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国思想光谱分析

（本文乃是《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的“结论篇”，该书即将由香港溯源书社正式出版）

 

 

我们已经对当代中国9种有影响的政治思潮进行了逐一检视和分析，它们分别是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毛左派、中共党内民主派、各类“宪政社会主义”主张、儒学治国论、“回到新民主主义”和强势对外的新国家主义。现在来做个总结。

 

中国知识界的分裂：九大思潮在思想光谱中的位置

 

中国知识界的分裂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从光谱分析看，本书导论曾给定，如果我们以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为横坐标轴的中位点，则中位点左侧为“左派”区域，右侧为“右派”或“自由派”区域。按照这个划分，九大思潮中的新左派、毛左派显然都在左侧，而张宏良之类的毛左派因其主张回到文革，与新左派、特别是新左派中的所谓“自由左派”相比，处在横轴左侧离中位点更远的一端，是左翼中更具“原教旨”色彩的极端派。右侧，则集中了自由主义、党内民主派、原初意义上的新权威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中倾向于普世价值的那些代表人物。其中，新权威主义主张靠“权威”推进中国改革，并试图以此影响中枢，故离中位点最近。党内民主派本来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但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民主宪政大目标，故其位置和新权威主义大约相近或稍右。坐标轴上再右一点的是自由主义中的温和派，他们多在体制内还有一个饭碗，表达观点比较委婉。像王占阳、胡星斗这样的宪政社会主义提倡者大略也在这个位置上。再靠右边的则是自由主义中的公开反对派，他们明确打出以终结党国体制为目标的民主转型旗帜，尽管在转型路径的选择方面有不同主张（有的主张渐进变革，有的主张快速变革）。这个光谱的最右侧由极端仇共者所占据，但这样的人（至少公开表达出来的）并不多，他们多在海外。

 

张木生的观点如何定位？此公坚持共产党领导，又主张在党国框架内发展资本主义、甚至搞工会农会，似乎左右都有，不左不右，其实还是为了红色江山传万代，所以李伟东把张定位为“中左”，可以成立。新国家主义从民间愤青到学界、军界大腕儿，反普世价值是基本底色，故其位置也在中位点以左。不太好定位的是蒋庆这样的儒者，他既主张宪政，又对西式民主多有批评，对党国则刻意保持距离。显然，儒学治国论很难用目前界定的光谱分析法确定其位置，任何一种工具都有应用上的局限。

 

以上还只是当代中国思想光谱的静态描述。大体而言，这样的左右分家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0年，从江泽民当政时期到胡温时期，中国民间思想界的左右对峙逐步形成，互为对手，且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稳定态是江、胡时代“不作为”的结果。这个情况在胡温第二个任期已经开始生变，标志是零八宪章发表和官府的打压（右派一方）及民间新左、毛左与重庆“唱红打黑”的合流（左派一方）。而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新极权统治的登台，中国思想界的裂变进一步加剧，无论左右，变化之大都令人瞠目。所以我们要在静态描述的基础上加一个动态分析。

 

裂变加剧：中国思想光谱演变的动态分析

 

我们要给原来的横坐标加一个垂直的纵坐标，这样构成一个坐标系，其中横坐标仍然代表左右不同思潮所处的位置，纵坐标表示时间的变化。中位点还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不过加上纵坐标后，这个中位点本身也成为变化中的东西。以上所述自然不具数学意义上的精确性，我们只是借这种方式描述中国思想界近年来的动态演变而已。

 

坐标中位点的变化：前文指出，胡温后期党国已经开始加大对坐标右侧的打压力度，这个右侧不仅包括温和的自由知识界，也包括民间NGO组织、城乡维权运动、宗教自由行动等等。本质上说，此类打压是党国政府对新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中国公民社会的迟来的反应，是基于党国专制立场的弹压式反向互动。这种弹压本身也标志着党国统治者的“左转”，也就是，中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向左移动，这个过程从胡温后期已经开始。

 

十八大后，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登场，中共意识形态的“左转”进一步加剧，中位点继续左移。这种左移迅速在民间左右两翼分别引发互动反应。

 

左翼反应（坐标中位点左侧的变化）：就是本书反复指出的毛左派、新左派向习中央的输诚。张宏良对“中国梦”的解读，王绍光、汪晖之类对普世价值更为自觉的围剿，都有这个成分在内。习近平身上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毛式特征，让毛左派兴奋，也令新左派激动。薄熙来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习近平“新政”却与重庆“新政”一脉相承，且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所以近两年来中国出现了一道奇观，那就是“三左合流”：官方正统之“左”与民间的毛左、新左走到了一起。当然，习近平“新政”中还有继续市场化和新国家主义部分，“三左合流”主要是在继承毛氏遗产、尊重“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拒绝“西方”道路等方面的合流。

 

右翼反应（坐标中位点右侧的变化）：如果说中国近年来左翼思想舞台的特点是“三左合流”，那么右翼思想舞台的特点就是迅速分化，一部分“倒戈”，投向党国怀抱；一部分“极化”，走向更明确、更坚决的反体制道路；一部分处在痛苦的观望、徘徊中，试图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能够发挥作用的方式。

 

右翼的“倒戈”者早已有之，甘阳、汪晖等皆是例子。近年来的萧功秦大概算半个“倒戈者”，因为他毕竟把新权威主义的目标从原来的民主宪政悄悄置换成了“特色社会主义”或“贤人政治”。当然，萧功秦并没有走到为党国站台的地步，就此而言，他和甘阳们仍是不一样的。至于新权威主义者吴稼祥、自由主义者焦国标、党内民主派老人辛子陵等至今仍对习本人充满期待，不能解释成“倒戈”，因为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是希望习（也认为习）会走上民主之路。从本书立场看，这样的认知是幼稚的。可惜在习中央亮相两年多后，如此幼稚者竟仍大有人在。

 

右翼的“极化”者，我指的是近年来在知识界、维权界行动的一些人士，出于对体制内渐进“改良”的彻底绝望，而表现出的越益激烈的“革命”冲动。本书第三章指出，其实若从目标角度理解“革命”，则凡以改变现存党国专制政体为行动目标者，均带有“革命”性质。在这一点上，温和的自由派和“激进”的自由派其实并无区别；主张“渐进”的民间行动派与主张“急进”的民间反对派之间也没有区别。但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随着习近平新极权更加强势地打压自由民间，不但有更多的民间人士被迫“激进化”，也就是，从原来相对温和的立场转向更为激烈的立场，而且在主张“渐进”的民间行动者和主张“革命”（“革命”在这里意味着同现政权彻底决裂乃至正式宣战）的民间反对派之间甚至爆发了口水仗，争执激烈。“革命”一方认定：中共所为早已宣告了自由主义“渐进”策略的破产，人家就是不改，你能奈何？！既然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其他选择，则凡有助于尽快改变中国现状、甚至包括推翻现政权的行动都应该鼓励、欢迎。依此逻辑，在体制内寻求“改良”的工作不但无益，甚至有害，因为它可能帮助这个体制维稳，至少客观效果是如此。

 

在主张“革命”的一派看来，当今中国的渐进社会发育或改良之路已经被冻结，任何做大公民社会底盘的努力，其实永远是在接近零的地方不断徘徊，没有任何累积，也不可能形成突破。¹ 而坚持公民运动和渐进策略的一方强调，变革需要合力，需要动员、积累社会各方面力量，体制内也并非铁板一块，反对派不能拿出“唯我正确”、“唯我独革”那一套来否定体制内健康力量，打击中间派，排斥社会大多数，这也是一种“幼稚病”。争论甚至涉及对动机的质疑：在主张坚持公民运动的一些人士看来，那些只是口头上高喊“革命”的“口炮党”非但言行不一，而且有“卡位”之嫌，“革命”未成，已有“摘桃”准备，如若自己不能主导“革命”，则不惜砸烂一切，推倒重来，这其实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² 双方争论激烈，甚至导致多年的朋友反目成仇。自由知识界内部这种思想层面的高度分裂在过去是少见的。

 

反抗的艺术：温和自由派的努力与尴尬

 

再看温和的自由派。我们有一大批体制内学者、教师和媒体从业者，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自由主义的，他们孜孜不倦地利用公开媒体和渠道宣扬普世价值，就各种公共议题发表意见，但他们通常不会触碰党国意识形态底线，比如，他们不会直接批评党国制度的根本原则，而是采用迂回的方式，用各种“曲笔”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政治见解，既是对公众的启蒙，又希望让官方听到、警醒。《南方周末》、《炎黄春秋》、共识网、爱思想网、影响力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都是（或曾经是）温和自由派的舞台。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反抗的艺术”，他们不赞成思想禁锢，不赞成专制，他们要反抗，但反抗的形式是迂回曲折的、讲究技巧的、高度“艺术”化的。之所以要讲究技巧，一是为了自我保护，不要把饭碗砸了；二是为了还有说话的地方，特别是在国内主流媒体的发言机会，不要因为观点过于直白、彻底而被人家封杀掉。

 

不妨看个例子。老朋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1956~）前几年出了一本书《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这本书专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作，重点是分析“统治者如何将温和的改革派逼成反革命，并最终导致王朝崩溃的过程”。用雷颐自己的话说：“在任何时代、任何朝代总会有少数人对这个政权不满，但统治者能够主动变革的时候，这些人只是在社会边缘，成不了大事，只有统治者你的政策很腐朽，或者说很顽固，很保守，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被革命者所裹胁，或者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开始支持梁启超的人多，后来支持孙中山人多。我整本书实际上都是为梁启超一句话做个注脚：‘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³

 

这本书借古喻今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劝诫当政者不要重犯晚清统治者的错误，贻误改革的最后机会而自己走上死路。虽然从严格的学术意义讲，这样的类比未必能成立，毕竟100年前的形势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中国既无外辱（反而在“崛起”），也非满汉对立、少数民族当家，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统治集团将一己私利置于国家大义之上而拒绝根本改革，有这个共同点就够了，雷颐的书就有意义。类似这样的努力还有许多。袁伟时、张鸣也是拿民国“说事儿”，暗指现在；秦晖、金雁夫妇喜谈苏东，同样在旁敲侧击。甚至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论战也有这个特点，双方很多话其实都无法说彻底，特别是自由主义这一方，抽象学理可以尽情展开争论，现实问题仍需半吞半吐。这样的“众声喧哗”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界的解禁，毋宁说，它是在威权主义背景下，自由主义言说者和官方博弈以及民间知识界各派别间相互博弈的特有景观。当然，这也是当代中国威权主义知识社会学的特有景观。后代人读这段历史和这代人写的书，千万别忘了解释学，要学会理解转型年代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更复杂的东西。

 

无论如何，在江时期和胡温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此类努力是有成效的。借助巧妙的反抗艺术，他们扩大了自由言说的边界，并在公众中产生了影响。2004年以来民间举行的多次“公共知识分子评选”证明了这种影响。微博之类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影响。

 

然而，这样的“自由言说”毕竟是自我设限的言说，并不真的“自由”。学者的观点无法彻底表达，必然影响逻辑的连贯性；更要命的是，自我设限作为一种心理机制，会引导研究者回避那些最尖锐的问题，或在解读这些问题时罔顾左右而言他。严酷的现实教会了我们的知识分子如何观察形势，如何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话语策略，既是同专制的安全博弈，也会在民众中“得分”。同为自由派学者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就曾深刻剖析批判过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公知缺陷——

 

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⁴

 

这当然是非常痛切的自我反思。十八大以来，温和自由派的日子更难过了。你想用近代史、民国说事儿吗？那叫“历史虚无主义”；你还想在《南方周末》上发大块文章吗？对不起，我们不再提供这样的舞台。这对于那些习惯于通过国内媒体传播声音的温和自由派学者们当然是个沉重打击。原本想通过适度自我设限保留国内媒体上的话语权，甚至以此实现对专制控制的某种“挤迫”，扩大自由言论的空间，现在却恰恰相反，是自己被“挤迫”了出来。在习式新极权进一步收紧言论后，中国大陆的温和派学者陷入空前的压抑之中。这是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忍受，还是抗争？又如何抗争？

 

献媚的艺术：威权时代、新极权时代的小丑角色

 

与“反抗的艺术”同时并存的，是“献媚的艺术”。本书导论指出：“学者出于某种功利的动机讨好统治者，但讨好也会采取非直白的、迂回曲折的形式——这种情况在左的或右的知识人中都可以看到。也有赤裸裸的投机或献媚，它们构成当今中国思想界一道更为不堪的景观。当我们谈中国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知识社会学的时候，这种现象同样不可不察。”

 

“献媚的艺术”标本很多，本书讨论过的汪晖、王绍光、甘阳、刘小枫等都是代表。他们不同于体制内那些纯粹混碗饭吃的腐儒，唯党国之命是听，只会写一些命题作文，唱些党八股，而多以“独立”面貌出现，用民间的乃至“学术”的语言粉饰现实、歪曲历史，或小批评大帮忙，在肯定党国大历史观的前提下指摘当下“问题”，或以留洋学者身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或故作深沉，用历史伪命题贻害学界、贻害青年。还有张维为之类“中国模式”、“中国震撼”的鼓吹者，极尽煽情、包装之能是，却鲜有对这个国家真正负责任的反思。在我看来，他们都堪称“献媚者”之典型，其身份越“显赫”，影响越大，对社会的危害也就越大。

 

批评他们，主要不是因为其观点不同于乃至对立于自由主义主张；如果他们所讲的发自本心，是其真实认知的表达，那么即便观点不同，大家在人格方面是平等的，我会真诚地尊重这些思想上的对手。事情恰恰不是这样。新左、毛左、“中国模式论”的大腕儿们往往不敢正面回应自由主义的批评，这让人们对他们的底气产生疑问。当“学术”变成了某种精巧的工具，巴结、讨好权力的工具时，“献媚”已经不仅仅是“献媚”，而且是投机。当年那些“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大多难逃这份嫌疑。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喜欢张木生，此人至少表里如一，像条汉子，尽管对其观点必须拍砖。

 

把献媚“艺术”玩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还有一人，就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1960~）。荣剑，那位对重庆朝贡之旅大加鞭笞的自由主义学者，也写过一篇“收拾”胡锡进的文章，可谓痛快淋漓。文章的标题是《“喉舌”胡锡进》——

 

以“喉舌”来定位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胡锡进，想必不会引来歧义。作为党报旗下的一家报纸，环球时报自创办以来不仅忠实地充当党的喉舌，全面配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思想维稳、舆情引导、民意整肃、鼓吹和谐、批判异见等方面，始终不惧民间汹涌物议，以居高临下之势，旗帜鲜明地站在舆论大潮的前头；而且，这家报纸还不甘心仅仅充当喉舌角色，公然以社评形式，呼吁中国所有媒体都要成为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从“喉舌”到“看门狗”，党的报刊的形象经环球时报的推广显得更为具体生动，以前只是一个传声筒，一种灌输的方式，现在则是一副呲牙咧嘴、狂吠不已的嘴脸，自我作践到这种程度，列宁同志在九泉之下，不知会作何种感想？⁵ 

最令人称奇的是胡锡进并“没有以党报一贯的腔调说话，不是党的文件的直接传声筒，似乎也不愿意扮演一个语言刻板思想僵化的布道者。对于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意识形态与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还是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比如，该报有时也说些“人话”，“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各种传言四起，真相以所谓谣言方式传播，对此情况，党报普遍发声要求专政机关以法律手段予以制止。但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却表达出另一种声音，认为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最好手段”。“环球时报也不像其他党报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主导，以党的路线政策宣传为主，而是重新开辟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无疑是对党的宣传策略的一个重大调整……。运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好处是，能够直接迅速地动员民意和民粹，以爱国的正当性掩盖制度的弊端，或者以中国崛起的一套说辞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提供开脱的理由。不仅如此，爱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是需要制造敌人的，美国自然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其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均被环球时报视为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环球时报成了军界鹰派、民族主义和民间民粹高调反美的主要阵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成为环球时报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它的市场基础”。

 

从外观上看，环球时报“更像是一家商业报纸而不像是一家党报，它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巧妙地将其政治立场掩盖起来，或者说，它把以前让人们难以容忍的意识形态主题转化为政治消费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话题衍生为‘眼球经济’，有时甚至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方式，博取人们关注，从而赢得订户”。“胡锡进的‘另类’角色及其表现，在党的新闻队伍中的确罕见，在大多数党报都无法同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时，胡锡进主持的环球时报无异于创造了一个体制内的奇迹”。然而“不管胡锡进如何‘另类’，也不管这家报纸时不时地会发表些有‘人民性’的言论，从根本上说，这家报纸还是党的喉舌，或者按它自己的说法，就是党的忠实看门狗。因此，在一些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从来都不会表现出和党不合拍的‘另类’立场”。⁶从中国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知识社会学角度看，胡锡进所为，不过为党国专制舞台拉幕站台的小丑角色而已。“献媚者”的存在，既是党国专制主义统治精致化的注脚，也是中国学术、媒体犬儒化、劣质化的注脚。

国内与海外：中国知识界的民间互动

 

本书对中国海外知识界着墨不多，其理由导论已事先说明。但国内与海外知识界之间的联系、互动是一直存在的。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越发恶劣，被迫跑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海内外之间的互动。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破封锁软件的开发升级，“墙”内外的信息交流也在加强。有意思的是，中南海内部争斗也往往借助海外媒体“爆料”，这使得“国内”与“海外”、“官方”与“民间”互相交织，呈现出更复杂的面向。

 

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自由亚洲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纵览中国网站、民主中国网站、博讯网、观察网、开放杂志、中国人权双周刊、独立中文笔会网、公民议报网、北京之春、新世纪网、零八宪章网等等是（或曾经是）海外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发声的主要舞台。比如美国之音就经常邀请陈奎德、程晓农、胡平、陈破空、韩连潮、高文谦以及近年来到美国的王康、北风、夏业良等“上镜”做节目，讨论中国政治。陈奎德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的“中国透视”也常常邀请王军涛、夏明、杨建利、李伟东等纵论时事。像陈破空、夏明、胡平、何清涟这样一些评论家、学者也和法轮功办的媒体（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等）合作，参与他们的节目制作。陈平的阳光卫视本来可以在中国内地落地，是温和派自由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近年也被挤出中国大陆，正在经历自身定位的重大转变。何频的明镜集团是海外自由传媒重镇，旗下有明镜出版社、10多种杂志和明镜网，最近正在尝试大批推出电子书刊。何频还办了个“中国研究院”，近两年来已经开过10多次研讨会，出版了两本会议发言实录。⁷ 此外，两岸三地的学者以台湾为基地创办了华人民主书院，一批以六四学生领袖为主的民运人士在美国旧金山宣布恢复天安门民主大学，这两所学校均通过网络教学扩大其影响，学员多在中国大陆。可以想象的是，两校运作并不容易，受到外部封锁、内部资金紧缺等诸多限制，前景如何，尚有待观察。

 

从认知层面看，目前仍在“民运圈”的大部分海外自由派人士仍坚持明确的反共立场，在声援国内反专制、反迫害方面多有努力和贡献，但成系统的理论思考与知识创造总的说乏善可陈。应该承认，过去这些年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淡出“民运”，这和“中国崛起”的大背景有关，也和民运内部矛盾跌出、“丑闻不断”有关。事实上，广义的民运知识界也在分化，但这个分化却不能简单地用“左”或“右”来衡量。其中一些发生了重大认知变化的人士往往呈现出相互纠结、自相矛盾的特点。我们来看两个例子：王希哲与冯胜平。

 

王希哲（1948~），本来是老资格的异议分子，早在文革期间的1974年，就因一篇署名李一哲的文章《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名扬天下，几度坐牢，后流亡到了美国，还多次组党，是海外民运的中坚人物之一。这位生性豪爽、响当当的异议大佬近年来却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王希哲开始自诩“左派”而越来越严厉地批评“右派”，另一方面，这个海外“变节者”又并非像国内那些新左、毛左般刻意向党国屈膝，而坚持继续发出独立声音。薄熙来出事时，此公骂温挺薄，引起海外舆论大哗，他的道理却是“中共的一元化是中国诸多灾难的根源，薄熙来的出现，使得中共出现了党内有派的好势头，胡温倒薄，则是把中共党内派别多元化的趋势以及有可能带来的党内民主改革扼杀”。显然，“老王”是赞成中共“党内民主”的，他认为，中国实现民主，最现实的就是从中共党内民主开始。⁸ 

 

王希哲还主张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间应该建立对话机制，为此他特意在海外注册了《中国国是论坛》网站，“老王社长”自任主编。在为这个论坛写的“开坛词”中，“老王”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本，是承续了抗战胜利国共双十协议民主精神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我们办坛，就是坚信，中国人民各派力量的政治协商，是中国民主化的根本出路。但今天的右派主流‘民主’理想，是决心打倒共产党然后消灭之。他们对共产党说：‘共产党啊，你们快改革啊，你们不改革，我们就革命了！’假设共产党被吓唬住了，怕革命，就‘改革’了，又会如何呢？右派们扬言了：‘到那天民主化了，我们就清算，我们就‘转型正义’，甚至，我们就杀他共产党（毛左）全家！’。右派们啊，你们不想想，换了你们，你们是共产党，你们干吗？你们肯‘改革’吗？反正都要被你们杀，你们就‘革命’好了。右派们的‘民主’理想如此，‘普世民主’云乎哉？中国的左派呢？倒并不见他们天天念叨要消灭右派，要杀右派。他们大体知道今日中国发展的经济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治势力的多元也就是不可避免的。看他们的舆论，他们主要担心的是，不要把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太右倾了，太无节制了，阶级太分化，太不公正了，因而过分侵害了一般劳动民众的利益，使工农市民民众在‘改革’口号下重新沦于受剥削受压迫的无助地位了。他们更关心的，更主张的是对内维护民众的经济政治利益（爱民），对外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权益（爱国）。这就不能不使中国的左派比右派，今日更能得到一般民众的民心和支持。而这种民心的支持，终将和正在使1976年后的左派重新汇聚成中国民主化决定性一极的政治力量。” 总之，虽说要“左右对话”，但在“老王社长”看来，“中国的民主化右派喊得响亮，但真正阻滞着中国民主化发展进程的，责任主要正在右派。板子更多的，要打在右派的屁股上。”⁹

其实，读过本书前边章节的读者不难看出，王希哲的“左派”理想，恰恰同样是中国“右派”自由知识分子的理想，只不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调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这样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而王希哲对“右派”的批评，又和萧功秦对“激进主义”的批评差不多，基本上是扎起一个稻草人向它猛刺。至少就国内自由知识分子的主流而言，民主转型的根本含义是改变制度，而非“打倒共产党然后消灭之”。共产党顺应民主化大势，可以作为新生的民主政党参与国是，只要选民投它的票，也可以继续执政；共产党阻碍民主化，最终到了非要被人打倒的地步，则是咎由自取，而非反对派的事先图谋。王希哲的论证完全混淆了这些不同的逻辑关系。在另一篇文章中，王希哲甚至呼吁右派参考美国建国经验，“放弃1989年后对共产党政权的敌对立场，承认毛泽东革命集团的革命历史价值观及其立国合法性”，据说只有这样做，“消除了敌对，才可能着手考虑国家民主的步骤”。¹⁰ 这当然更是糊涂得可以，且走得太远了。美国两党拥有共同的历史价值观，这是美国历史条件的产物，更何况这个价值观与当今普世的人类文明观是吻合的。而中国百年共和的历史逻辑，本书在驳斥甘阳、刘小枫时已有详细论述。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共产革命拥有历史哲学和历史逻辑上的合理性。中国的民主转型势必以否定这样的合理性为前提，这没有什么可含糊的。但这不等于转型要“毕其功于一役”，也不等于要在“肉体上”消灭共产党，道理已如前述。共产党经过自身转型实现自我否定、自我重构和自我升华，最好；做不到而最终被历史所淘汰，也怨不得别人。而“老王社长”作为曾经的“右派”竟然理不出这些基本逻辑关系而一味糊涂至此、混乱至此，的确令人扼腕。

 

冯胜平（1954~）上个世纪80年代来美国读书就加入了“中国民联”，也是老资格的民运分子，后来却因对民运彻底绝望而退出。用胜平的话讲，搞民运者无非四种人：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有任务的。而他自己大概即属于“有病的”一类。冯胜平还发明了所谓“新三民主义”：“在专制淫威下，我们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似乎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¹¹王军涛戏称冯胜平有“三绝”，自绝于党、自绝于民运、自绝于人民，胜平自己颇以为然。近年来，冯胜平旧“病”复发，重新开始写文章，他把这归咎于我的拉扯（2012年秋，笔者邀请胜平出席胡赵基金会主办的学术研讨会，胜平提交了长篇论文《党国、军国、民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¹²）。而且，这位仁兄显然“病”得不轻，竟在中共十八大后连续三次以“致习近平公开信”的形式坦陈对国是的看法。“公开信”称“政治改革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并呼吁习搞“宪政”，但这个宪政，不是自由主义讲的解除言禁、党禁，推进司法独立，落实全民普选，走向多元民主，而是“党主立宪”，“即在共产党领导下解决共产党自己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的问题”。¹³ 据说“官员的宪政恐惧症源于自由派对宪政话语权的垄断……，民主选举，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哪一条也受不了，哪一条都要命，都将导致天下大乱。实行民主选举，一夜之间会出现上千个政党；今天宣布军队国家化，明天就可能三百万人上街。你可以说，实行以上五条从长远说对共产党有好处，但他们知道，真要这样做，就没有‘长远’了，明天可能都过不去。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没有准备好：既无法对付民意，也不敢承担后果。于是，他们下令禁止讨论——宪政再好，也是圈套！其实，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其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中国搞宪政，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是美国‘1787宪法’。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它与美国宪法唯一相同之处是都有‘言论自由’。国情尽管不同，普世毕竟存在。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反宪政的朋友再仇视美国，想必也不好意思从宪法35条后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冯胜平谆谆告诫习近平，“你接手的是一个全面腐败、政出多门、信仰崩溃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不要说民主，能专制就不错了。要治理乱局，当务之急是集权：以反腐收拾民心，以强军收拾军心，最后以党内民主收拾党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雍正的治国格言，也是他建立军机处的初衷。雍正集权，是为了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你建立国安会，大权独揽，无疑为推行宪政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新的独裁创造了条件。宪政还是独裁？在你一念之间。”¹⁴

 

冯胜平的信，旁征博引，不卑不亢，既对习晓以大义，又对习充满期待，上网后迅即不胫而走，盛赞者有之，拍砖者亦有之。我以为，很难用“左”、“右”之类的标签来界定冯，因为他的表述中“左”、“右”都有，甚至颇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胜平不希望看到这个国家“乱”，又因为对民运绝望，对“人民”绝望，也不再相信“民主”，所以重新转向党国，寄望通过共产党自己“立规”来实现“宪政”，对这位海外学者而言，似乎也透出某种无奈。但冯胜平的宪政观还是遭到自由知识界广泛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但基于他对“民主”的理解其实大有问题，往往用古代民主或“暴民民主”（极权主义“民主”）代替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宪政民主，15 也不但基于胜平主张的“党主立宪”、“党内民主”逻辑上与事实上的不可能，¹⁶ 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在习近平新极权已经昭然于世的当下，这种对习的“建言”（建立在贬斥自由主义主张基础上的“建言”）和另类“支持”，无论出于多么良善的动机，客观上均有误导公众之嫌，因为它营造某种虚假的前景，它甚至断言“习式法典”就是“宪政”，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个问题当然不在小。此外，作为政治学学者，胜平的判断又常常是幼稚的，比如他曾希望在香港占中问题上，习能作出让步，允许在香港搞民主，“香港应该是民主的试验场而不是战场”，¹⁷ 他甚至劝诫习近平“军队退出政治”，“只要还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在中国就是一场野蛮人的游戏”，¹⁸ 然而，真正通晓中共体制者不难洞察，政治在中国何时不是一场“野蛮人的游戏”呢？没有专制政治结构的根本性解构和变革，“军队退出政治”绝无可能，这场“野蛮人的游戏”也绝无终止的可能。

 

王希哲、冯胜平的问题，表现为认知走偏，其实应与长期远离故土有关。尽管他们自认为有诸多渠道了解国内情况，但毕竟少了一份直接体验。这倒反证出海内外沟通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前不久，王希哲倡议召开“曼谷协商会议”，实现左右对话和互动，我本人也受到希哲先生的邀请，虽未能成行，“老王社长”的美意还是心领了。但会议参与者寥寥，大概会让“社长”失望。我对希哲心怀敬意，与胜平更是好友，但在严肃的学术与政治话题上，同样不能含糊。

 

“改变中国”仍是我们不变的初衷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自由主义吧。读者应能发现，虽然九大思潮各路精英都试图影响中国、改变中国，但真正指明中国前途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主张。而且，这不仅是“右翼”知识界的共识，且已经被某些社会调查所证明。前不久，两位美国留学生珍妮弗•潘(Jennifer Pan)和Yiqing Xu发表论文《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他们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试图描绘出中国各省市的“意识形态性格”。两位调查者先设计一套表格，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设置了50道选择题（如“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即使有人口压力，国家和社会也无权干涉个人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等），参与者可以在“强烈反对”、“反对”、“强烈同意”、“同意”等四个选项间选择；研究者再根据结果，判断参与者在意识形态上是偏“左”还是偏“右”。据论文作者，所谓“左”（保守主义）可定义为对威权体制、国家统一和安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传统文化价值的偏好和重视，而“右”（自由主义）则意味着对市场化改革、民主自由、现代科技的认同和提倡。

 

两位作者一共分析了171830个调查样本，样本来自中国大陆除青海、西藏以外的各个省。统计结果，得分最高的“自由主义地区”依次是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江苏、福建、海南、山西、湖北、辽宁。而左的“保守主义地区”是哪里呢？边远的新疆、贵州和广西占据了前三甲，宁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内蒙古、河北紧随其后。“不左不右”的地区是天津、重庆、四川、吉林、甘肃、云南、山东、陕西、黑龙江。这个结果与人们的印象大致吻合。两位作者的结论是：东南沿海地区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平均生活水平更高，更容易体认和容纳“自由”理念，也更认同“自由主义”，而在发展程度不够的地区，“左”的色彩相对更浓。¹⁹

 

这个调查结果意味深长。虽然用问卷形式呈现的公众“自由主义”取向不等于公众已经具备明确的自由主义认知，更不等于民主转型已经成为公众的自觉期待乃至行动，但它至少证明了某种民主化潜能的存在，证明至少在中国的发达地区，自由主义价值已经或正在成为某种“默认值”。这个事实的意义非同小可。当然，党国统治者会用另一套语言解释这个事实，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也在同时影响公众。在“党国中兴”、“红色帝国”崛起势头正劲之时，中国民主转型仍然面临严重的困难。但，“改变中国”是自由主义者不变的初衷。我相信，从历史的长河看，新左、毛左之类思潮不过历史过客耳，唯自由主义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哪怕专制体制仍能存续10年、20年乃至50年，又如何？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新极权时代是一个压制行动者的时代，也是一个成就思想家的时代。行动者讲现实，却必须做好进监狱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新极权统治同时在成全自由主义行动者。思想家讲彻底，面对新极权主义的挤压已经无所退让，而需要亮明正身，就此而言，新极权统治也在成全自由主义思想家。

 

更重要的是，这个专制体制已经烂透了，它的内部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就思想层面而言，解构它的条件已经成熟。——还是那句话，哲学的猫头鹰应该起飞了。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