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低烈度的反对模式，也是集权当局所无法容忍。
所有都自称支持中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并不能说到一块去，而且有着严重的分歧。以1949年为起点，可以称得上反对的时间太短了，在来不及充分演进的话语里，已经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话语，与极权的统治相对抗，表达对民主自由的期望。
三代人的三套话语，是一个逐渐脱离体制的话语建构过程。而当不同代际的话语成型以后，就如同如今的祖孙三代根本无法和谐相处一样，只能让时间用生命来决定最终的胜出者。
第一代的反对话语，可以称为顺化的话语。如果翻开最老一辈的民主自由标竿人物，虽然今天依然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尊崇，可是站在今天，从他们的语言文字中吸收不了营养。
第一代的反对话语，基本来自于旧的时代的精英。在这样的时代，并非普通的草根阶层没有思考的能力，而是他们的思考与反抗很难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得到关注和传播，甚至于根本无法留在任何形式的历史之中。而在高度集权的社会里，距离体制太远的人基本没有机会成为精英。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大体来自于文化知识分子，也正是毛泽东用了大力气去打压与消灭的群体。
翻开遇罗克、林昭、林希翎等等右派人士的着述，他们在一个噤若寒蝉的时代敢于说出一些不同的话语，诚然无愧于他们的良知与勇气，甚至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或者长年的囹圄生涯，可是他们并未能够走出体制的束缚。
最典型的活着的案例，莫过于海峡对面的李敖。李敖也被称为民主斗士，不过翻开李敖的着述，其文完全惨不忍睹。在《为自由招魂》一书中，李敖记录了为台湾当局查禁《大风雪》呼吁的过程，从更广义的范围来看，他也是为了呼吁出版自由而作出的努力。可是李敖呼吁的模式，恐怕今天被称为“理中客”一族的人也无法容忍。
李敖证明《大风雪》被查禁是荒谬的，他也极度的厌恶台湾的出版审查体制，然而他并没有从出版自由的角度出发，而是极力的证明《大风雪》一书是符合当局利益的，甚至于证明查禁此书的人乃是共产党的匪谍，是为了搅乱党国统治秩序而做出荒谬的查禁的行为。而且负责图书审查事务的人是不合格的党国利益的维护者。
今天来反思当年的言论，并没有比拼孰高孰低的问题。这样的言论当然和当时的社会大背景相关，而作为一种存在，这也正是第一代的反对者的话语模式。即便是这样低烈度的反对模式，也是集权当局所无法容忍度，需要反对者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言论的后果。即便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完全没有那些纯粹的为民主自由而呼吁的更彻底的斗士，只是这些人被消灭的更加彻底。在残酷的时代，生存和流传下来的只有那些顺化的反对话语，无论是否真心，人们力图证明自己和体制实际上是一条心的，同样是为了体制更好地发展，而其后的人们，也将这样的话语拔高为建设性的话语，不仅仅完全的遵从体制的利益，也不支持那些更为纯粹的反对者，甚至于在争取权利与自由的同时，对于另外一些体制异端但同属于权利与自由的权利则毫不关心。如同李敖，争取《大风雪》出版自由的同时，毫不留情的攻击那些持有共产主义立场的论者，甚至主动检举他们为思想和演说受罚，而力求自身的利益纳入体制利益的体系之中。
就如同在天安门广场上，作为精英的大学生们毫不犹豫的将损毁毛泽东画像的三位异端反抗者扭送到了公安局中。在一场后人称为民主自由运动的大潮中，第一代反对话语的影响依旧随处可见。
第一代的顺化的反对话语，虽然其市场在逐渐的减少，但在体制强大的现在，依旧有着不少的信众。或许，万幸的是，在现在的时代，顺化的话语基本完全的隶属于体制。在体制外持有顺化的反对话语，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套路，已经接近一种分裂的行为。即便是装作关注体制的健康与长寿，体制外还能有多少兴趣投放精力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