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三纲五常”，君权天授，与千年帝制、皇权专制下的宗法制度、农耕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既维护了帝制延续，也有助社会安定，道德维系，文化传承。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但十五世纪后，因长期闭关自守，被自身的痼疾，和外来强势文化，协同军事实力和科学技术优势的进逼，迅速衰落了。一百多年前，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千年帝制。接着新文化运动兴起，民主与科学新思想传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正推动着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化的国家前进。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也伤害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份。
如何既能有助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民主转型，又能保持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是百年来世界华人永恒的话题。台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这与上世纪1949年后，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和张君劢等诸公，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又认同民主宪政的努力有关，他们于1958年联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理性中正，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大陆经过反右和文革的摧残，传统文化文脉已断。近二十年来的国学热，杂音很多，方向不明，有待前进中修正。一点忠告：没有批判，就没有继承！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参见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近来网坛很热闹，热点之一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读到过这样一篇奇文：“最崇拜毛主席的摩罗：蔡元培毁灭中华文化”。它就比为毛洗地，近来甚嚣尘上的荒谬论点，说什么“五四运动”和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在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得更远了。似乎毛泽东没有毁灭中华文化，反倒是蔡元培毁灭了中华文化。
历史的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关于“五四”和“文革”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当然可以探讨它们之间的学理关系。毕竟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们，都在批判旧文化嘛，能和毛的除四旧，还有什么和传统决裂，没有一点关联？但是就凭这一点，就能相提并论吗？
要说清这个问题,颇为不易，它关系到如何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国家向何处去的百年大计。究竟是应该适应世界新潮流，走民主宪政这条人类共同追求的现代化的光明大道，还是复辟倒退，退回到毛时代的领袖专政，实质就是专制封建王朝的老路上去？那才是真正的邪路！当然，那首先是政体的事，我想当下最保守的人，也不会说要废除民主共和，重新退回到封建帝制时代去的。但是，如果你对中国封建帝制能延绵两千余年，其中一项重要因素，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维系着；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也因为帝制的数千年的承续，才能孕育出和国家现代化，距离愈来愈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着密不可分的种种关联。当下的国学热，从官方到学者，打的是文化牌，乍一看有很多合理性，但是，如果你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缺乏－点基本的认同与了解，那可以断言，这种所谓的国学热，注定是短命的！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批判，就没有继承！
下面就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谈一点个人见解，欢迎批评指正。
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起始与流变的一点民间观察。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鼎盛时期。然而好景不长，秦始皇天下一统，中国即走上了专制极权道路，学术自由在秦“焚书坑儒”之后，逐渐式微。到了汉武帝时代，听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的儒家学说，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其核心理论，就是“三纲五常”，其中“君为臣纲”是一条主线。到了宋明有程颐程颢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即程朱理学，提倡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其“存天理”的天理，就是皇权天授，帝制永固；而“灭人欲”则是要灭掉人生来平等，民主自由人权是与生俱来的需求。这就比董仲舒走的更远了。逐步走向了说得好听一点的是“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实质就是文化专制。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文学乃至一切意识形态，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就是要为统治者服务！这种以帝王利益为核心利益的文化,实质就是帝王文化。我这个意见是否片面，可以讨论争辩，但有一个事实必须正视，就是在历代王朝更迭过程中，新一代兴起时几乎都在批判儒家学说，推翻三纲五常，不承认什么皇权天授，否则他就不能唤起民众。而一旦后起者夺得了政权，又几乎无例外的要重新祭起儒家三纲五常的大旗，目的也很明确，要庶民们承认自己也是皇权天授。中国已经在这样循环反复中倒腾几千年了，到今天也未改变。要说都是拜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赐，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那说它起了重要作用，应该是说得通的。
如此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岂非全无是处，那中华民族是如何延续数千年的，岂不是早该灭亡了吗？这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吗？应该说这样的反诘很有道理，它提醒我们观察问题切忌简单化，不能直线思维，尤其是关系到我们祖先数千年的种族延绵，其生存环境、政治生态、思维状况，乃至道德操守、价值判断，诸多重大问题时，必须慎重对待！怎样才能做到持之公允，不偏不倚，既尊重传统文化中的正面价值，敬畏它在维系我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经历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又能批判其保守性闭塞性，尤其是它与数千年帝制的因袭，不可分割的关系，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批判，使其从腐朽反动的帝制文化中剥离出来，早日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快步实现国家现代化。任重又道远，不可掉以轻心，不能信口雌黄。
笔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起源，即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皇权专制下的宗法制度，以及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略说一二。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确切一点说就是儒学与帝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庙堂之高上层之间的纠葛，那儒学还有与江湖之远的基层之间有更深密的关联，或曰儒家学说与中国农耕文明、宗法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这才是儒学所以能延绵数千年，至今还有较强生命力，依然受到严重关注的根本原因。
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那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们几乎同时代。但他们有一批的思想家在成长在赓续，成为尔后西方文明的始祖；而我们延续下来的，只有瑕瑜互见支离破碎的儒学。200年后，即公元前351年秦国的“商秧变法”成功，承认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从此确立了中国两千余年未变的小农经济，随之农耕文明也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说小农经济是一种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那宗法制度在千年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就是中国广袤乡村的非政权式的组织形式，或曰政治生态；那儒家学说呢，就是我们祖先的精神家园了。
有人会问，还有诸子百家哩，它们不也是和农耕文明并行的吗？就因为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农耕文明不再有关系了？当然不是，诸子的影响，如老庄、墨子、法家、孙子、道家，乃至外来的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都会长久地影响着国人，但它们都不可能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原因虽然很繁杂，但儒家的树大根深，与宗法制度与帝制的密不可分，都是儒家之外诸子百家，不可比拟的。
小农经济带来的农耕文明，特点是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产量低交流少，受教育机会少，文盲多。住地分散，生产工具落后，决定了农民们的保守自私愚昧闭塞，即使如此，他们也知道要“修身”，做个好人，要“齐家”，家庭和睦邻里友爱，要恪守本分忠厚善良。按梁漱溟所言“中国人生为家庭式之人生，其散漫与和平，基本在此。集团与集团恒见其相对之势，散漫的家人恒见其相与之情。西方社会为势之社会，中国为情之社会。”《思索领悟辑录》。他们渴求平和安定，也求发展，也向往社会进步，也企盼物质丰富。但一般不会危害他人加害社会。这样就与儒家文化，有了很多契合点。诸如仁者爱人，已之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如孟子所要求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等等。不问文化程度高低，农民们大体上是认同儒家的四维八纲：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进而也会接受其他儒家精髓，如“八德”在宋代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代则指孙中山等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再上升一步,就到了纲常伦理，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甚至立身立命的层面了。用北宋著名理学家、关学领袖张载的话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什么万世开太平，只能是－种美好的理想，说穿了就是一种“乌托邦”，但中国几千年来，广袤大地的乡村自治政治生态，使我们祖先有一个大体上还能生存下来，且绵延至今，还被称为文明古国，不就是主要依靠儒家文明在维系着吗？
如此看来，岂不是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上层的关系，主要是在维护帝制，是反动的；而与基层的关系，则大体上是进步的，是美好传统了？当然不能这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主轴是“君为臣纲”，核心价值是帝王利益高于一切，故有人称之为“帝王文化”，注定传统文化不可能产生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不利于“君权天授”的现代政治因素。传统文化也没有思辨哲学，所以中国至今没有影响深远的哲学家思想家。传统文化主张实用，缺少创作，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但是，“君为臣纲”也好，“帝王文化”也好，即使出于帝制利益本身考虑，国家也需要安定、稳固，不要动乱，要防止人们“寻衅滋事”。这样统治者也需要一种文化和一种信仰，来博取国人的认同与遵循，于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就成为了国学显学。
这样，儒学虽然几千年来，帮助了帝制的延续，但客观上也有助于国家安定，黎民百姓免受颠沛流离之苦。如果遇到了像刘彻、李世民这样较好的皇帝，中国的历史上还出现过文景、贞观、开元等盛世，老百姓们过着物质相对富裕，文化发达的生活。比如有高度文明标志的唐诗、宋词的空前繁荣，可以傲视全球。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民族的贡献，也是对全世界的贡献，漠视或否定它，就是民族虚无主义。
同样的道理，儒学与基层关系，也不可能都是积极因素。首先与儒学关系很密切的封建宗法制度，一直延伸到当下的什么“太子党”“官N代”，就有很多僵化、腐朽、乃至反动的东西。历来的统治者，都是利用儒家的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什么上尊下卑、男尊女卑，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套来禁锢百姓，推行它的愚民政策的。儒学对于基层，既有助于乡村自治，相对安定，免于动乱的一面，也是和统治者一起，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对中国乡村长期处于落后闭塞愚昧，负主要责任的，两者不可偏废。
说到这里，人们会不会被绕糊涂了，不禁要问，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是好是坏，是有益的成份多呢，还是有害的成份多呢？是推动了历史前进呢，还是滞后乃至阻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们应该继承它且发扬光大呢？还是应该分明是非，去芜取精，批判式的继承？
我想这些问题，正是当前争议的焦点，可以武断一点说，目前还没有一人或－派的观点，被绝大多数人认同。这是当代学者们的无能呢，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太芜杂，混乱，矛盾重重，历史的因袭太重，已经困挠了中国很多年，可能还会继续困挠下去？客观冷静地说，是两者都在。所以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堆五味杂陈的千层糕，很难说清哪几块是香甜可口的，哪几块是霉变了的，它们之间早已串了味了。它也应是当前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面临的二难处境。
近日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一期上，读到了文化学者向继东先生的大作“谭其骧先生的儒学观”，获益良多。此文的基本观点，我都是认同的。但向先生在文中说到：“从根本上看，儒学不就是一种历史文化嘛。凡是历史上出现的东西都将在历史上消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此言对儒学来说，可能性极小。因为它已纠缠整个中华民族数千年了，不问是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都已经成了人们精神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了。即使是文盲，其行为准则，常常也在按尊卑有序、男尊女卑等规则办事。
二,十五世纪后，中国因长期闭关自守，被自身的痼疾，和外来强势文化，协同军事实力和科学技术优势的进逼，迅速衰落了。社会危机迫使中国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看何谓西方文明与世界潮流。
是呀，既然争议了这么多年，也未达成人们希望的共识，还要再争议下去干嘛呢，不是自寻烦恼吗？几千年都过来了，再这么过它几百年，又有何不可！你别说，要不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几千年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之后，中国人至今还会唱康熙的歌，真的还要再活五百年哩！
然而打开的大门，就再也关不上了。为什么？一是腐败的满清政府，抵御不了来势汹汹的洋枪洋炮，一是开始觉醒的部分中国人，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原来那些历来被我中华上邦视为未开化的蛮夷之地，不仅船坚炮利，还有比我中华文明先进很多的现代文明。而且这些国家很不安分，不但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很多落后保守国家的大门，还在鼓吹炫耀展示，甚至强行输出他们自视甚高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闹得被输入国的君臣子民们，日夜不得安宁。
世界的事我们管不着，只知道中国近一百年来是大变了。一是辛亥革命成功，延续数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民国成立了。别问南北对峙的北洋政府和广东的南方政府，有诸多不是。甚至有人认为：“十万头颅十万血，换来－个假共和”，但南北政府都没有皇帝，袁世凯称帝只有短命的83天，张勋复辟命更短。尔后蒋介石北伐成功，张学良东北异帜，国家统一，国民政府也曾有过1927—1937的黄金十年。怎么能说是失败了呢？
第二件大事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继之而来的“五四运动”的爆发。而领导并主宰了新文化运动的三位主将，就是人称三驾马车的蔡元培先生、胡适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文化运动，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有人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蔡元培这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教育改革上，做出了一项惊天动地的决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因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并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皇帝没了，阿哥格格太监们都没了，一向保守闭塞的中国人，一时接受不了了，有人在质疑，有人在观望，有人目瞪口呆，有人在消极或积极的反抗，有人甘当不剪掉辫子的遗老遗少。仍而毕竟大势所趋，没了就没了吧，与老百姓也没多大关系，该干啥还干啥，人们渐渐就把这事给淡忘了。
而另一件事，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要批判旧文化，甚至要打倒至圣先师的“孔家店”，就远比推倒帝制麻烦多了，原因是它几乎关系到每一中国人，那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事了。
就拿蔡元培为何要废止“尊孔读经”一事来说，就决非是一件孤立事件，有极为广泛和深刻的时代背景，只是新文化运动兴起过程中，重要事件之一。要说清这个道理，还必须说一些与这场伟大运动，相关的人和事。
先说时代背景。蔡元培先生作为光绪25年的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对传统文化了解研究体验之深，远非摩罗及当今所谓新儒家们，能望其项背的。蔡先生又是最早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民族精英之一，游学法国德国多年，称得上学贯中西，因而他能看到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看到了中国的闭塞保守落后愚昧，和世界潮流，相隔愈来愈远，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他也看到了中国如此的危机，根本原因是数千年帝制的因袭，再就是与帝制结伴而行，相互依赖，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的儒家学说了。中国要前进,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做彻底的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废止“尊孔读经”只是其中一项而已。
蔡元培和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看到的世界，具体地说就是西欧北美，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西欧原来也和中国一样，生活着一批普通老百姓。十五世纪以前，也是皇权时代。其特点也是一皇权统治，二农耕文明，三神权统治，神权与政权的结合。那也是延绵数百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
但从十五世纪开始，西欧开始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继之而来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民主国家的建立。这之后发生了几件影响国际政治走向的大事：
一是1848年的英国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起始于英国，不是偶然事件。远的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颁布，有人认为它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起点。大宪章虽是国王与贵族妥协的产物，也确立了一些英国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也改革法律与司法，和限制了国王及皇室官员的行为。继之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即从1640年查理一世召开新议会的事件开始到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宫廷政变结束，以新贵族阶级为代表的社会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确立君主立宪制，为英国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之后才有1848年开始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它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并带动了当时许多国家相继发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从1733年纺织机械革新开始，有了大量的新技术新发明诞生，特别是1782年詹姆斯•瓦特根据前人的成果，成功发明了单向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革命使机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创造巨大生产力，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二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Man and the Citizen），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宣布人与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此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说：“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是社会中某一阶段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产生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
三是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1776年7月4日，宣言于第二次大陆会议(Second Continental Congress)在费城批准，这一天后来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1776年8月2日宣言正式签署。在前言中，明确地写到：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凡人生而平等，秉造物者之赐，拥诸无可转让之权利，包含生命权、自由权、与追寻幸福之权（原意为：拥有私人资产之权。）无论何种政体于何时坏此标的，则人民有权改组或弃绝之，并另立新政府，本此原则，以成此型式之政权，因其影响人民之安全幸福至巨。宣言的核心是第一，平等学说。第二，天赋人权学说。第三，主权在民学说。第四，人民革命权利学说。还应该指出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宣扬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三权分立等思想原则，成为《独立宣言》的理论来源。所以我们常常把欧美文明视为一体，也即所谓现代的西方文明。
人们常说的西方文明，主要就是上述这些原则。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包括主权在民)等等,它和我国近来公布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那12项24个字,并无太多差异。它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经过多年的探索，从无数经验和教训中获得的成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正是人类在获得民主自由，人权有了保障，社会秩序有了法治的护航，才能爆发出空前的创造力。涌现了大批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创作出巨量的精神财富同时，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愈来愈多，人民生活也愈富有。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直至须臾不可分的很多重要发明，诸如电、电灯、电话、火车、汽车、飞机、轮船、兵舰、纺织机械、矿山开发，直至当今的电脑、互联网、航天飞机等等，都是由欧美社会发明创造的。我曾说过，用白话文写文章来反对白话文首创者胡适先生，是可笑的。那坐在电灯下，开着空调，用互联网去咒骂所谓西方文明，你觉得你能理直气壮吗？
现代化的国家是什么样子，说白了就是对现代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认知、继承与发扬！它也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百岁睿智老人周有光老先生，曾总结社会的发展，大致分以下三个阶段：神学——迷信时代；玄学——信仰时代；科学——论证时代。
蔡元培先生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教育制度，并以此对中国旧的教育制度，进行重大的改革，从此中国才有先进的新型大学。才有他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划时代的呼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永恒的丰碑，蔡也是迄今中国最成功的大学校长。
三，略述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的中国大陆学界，对它认识与解读的重大分歧。
说过时代大背景，再说一点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人和事。正如陈独秀所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固然是历史的必然，但它的功过是非，应由他和蔡孑民（元培）、胡适之负主要责任。既然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他们三个人事，那也说一点陈独秀与胡适的事吧。
先说说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他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最先在杂志上鼓吹的“民主”与“科学”，成为时代的狂飚突进式的人物,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但他历史的结局，却是右倾投降主义，是反革命的托（洛斯基）陈派的头头。其实这是他创建的党，并连任了5届总书记的组织，给他下的结论。而真实的陈独秀，则是真正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他创建了左倾的中共。网上近日流传一条关于他建党的小段子：“胡适认为，中国的命运，在1919年3月26日彻底改变，那一夜北大四位校董开会，商议如何解决陈独秀嫖娼打架之事，胡适要求留住陈独秀，另三人反对，结果陈被开除，愤怒之中的陈独秀遇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魏金斯基，魏建议陈干脆成立一个党组织，自己玩，陈独秀欣然。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的命运已不可逆转。”小段子不能信以为真，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左倾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关注，与陈独秀的左倾思想，－拍即合，则是历史的真实。如果陈独秀没有领导当时舆论潮流的历史地位，他的思想再左倾，共产国际也不会看上他的。从这点看建党与新文化运动，确实有着某种关联。至于这个党尔后数＋年的功过是非，从陈被开除出党起，已经与他没关系了，更算不到蔡元培头上。
说到陈独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不是我们这些毫无国学根基的后来人，能轻易置评的。陈独秀也是国学大家，尤其是文字学研究，堪称一流，著述颇丰，在四川江津囚禁期间，尚有专著待出版。也正因为陈独秀是从国学旧阵营中来，因而他能看出旧文化的痼疾，和对民主科学的桎梏与束缚，因而大声疾呼，要彻底批判旧文化。
再说胡适。胡适作为中国文艺之父，誉满天下，谤也随之，有说不完的话题。李慎之先生在新旧世纪之交，曾说过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现在刚开始，已经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举两个例子，一是共识网2015年1月举办的读书会，请来了任剑涛许章润高全喜等几位研究胡适卓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1962年出生的，这一年又正是胡适逝世的年代，所以他们又称“1962学人论坛”，就有了继承的味道。读书会的标题有些怵目惊心：“我们要借胡适来清理骨子里的文革血液”。座谈记要明确地写着“我们骨子里流动的文化基因，严格说来是文革的东西。我们深知，中国是无法用这种斗争精神来解决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社会、建设现代文化等种种问题的。对之，必须用胡适精神加以超越，才能促使国家走上健康的现代发展轨道。”
下面抄一段任剑涛教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可能会使一些大陆新儒家们，看了很不愉快，不过也没什么，百家争鸣嘛。任先生说：“今天流行的、中国大陆的新儒家理念，对胡适充满着与港台海外新儒家一样的愤怒，有人骂胡适先生掘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祖坟，是中国文化的叛逆。我想，这本书的作者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今天，无论是中国大陆的、还是港台海外的新儒家，对胡适的理解都有不到位的地方。港台海外新儒家，因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而且他们接受过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破坏的条件下的文化教育，他们有资历与胡适讨论尊重不尊重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有资格与胡适商榷对传统文化的修养怎么样。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其实很多也是我们的同道、朋友，是学术界长期合作的研究者，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不要以为胡适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会在任何层次和角度上，弱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的修养远远不及胡适，对传统文化所怀抱的敬意、理性程度，更远远低于胡适。我们对胡适的思想应该持一种重新礼敬的态度，要确信，胡适从来没有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轻薄的态度。这不仅是胡适先生受教育的背景所注定的，也是他的研究志向所决定的，他晚年花巨大的功夫来着《水经注》，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胡适先生仅仅当作一个激进的、向传统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甚或五四运动的推手。新文化运动，并不必然跟传统文化构成对立关系。需要提醒轻薄胡适的学者意识到，胡适对现代的召唤，其深沉、其执着、其理性，尤其是他博大的世界视野、人类眼光，以及对传统所怀抱的亲和态度，远非我们一般眼光狭隘地盯住所谓传统的人士所能赶得上的。
对今天中国来讲，正着紧处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十字路口，像胡适先生那样，能够对内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对外以世界主义的眼光超越民族国家，有一种稀缺的人类眼光，在国家与世界这样两个层面上，理性审视中国现代发展的学者，真是极其稀少。在这两个视角中，胡适确确实实是为当代中国立下精神规则和建国规则的一个伟大人物。”
我是完全赞同任剑涛先生见解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摩罗先生诘难蔡元培先生，说蔡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很好的回答。因为蔡元培先生与胡适先生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上，大体是一致的。
兼听则明，我们不妨也听听另外一种声音。2015年1月10日，“经典与解释”丛书十五年350种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行，此次纪念研讨集结了30多位国内学者，刘小枫、甘阳、汪晖等。围绕“马克思与古典传统”、“中学源流与当今时代”、“西学源流与当今时代”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对话。甘阳在发言中说，经典主要是指西方经典，我们对此其实缺乏认真深入的了解。对西方经典的译介始于民国，但民国做得不够。其实民国没有什么可追捧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太多，我实在对它不怎么感冒，我们早就超过它了。现在看来，严复对西方的理解很肤浅，胡适就是个小贩，不要说现在的博士，我们这代人就超过他们了。
这下子热闹了，生前就争议不断的胡适先生，死后半个世纪多了，评价依然如此南辕北辙。胡适究竟确确实实是为当代中国立下精神规则和建国规则的一个伟大人物；还是如当代“一流学者”甘阳先生所言，就是个小贩，我们这代人就超过他们了？
甘阳先生等一流学者们，究竟哪些方面超过了胡适这样的小贩，甘先生语焉不详。我们只知道胡适仅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据胡适在自己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所总结的，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一生都坚持身体力行，因而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如唐德刚先生的“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一文介绍：“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架盘盘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这九个项目是：一,哲学思想,二,政治思想,三, 历史观点,四,文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的艺术性,九，红学的人民性。实际上还该加上胡适对佛教禅宗的研究，那几乎是“十项全能”了。
我们不知道30多位“一流学者”们，把你们的口袋都掏掏空，都加在一起，看看能有多少硬通货，可以如此轻薄前贤。学问不多不是错，成就不大也不是错，谁也不能说，小人物就没有发言权，所有大人物，都是从小人物成长起来的，所谓百年树人。对一些重大课题，尤其是像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样几乎关系到每一个国人的大事，不是不能发言，对有过重大影响的前人，也不是不能批评。但做出这样的发言与批评，甚至断言，确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比起胡适等老一代学人，甘阳先生等对传统文化的修养底气究竟如何，可以供他们在自称“一流学者”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自吹自擂，难道脸皮厚到不怕世人耻笑吗？
中国山东省专门成立人才引进工作领导小组，要“面向海内外引进儒学研究高端人才。”
最近，山东省政府于4月13日在国家级和省级党报上打出的广告称，“在海内外知名高等学校、研究机构长期从事儒学研究和传播的高端人才都可报名。”招聘的级别“可分为儒学大家、泰山学者、尼山学者三种类型。”山东省人才引进小组介绍说，“儒学大家”的待遇“一人一策”，因人面议。“泰山”和“尼山”学者年薪40万元人民币，并给与最高50万元人民币购房补贴、安排子女就学等优惠待遇。山东省人才引进小组宣称，如此高薪高调求贤，是“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指示，加强儒学研究和传播，打造儒学人才高地”。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对BBC中文网分析评述说，当代中国，从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砸孔庙、与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到今天官方出高薪引进儒学人才，反映了历史的巨大变化，也显示了历史文化自身的生命力不是政治力量能割断的。但是，儒学尽管从山东起源，但它从来不是靠官府出高薪就能复兴的。
朱学勤教授举了两个例子。儒学二圣孔子孟子当年都是凄凄惶惶，不受待见，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在落魄中设帐授徒创立儒学。如果列国国王出高薪聘请孔孟，他们可能早就被收买了，也不会有今天的儒学了。
20世纪30年代，一代鸿儒梁漱溟曾在山东乡村搞过“乡村重建”，想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重建中国农村秩序。朱学勤教授说，梁漱溟的实践是否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是为了高薪而去还是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显然是后者，如果是为高薪而去，他也早就被收买了，也不会在50年代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毛泽东当面争吵，为中国农民的命运鸣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