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现在无论中国、俄国还是西方，都有一帮鼓噪\”中俄例外论\”者，说中俄发展模式出圈儿了，西方经验套不住它们，普世价值不普世了。实际上这种说法不是被鬼迷了心窍，就是故意欺骗中俄两国人民。如果说存在所谓\”中俄例外\”的话，这例外也只是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例外，而不是普氏价值的例外。格鲁吉亚或乌克兰的例外是什么意思？格鲁吉亚几百万美元就能搞定一场颜色革命，几百万美元在中国行吗？不行。几百万不行并不意味着无论多少个百万都不行，更不意味中国根本就不可能转轨，或根本转不上普世之轨。大国转轨不同于小国转轨。大国转轨更复杂，需时更长。但无论多复杂，需时多长，轨总要转。而且，转轨的目的地没有第二个，只有一个，即西方已经实现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因而，所谓中俄模式，不是证伪普世价值的证据，而是将继续证实这些价值的普世性。
所谓转轨，实质上即极权主义的退色和衰亡。这个退色衰亡过程，肯定有长有短，不可能世界上各个极权国家同一天呜呼哀哉。大国极权主义的消亡必然需时更多。这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再大也得死。这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今天不僵，并不等于永远不僵。极权主义消亡就像得一种消耗病，不同肌体抗消耗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扛三天，有的扛三年，总之都要死。又好比那屠夫宰牛杀羊，一只小公羊，撂倒按住就宰了。可是如果是一头大公牛，宰起来就没那么容易。首先牵向屠场就很难，其次放倒它也不易，再次皮粗肉厚，进刀也不易，再次血液量大，流干时间也更长。中俄就是那大公牛，从斯大林、毛泽东驾崩，就开始被牵、被赶向屠场。虽然两国极权主义至今未死，但其成色、浓度、残酷度，都已大变，迥然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时代了。这个大变，方向是什么？显然是朝向普世价值，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今天的中俄，普京的俄国与胡锦涛的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相比，是更像西方了，还是更不像西方了？显然是更像西方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俄并不例外，它们没有翻出民主、自由、人权这个圈儿。脑袋想得爆炸，也不可能再有其他。人类的政治文明，到民主、自由、人权这儿，就是终结了，所剩只是如何更形完善了。
现在中俄这两头极权主义大公牛，一是出于大国的历史面子，二是既得利益集团力量仍然强大，一直不愿在价值理念方面心悦诚服地皈依西方，总想逃脱被普世价值收编吃掉肥沃人类文明的命运。这个历程就像进了屠场的公牛，一路走来，蹄印零乱浅深歪斜，与屠夫角力争斗扭犟推拒踢跳顶撞不已。所谓中俄模式，实际上就是这么个扭犟踢跳顶撞轨迹而已。这个轨迹，虽然例外于东欧各小国，例外于中亚各小国，但绝不例外于普世价值，再怎么扭犟，都难逃被送上普世价值的祭坛。人类最终必然要吃极权主义的肉，剥极权主义的皮，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2008年4月24日新华网编载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发表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３－４月号的文章，题曰\”没有目的地的转轨\”，副题曰\”俄中融入世界秩序的问题\”。文章指出，中俄放弃了计划经济而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但都排斥来自外部的\”目标管理\”模式，相当成功地实现了\”没有目的地的转轨\”，即不以西方的条件与现有结构体系接轨。这种现象对当代政治学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两国的发展模式可能成为西方道路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并且称\”中俄发展模式\’令西方懊恼\’\”。
如果这种现象确如所言对当代政治学构成重大挑战，那也只是对庸人构成挑战。如果它确令一些西方人懊恼，那也是令一些西方的庸人懊恼。迄今为止中俄走过的道路，并不能证明西方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选择，而是中俄至今仍然走在向西方行进的路上。中俄转轨不是\”没有目的地的转轨\”，有目的地，目的地是什么？是普世价值。上面已经提到，今天的中俄与斯毛时代相比已更西方化，更自由、民主，更重视人权，即已证明这一点。无论普京、胡锦涛们主观上愿不愿，或口头上承不承认，事实上舍此之外他们不可能有第二个目的地。条条大路通罗马，路可以有很多条，但罗马只有一个。回顾二战之后的历史，中俄两国虽然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再使坏，竭力阻扰民主、自由、人权的国际化进程，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党纲、宪法、法律和政治文件中，自由、民主、人权的使用频率大幅度提高了。这本身说明，即便你口头不承认这个目的地，那也只是嘴硬而已。再硬的嘴也硬不过历史，历史终将证明，普世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绝无例外。
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４日 写于东英格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