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财新网旗下的《新世纪》杂志有篇社评：“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文章开头便亮明立场：“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均应摈弃。惟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飞跃。”你看说得多好。中国大陆最需要这种声音。遗憾的是这种声音很难成为“主流”声音——印象中，也只在1978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声音略占上风。
离发表那篇社评的时间，转眼又大半年过去，此时此地想说什么呢？想说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能干自欺欺人的事了，再也不能说一些不实事求是的话了。不然，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道德还将继续堕落下去，弄得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四处冒烟，八处冒火。这也是一个生活在这个被称作“神奇国度”快六十年的人最深也最痛心的感受。也正是这个缘由，甘愿冒中国之大不韪在键盘上敲出下面这则短文。
在去年夏秋之际播放的四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要结尾几集，一再出现邓小平强调那几个“坚持”的镜头，而且还说那几个坚持“要一百年不动摇”。本人当时一边看着电视剧，一边在想，像邓小平这样一位要算智者的人物，如何也会说出一些蠢话，或者说，你“小平同志”怎么就敢说“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啊。
我们不是要“实事求是”吗？我们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们不是说“世事是复杂的”吗？我们不是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吗？这一切都告诉人们，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政治道德、政策策略包括思想主义之类的形而上可以让我们说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否则，说实事求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自欺欺人。
其实，邓小平强调那几个坚持，他自己也曾公开揭过底：说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邓小平当年最害怕中国社会不稳，按他的话说，社会不稳定，就不能发展经济，不能搞所谓四个现代化建设。但是，说那几个坚持，中国人要一百年不动摇，这就是连邓小平自己也反对的不实事求是了。别说一百年，谁能准确预见三五十年后中国国情、世界形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本人有理由相信，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预见到。否则，他就真的成神了。
我们都喜欢说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日新月异。五十年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电脑，三十年前人类还没有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这种手机，可今天人类社会已完全进入信息时代。我们还喜欢说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而生产力不仅改变生产关系，而且还将改变整个社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既然科学技术有这么大的神通，我们怎么能一张嘴就说自己主观上要坚持的某些东西一百年不动摇呢？这也能算“实事求是”吗？
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承认我们不可能确切地预见一百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百年后的人类社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坚持一个什么东西可以一百年不动摇。不说那些严谨的科学家了，就是马克思，说过这种话吗？毛泽东说过这种话吗？好像都没有。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毛泽东比邓小平要高明那么一点点。说要坚持的东西一百年不动摇，完全可以说就是一句权力者的蠢话。只是因为政治需要，现在不允许任何人评说这句话。这是不正常的，更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
那么，人类有没有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东西呢？如果当真说有，那也只能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实行民主自由，实行宪政，这些不仅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估计在人类所有人成为天使之前一直都要坚持。
本人当然知道，中国社会就是今天，也不能不强调社会稳定，这是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反对的；甚至为了中国社会稳定牺牲某些必须牺牲的东西，大多数国民也能理解。
但是必须看到，今天与邓小平所处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他强调那几个坚持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国人不仅已实现了温饱，甚至很多人过上了小康富足的生活，实际上的中产阶级也逐渐多起来。如果说当年因中国社会需要稳定强调那几个坚持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天整个人类社会都已经大大进步了，如果还要以牺牲法治、牺牲人权、牺牲民主自由、牺牲实行宪政为代价来实现社会稳定，觉醒起来的人们就无法接受了。
说到这里，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邓小平的那几个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东西里恰恰没有“要坚持依法治国，要实行宪政”，而作为极富智慧的邓小平，当年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出现这种在今人看来要算不应该出现的“疏漏”。是不是考虑到当年如果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实行宪政”，中国社会就有可能不那么稳定了呢？这一点，先前已见有人在期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分析，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搞的那场“严打”，实际上就是邓小平为了保证他在中国下的“一盘大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凡是有阻碍他下这盘“大棋”的人和事，统统都在他扫除之列。非如此，不能解释当年“严打”中的“从重从快”，更不能解释后来他为何要那样处理那场“风波”。因为历史证明，那是一着极不高明的“棋”，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着“臭棋”。
今天不说中国，人类绝大多数国家都强调要依法治国，而一个国家的宪法是根本大法，如果不能严格依照宪法治国，这个国家的法律往往就会随着领导人的思想变动而变动，就会出现周永康这样的“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这在现代人类法治史上估计要算一个笑话，本人并且相信，将来的“人类史”上一定会记下一笔：中国这个国家从某年到某年，管着各地方法官升迁的是一个最不遵守法律的大腐败分子，当年这个国家在把他揪出来时称其为“大老虎”。并极有可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类文明史”那样，还图文并茂，附上“周老虎”的尊容。这大约也就是现在人们常常喜欢说的把什么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吧。
作文至此，本该结束，忽又风马牛不相及地联想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一任领导人昂纳克，据说，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他仍强打信心声称：“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到了1989年5月7日，莱比锡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昂纳克政府派军警镇压，抓捕了一百多人，到了这个时候，他仍对世界宣称：“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昂纳克只是一厢情愿：“昂纳克的残暴顽固更激起了国民的反抗，1989年10月2日，莱比锡2万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议。10月9日，又有7万人上街，游行民众喊出‘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向统治者表达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这场反抗独裁专制的结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是以东德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