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在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民族问题和区域问题是最不可测而又影响巨大的因素。对大陆中国而言，两岸问题和西藏问题无疑是影响未来的两个最大变量。最近，这两个棘手问题同时以不同态势摆在大陆当局面前，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其中是否有某种巧合？在我看来，发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这些现象，既是对当局勇气和智慧的考验，更是昭示了一个机遇，启示中共应该抓住时机，显示出彻底摆脱陈旧思维方式的勇气，从愚昧和血腥的政治理念泥淖中彻底走出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搁置“主权争议”是善意的机会主义

3月4日，在中国第十一届政协一次会议上，胡锦涛在看望参会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就对台政策做了最新表态。他说：“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谈判的地位是平等的，议题是开放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胡的这番话比他的前任显示了灵活性和务实精神，前进了一步。这一次台湾的选举和“入联”、“返联”公投的结局，显然是越来越理性的台湾公众对胡的务实态度的善意回报。3月26日晚，胡锦涛在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时明确表示，愿意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谈判。

为了弄清楚胡锦涛这番表态的历史背景，追述一下两岸冲突的历程是必要的。

关注两岸关系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人都知道，两岸分离的最初起源是制度之争。由于夺取中国全国政权之后几十年治理乏善可陈，中共无法再以制度优越自居，在关于两岸关系的争执中，制度之争的口径逐渐演变成了合法性之争，即自诩“中国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问题在于，这个 “合法性”纯粹是来自于中共的自我授权，因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内战前后，两岸人民并没有经过任何一种法律程序或者共同商定的什么办法来认定这个说法。就是那个稍微具有一点民意基础——即没有突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共同纲领》，后来也被毛泽东片面撕毁。

冷战时期，卡特政府出于美国对抗前苏联的考虑，中共政权得以加入联合国，其合法性的国际空间扩大，但是，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家继续承认中华民国，还有一些国家是采取基于利益考虑的模糊承认立场。而作为国民党政权则根本不可能承认中共的这个自我授权。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合法政权由于战争而迁都，这种事例并不少见。如果仅仅凭借武力打败了一个政权就意味取缔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岂不是说“暴力就是公理”？而且中国的古代史都需要改写。

邓小平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模式最终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虽然其真正原因是由于无法证明牺牲了上千万生命、耗费无法数计的财富建立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并未显示出所谓优越性，不过无论如何也表示了一种灵活的姿态。可惜的是，中共当局公开发表的各类文件，不仅没有在邓的灵活基础上稍微前进一步，反而突出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 ，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手段，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不可能接受。

其实，翻翻邓小平本人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论，他对“一个中国”就是指“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倒没有刻意强调，在很多情况下使用的是“台湾不能从祖国分裂出去”这样的说法，当然他是把台湾定位为一个“地方政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邓是把台湾、香港、澳门捆扎在一起考虑的，而没有注意其间的本质区别，这或许反映出他深刻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政治学方面的知识缺陷。唯其如此，也给后来的政治家留下了创造的空间。

江泽民的对台政策，在务实和灵活性方面没有比邓小平前进一丁点，而其统一的欲望却空前强烈。江竟然公开对媒体宣示“台湾问题不能再无限期的拖延下去了”，这就引起了台海关系的空前紧张。真不知他做这种宣示的依据是什么？陈水扁委托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李远哲和跨党派小组论证后提出的“三个认知，四个建议”，平和而丝毫没有攻击性，却被当时那个一付“二杆子”样的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嘲弄成“不三不四”。这样就堵塞了两岸接触的通道。

其实，平心而论，在江泽民执政期间，台湾李登辉当局的两岸政策，显得相当务实而理性。“一国两府”、“先启动功能性谈判”等等，都显示出真诚的善意，尤其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谈判”堪称凝聚政治智慧的创造。因为它在最有分歧的地方创造模糊空间——用政治实体取代“政府”、“国家”这些敏感字眼，这是深谙谈判技巧的智者才想得出来的点子。

按照江泽民的逻辑，“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什么都可以谈”，乍听起来好象宽容大度，稍微一想：既然你把“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定义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你还同台湾谈什么呢？谈台湾给你交多少税？可笑的是，在那个年代，这种在谈判逻辑上狗屁不通——把想要得到的谈判结果作为谈判前提的东西，竟然在官方媒体的显著位置不断重复，这简直是对当局智力的自我嘲弄。干脆说那是招降口号也就罢了，却硬要标榜为“谈判原则”，真是令人喷饭。

中共同国民党政权的制度优劣之争，以中共的失败而告终。这个结局无疑加重了国民党政权同大陆在政权合法性之争上的法码。因此，无论是从现实还是历史的角度看，对中共而言，“合法性之争”都是一个无法化解两岸矛盾的死结。

关于“九二共识”，当初国民党说有，陈水扁当局说没有，大陆当初也不承认。现在，迫于阿扁当局“台独”倾向的压力，大陆终于同意有一个“九二共识”。

这个共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在分歧最严重的地方创造了一个模糊空间，是一个尊重现实、具有理性的谈判原则。按照“九二共识”的原则，两岸谈判可以启动，随之而来的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会大幅增加。

但是，必须同时看到，“九二共识”毕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说法，因为这个“共识”只是搁置争议，并没有化解矛盾，主要分歧仍然存在，国家认同的问题并未解决。因此，“九二共识”的机会主义性质显而易见。联想到当年邓小平在同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协商香港问题时说“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搁置主权争议”的“九二共识”的机会主义色彩更加不难看出。不过，这个机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最终解决问题，因此，不妨称它为“善意的机会主义”。

然而，机会主义的功效总是无法长久的，这样，能否充分利用机会主义创造的时间和空间不断积累认同感，就成为能否最终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

二、“党国障碍”无法逾越

善意的机会主义的最大功效是可以创造一个两岸接触的空间。问题在于，由“九二共识”开创的两岸接触过程，能否逐步弥合两岸之间的根本分歧？

我们通常说，两岸分歧的焦点是主权之争。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我们知道，在近些年的两岸争论中，台湾早已放弃了“光复大陆”的梦想，在他们重返联合国的各种议案中，也看不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出去”的类似说法。他们争取的只是自己生存的“国际空间”而已，并不是要同大陆争什么主权。

那么，两岸分歧的焦点究竟是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就大陆而言，两岸分歧的焦点是台湾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其实，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

什么是共和国？共和政治的基本含义就是，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也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的。国家和政府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仅仅为私人利益或某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服务。

用上述有关共和国的规范定义来对照，我们不难看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共和国”，两岸的国家认同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既然共和政治中的国家和政府是公共的，那么无论哪种政治力量都有权问鼎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因为如此，共和政治同多党竞争（而不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不可分割。按照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要取得台湾的治理权，完全可以到台湾注册取得合法利益地位后参加竞选；反过来，台湾的任何合法政党也有权到大陆来注册参加竞选。两岸大可不必扩军备战耗费国家财力。

事实上，且不说毛泽东时代，就是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宣布或暗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党国”。随便举几个例子：他用“三个代表”要求全党，要中共“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先进生产力”。这就是承认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迄今还没有做到为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不仅如此，他提出的最新的“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仍然不是为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只是代表一部分——虽然是“大多数”。这些思想其实就是公开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中国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共和国”的水准，仍然是一个“党国”。还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为缓和两岸紧张局势，表达希望到大陆访问的意愿时，身为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江泽民公开对媒体记者宣称：李登辉只能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来访，不能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来访。也就是说，江只愿意以“党魁”的身份同李见面。江刻意淡化自己作为“国家元首”的身份而强调“党魁”的身价，这也反映出了在他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党国”的心态。

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事实上的党国，那么，从逻辑上说，“党国认同”才是两岸分歧的根本障碍。化解两岸冲突的根本矛盾，就在于台湾人民有没有可能认同我们这个“党国”？

这又需要了解一下中国国民党的历史。

1924年4月，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建国大纲》，《大纲》中称：新的国民政府应本着“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中华民国，建设时期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训政的主要内容有：“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上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党国”是国民党治理中华民国的“训政”时期的一种治理形式，用我们的话来说，那是国民党政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初级阶段。今天的台湾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宪政国家，就连美国这样以全球人类民主人权事业“护法神”为使命的国家的总统布什也把台湾称为“民主的灯塔”。要想让这样的中华民国成为一个非宪政政权的“党国”的地方政府，岂不是痴人说梦？因为，假如就是有个别台湾政客产生这个念头，那岛内舆论、国际舆论、道义感和历史责任的压力他也无法承受！

所以，无论是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关系怎样紧密，“党国认同”这道根本性的“天堑”始终摆两岸关系面前。前不久，在博螯论坛上发生了因大陆有关部门把“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解释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引起两岸代表的纠纷。最近，台湾新当选总统马英九又挑选了一位来自具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的前立法委员、以强硬的谈判者著称的赖幸媛出任陆委会主委，主管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所有谈判；这一举动，不妨被理解为打消大陆对台湾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党国原则”的期盼的一种暗示。

三、大陆需要“台湾经验”

近日因奥运圣火全球传递而凸显出来的西藏问题告诉人们，漠视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以为通过经济援助就可以赢得当地民族的归顺，是一厢情愿的徒劳。同样，漠视大陆当局同台湾民众政治理念的巨大差异，希望通过两岸的人际交往和经济交流，向台湾开放一些产品市场，就可以解决台湾民众政治理念上的“党国认同”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不充分自觉利用“九二共识”开拓的两岸交流的空间以不断弥合两岸政治理念的差异，那么两岸的交流过程就只是一个冲突不断，积累矛盾、累积交易成本的过程。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以来，台湾人民秉承“自由、民主、均富”的治国理念，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台湾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和平土改平均地权、普及教育、对外开放、共同富裕、军队国家化、开放党禁报禁，等等。

尤其是“和平土改”和“和平进入多党制”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国家的奇迹。丰富多彩的“台湾经验”不仅拓展了台湾这个弹丸之地的国际空间，同时也使台湾赢得了国际主流社会的敬重。

大陆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增长，政治文明也有明显进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一位守规矩、负责任的大国。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已经成为大陆的主流民意。但是，大陆当前面临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触及。应该看到得当是，目前大陆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台湾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曾经面对，而且成功解决过的。因此，大陆要加快发展，平稳度过社会转型的难关，自觉充分利用台湾人民创造出来的改革和发展经验，是明智之举。

台湾经验开掘并创造了丰富的人文资源，它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由于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近十几年的两岸共同发展，已经使曾经不共戴天的两岸政治力量在理念上出现了趋同的迹象，为了区域稳定和两岸人民的共同福祉 ，用两岸共同创造一个“自由、民主、均富、和谐”的中国提升具有机会主义品格的“九二共识”，必将为两岸关系开拓更大的合作空间从而为两岸关系缔造美好的未来。

2008、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