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的言论显然属于私下谈话，未经其同意而公布在网络上显然是不道德的。虽然毕也许属于“公众人物”，但是公众人物也有隐私。我们在小范围内的私人谈话往往和公开场合的发言不一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当然，他所谈论的毛泽东更是一个公众话题，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怎么说国家领导人都没事，更不用说是已故领导人，但是中国“国情”众人皆知。这类言论不要说没有“自由”，连严肃的讨论都是没有空间的。好在改革三十多年之后，私人言论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张。如果说公开场合的言论要遵守“政治底线”，私下发发牢骚、排排腹诽总是可以的。
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告密”（或“揭发”）的罪恶即在于它打通了私人和公共言论这两个原本不同的空间，让私人空间失去私密性，让公共空间的不自由来压迫相对自由的私人空间。如果任由这种行为蔓延下去，私人言论空间将受到极大挤压，社会诚信也将受到进一步破坏。人们不得不时刻提防自己身边的“告密者”，说话之前都得先打量周围有什么人，这些人是什么“背景”、是否“可靠”，否则就只能说一些不找边际的“假大空”，让原本就因为缺乏言论自由而盛行的虚伪之风变本加厉。
私人言论自由是中国改革的最大进步，也是当代中国之有别于北朝鲜或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难道还有谁想回到“文革”时期夫妻同床异梦的年代吗？如果在同一桌吃饭的人可以“告密”，妻子是否可以“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论”呢？当然，这种状态可能正是极少数不食人间烟火的左派想要的，但是左派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前天我刚在微信上看到，某些左派在公墓祭奠江青的活动受到压制，几个年纪大的还被警察殴打。自由派当然不会纪念那位“文革”的一线打手，但是会尊重左派们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确实不分左右，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你今天不尊重言论自由，说不定明天自己就成为压制言论的牺牲品。人应该是具备一定远见的理性动物，为什么要支持一个迟早会虐待自己的制度呢？
毕福剑风波的症结当然还是公共空间的言论没有受到保护。美国某个明星要调侃奥巴马或华盛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不会那么介意别人把此类谈话公开化，公开了一般也不会引起什么风波。他的谈话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不合适，甚至触犯众怒、引发论战，但是至少政府不得介入其中。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赘述。用霍姆斯大法官的话说，只要不会造成“清楚与现存的危险”──说白了就是冲击政府、聚众斗殴、踩踏伤人等肉眼可见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危害，政府就不得以任何名目压制或惩罚言论。政府不仅不得压制言论，而且政府执法的目的就是防止任何人诉诸暴力阻碍自由讨论。所有人都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只要没人动手，政府当然也不得动手，或以任何措施阻碍言论与思想的自由表达。
在自由派看来，祭奠江青的行为很愚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会产生清楚与可见的危害，所以左派完全有祭奠江青的自由。在左派看来，戏谑毛泽东的言论很错误，但是迄今为止毕福剑的言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危害。网上波涛汹涌，舆论众说纷纭，左右酣战激烈，好像还有越来越极端的趋势……这样天会不会塌下来呢？我看是完全不会的。网上炒得再凶，也只是口水仗，伤不到什么人。何况言论还是解压阀，有助于发泄社会情绪；不让人们发泄，胸中块垒无法排解，反而更容易引发非理性行动。
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左右分裂正是缺乏言论自由造成的。由于在公共空间中缺乏言论自由，左右不能就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直接对话，只能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发表言论，夹杂着因为缺乏公开对话而必然产生的各种“阴谋论”，中国的左右才会像今天这样向各自的极端越走越远，以至到了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的地步。他们之间已经不是观点和立场分歧，而是正在成为两种不同的动物乃至不共戴天的敌人。
割裂中国左右的最大鸿沟正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只有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不同意见才有可能对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底线共识。我的这个判断至少有两点理由。一是言论自由本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挽救毛泽东本人。多数右派之所以憎恨毛泽东，主要因为他是“大饥荒”和“文革”的始作俑者。假如那个时候中国有哪怕一点点言论自由，这两起危害民族深重的大灾难或者不会发生，或者即便发生也不至于那么惨烈。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左右评价如此截然相反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就不会成为如此讳莫如深的禁区。
二是不论毛泽东应对这两起悲剧承担什么历史责任，只有自由讨论、畅所欲言，各方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才能弄清真相，让人心服口服。今天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左右分歧如此之大，关键在于官方不允许正常的自由讨论，而左派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采取选择性“失明”。
只要政府还是捂着盖着，自己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然后希望各方都能“买账”，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社会对这个基本问题不会形成共识，左右只会越走越远。人民已经不是小孩子，乖乖坐在那里等答案。“端正思想”、“统一认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明智的执政者应当顺应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至少，老百姓私下里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何况政府内部有同样想法的人也多了去了，凭什么自己敢想，还不让别人说出来？
（本文作者张千帆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