党参加“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包括李光耀在内的多位人民行动党员当选立法议员，成为立法议会中的反对党，从而正式开始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为了与更多的华人群众打成一片，李光耀开始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了汉语和闽南话，为实现种族协调提供了基础。
1958年，英国殖民当局核准《新加坡自治方案》，同意新加坡通过1959年大选从半自治状态变为全自治，但英方保留新加坡的国防、外交、修宪和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大权。
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同年5月30日，新加坡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在立法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成为立法议会的第一大党。6月5日，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总理。
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1963年7月，新加坡与马来亚、沙捞越和纱布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李光耀继续任新加坡总理。不过，对于李光耀为什么强烈主张将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有不同的解读。有一种说法是，他希望借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之手，铲除当时日渐壮大的“马共”势力和人民行动党内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高层领导人。
不过，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经济等多项政策上很快就产生严重的分歧。1964年，新加坡发生种族骚乱。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李光耀担任共和国总理。
威权治理新加坡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他推动创建工业园区、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出口港、鼓励外国投资等。同时他也采取措施改善民生，他创立公积金制度并进行卫生和教育改革等，在他执政的三十年内，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不过，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李光耀在政治上并不民主，他强调合作和纪律。他打击政敌毫不手软。他曾把早年和他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出新加坡。另外，他还通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罪等，打压反对者。新加坡的《国内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
李光耀所发展起来的“新加坡模式”，即保持经济增长和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使他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治国效率和廉洁执政备受赞誉，可同时也遭到人权组织的指责，批评他限制政治自由，并通过起诉反对者诽谤对他们施加恐吓。
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留任内阁资政至2011年。他对新加坡政坛的影响也一直在继续。
中国与西方的桥梁
李光耀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有很好关系，和台湾的蒋经国关系也相当不错。因为上述原因，他曾被西方认为是认识中国的桥梁。
李光耀与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私交甚笃。在1970年代，新加坡与台湾就进行了军事上的多项合作，他本人也多次访问台湾。1992年李登辉上台后，两人也曾交往甚密，但后来关系破裂。2000年陈水扁上任后，李光耀曾两次访问台湾，但与陈水扁的关系一般。
70年代末， 李光耀也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他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后， 他还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举行过会谈。正是在李光耀的推动下，中国和台湾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极具象征意义的“辜汪会谈”。不过，新加坡却是东盟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对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他曾公开为邓小平主持“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辩护。他声称， “此类举措实际上与人权问题无关，而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 邓小平对李光耀也很推崇。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
近年来，李光耀在不同场合就中国话题发表看法。最著名的观点是“美国应该继续在亚洲保持领导作用，特别是对中国进行有效制衡”，引发中国不满。2013年，他又称赞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胸襟宽阔”是“曼德拉”级别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