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是我在生死之间几度徘徊的日子——1990年8月底的一天，我正站在门口，见远处有个熟悉的身影正晃晃悠悠地向我走来。谁啊？定睛一看，竟是十来年未曾见过面的高瑜，她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变，衣着还是那样又时髦又得体。

高瑜是我在人民大学大语文系（我当时由哲学系调到语文系）教过的学生，那时我同几位青年教师一起开设“文学评论”课，她当时是五年制的文学专业中四年级学生。我除了给他们上课外还“双肩挑”兼任她所在班的政治辅导员。虽然总时长不到两个学期，但期间文革爆发，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热情勇敢的她给了我很多帮助。她利用学生的身份给我传递消息，使我免受陪同系领导接受红卫兵批斗之苦。由此，我们师生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谊。文革结束后，她们一家三口请我们俩带着连儿一起观赏刚引进的苏联影片《解放》，片子长达6个多小时，但那时初看这类解禁影片，竟一点都不感疲劳。

一见面，我忙问她：“你怎么来了？这些年上哪去了？”一连串问题随口而出。

“我刚释放回家，才恢复自由。”

“啊？怎么回事？”

未等她回答，我忙把她拉到屋里。

高瑜还是那样快人快语，还是那样开朗、豁达。她很快就回答清楚了我所提的问题：

原来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我们看完电影分手后这十年间，当我这个新闻【喉舌】专业科班出身的毕业生埋头于美学教学之际，她这个文学专业的高材生却华丽转身，一转而成了位新闻工作者，而且不再做党的喉舌，做了个自由新闻的拓荒者。本来从市文化局借调到北影做编剧的她，先去中国新闻社当记者，后又出任半民间的《经济学周报》副总编。

89学潮期间，人大常委胡绩伟找到她，告诉她当时天安门广场绝食运动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况，政府随时会动武。希望她能代表胡绩伟设法进入广场，去说服学生尽快撤离，以免遭受血腥镇压。她抱病到广场找到王丹，费尽口舌说服学生领袖同意撤出广场。她还为学生领袖们拟就了一份体面地撤离广场的《告全国人民书》。原本以为此事已办妥，没有想到柴玲等人后来又反悔，使得她的努力付之东流。

6月3日白天她一出门便遭几名便衣人员绑架，就此开始了十五个月的牢狱生活。出来后，她供职的《经济学周报》已被撤销，自己的人事档案也“丢失”了。

她话锋一转，说：“我一出来，老赵（她丈夫）就告诉我小连遇难的噩耗，这不，今日是我出狱的第三天，他就催我一定要先来看望丁老师……。”

她善解人意，不忍多问小连遇难的经过。

她还告诉我，她的儿子萌萌本来在八中，成绩不错，也是高二学生，“六四”同样改变了他的命运。母亲入狱，儿子受到了强烈刺激，从此不愿再去学校上学。

她却没有自怨自艾，反过来劝慰我。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挺过这一关。”她对我说：“丁老师！文革中你受那么大的罪都过来了，这次还得靠你自己坚持，才对得起小连啊！”

是啊！必须坚持。但如何坚持呢？当时我还一片茫然。我想到在这场劫难中还有比我更苦更难的人。于是我给她讲了才认识不久的尤维洁的遭遇，她一听我提到尤的丈夫杨明湖的名字，立即像触电似地呼了一声：

“什么！什么！你说谁了？”

“杨明湖，怎么了？”

“唉！这世界怎么这样小啊！”她叹道：“我认识杨明湖，而且太熟悉了……这人是我弟弟的同学，‘文革’停课，他常来我们家一起摆弄照相机，所以与我也挺熟的。当时他家境确实不好，挺困难的。”

我提及小尤母子目前又陷入经济困境，她忙安慰说：“丁老师！您甭着急，我来想办法。”后来，她还真的想出一些方法来。对六四遇难者家属的人道援助的头两笔捐款就是她募捐得到的。可以说，高瑜是难属接受外界人道捐款的第一位推动者。

其实她自己也挺难的，没了单位，“丢了”个人档案，连给她开基本工资的地方都没有。

我又提及一年前初识的张先玲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王楠遇难的惨烈经过和政府惨无人道的做法。高瑜在“六四”屠杀前就被拘捕，没有亲历大屠杀的场面，想不到她一出狱后就知道了三位遇难者，王楠的死令她扼腕。

就这样，我们与高瑜又恢复了联系，浑身充满活力的她给了我很大的感染和安慰。高瑜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处境顺利时她似乎从你眼前消失了，可当你遭灾遇难时，她又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且从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与其说在名分上我与她是师生关系，在很多方面，不如说她才是我的启蒙老师。

2

1991这一年的大年初二，我们三家难属第一次在一起过春节，参加者除了张、尤以外，还有高瑜——她成为难属群体首次春节相聚的历史见证人。那天下午，我们约好，小尤母子与高瑜分别来我家里。高瑜是初次见到老友杨明湖的遗孀和遗孤，尤其是当时才6岁还不谙世事的小男孩，看着他无忧无虑（她母亲对他说父亲去外地出差了）的样子，大家都不仅禁悲从中来。此时此刻，大家仿佛都想到一起去了：眼泪流的再多也无济于事，为了孩子的未来，我们成年人都必须尽到责任。

傍晚，我们一行数人又来到紫竹院对面张先玲家。他们夫妇已为大家准备好晚餐，张还为小男孩准备了一份礼物。这次相聚的兴奋和激动多少冲淡了春节里思念逝去亲人的悲凉。

这一年的四月初，高瑜来电话，说有位香港记者想来采访我，问我是否愿意？我考虑了一下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约好了时间。随即我就给张先玲去电话，问她是否同意接受采访，她也表示愿意。

于是，在这年清明节前，由高瑜陪同，香港资深记者张结凤来到我家。张说1989年6月3日深夜开枪时，她正在大陆采访，子弹擦破额头头皮，受轻伤，原来她也是一位劫后余生者。所以，尽管我首次接受她采访，谈话却毫无拘束。

我正接受她采访时，张先玲坐着“小面的”也到了我家。她那时刚扭伤了脚，从车上下来拄了条拐杖走路。进了家门，与张、高寒暄了一番，就激动地诉说她儿子王楠遇难的经过以及戒严部队阻止民众救护队上前抢救的惨景。她除了递交给记者王楠生前的照片外，还交给记者她在清明节前夕写的悼念儿子的诗。在我家那间小小的客厅里，大家沉浸在一片悲愤之中。

接着，我向记者简要述说了连儿遇难的经过和他在学潮中的表现。我以事实驳斥了当局关于“动乱”、“暴乱”的定性，以及我向学校和系里多次提出的诉求。

采访快结束时，我向记者递交了连儿百日祭的照片以及1989年5月17日他参加游行声援绝食大学生的照片。我和张先玲的这些照片和采访记录都发表在1991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的香港《新报》上，整整占了大半版（见下图）。

《新报》的这篇报道令我感到欣慰。在高瑜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冲破中共设置的禁区，第一次为冤死的儿子和其他死难者发声。

3

这一年4月9日两代会结束，召开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这个招待会上总理李鹏谈到了1989年6月4日中共政府的“平暴”事件。

当时有记者问：中国政府为何迟迟不公布“六四”死难者人数和名单。李鹏作了回答，大意是：政府之所以没有公布死亡人数和死亡名单，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场暴乱，家属不愿意对外公开死者的名字。

看到李鹏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那番谎言。我怒不可遏。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个弥天大谎竟从一国总理口中说出，而且是面对中外媒体。然而这确实是真的，真实地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里。二十多年过去啦！我至今脑海里仍然深深地刻印着他那副滥杀无辜、强奸民意的得意忘形的狂态。

连儿离世近两年，我日思夜梦，多次通过校系各级组织所要求的就是公布死亡真相——哪怕政府认为我儿子是该杀该剐的“暴徒”，也必须给我一个负责任的、有事实根据的交代。而我当时所认识的难友也与我有着同样的期盼。1989年秋天，邓小平和江泽民在分别会见李政道时，都曾亲口许诺：要公布全部死者名单。人们都翘首以待，现在却等来了李鹏的谎言。

我立即拨通了张先玲的电话，对她讲述了我看到李鹏讲话时的愤怒，她与我有同感。我又随即打电话告诉了高瑜。她说她也听到了李鹏的这番谎言。电话里她安慰了我一番，让我别生气。

不久，5月1日那天，高瑜陪同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士来访。高介绍：她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赵爱素（中文名）女士。此人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典型的美国人风度，说话直白，没有客套，与我交谈没有丝毫障碍。

那天她未作采访，而是先来征询我的意见。她对我说：“两年前军队镇压示威游行时我也在北京采访，了解军队进入天安门的全过程，6月3日深夜我正在木樨地附近，躲在一个垃圾桶后面亲眼看到打死了一些人。现在，我们想做一个纪念（大概是“六四”两周年纪念）节目，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而且她还告诉我：“在这之前我也认识几个遇难者家庭，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她还说：“接受采访对你我双方都有风险，最大的风险是：我作为记者将有可能被驱逐出境；你则可能会坐牢。所以我不勉强你，由你自己考虑决定，定下后再告诉我。”

于是双方约定：半个月后我再把决定告诉高瑜。

不到半个月，我把同意采访的决定通知了高瑜。

5月15日上午，赵爱素与摄影师两人如约来到我家——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寓所。在近两个小时的电视录像（我此生首次接受此类采访）采访中，我介绍了蒋捷连短暂的一生，痛斥了李鹏的谎言；为我儿子做了力所能及的名誉辩护；向全世界表述了我的期待。

又过了些日子，赵爱素来看望我，带来了播放的片子和原始采访录像，并告诉我：这个节目当时在美国播放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她的亲友来电向她祝贺成功。但她高兴不起来，相反陷入了伤感之中。她告诉我，这份苦难太残酷了。她已30岁了，未婚夫是位外科大夫，她想回国后就结婚，甚至不想当记者了。她特别解释这与中国政府的警告无关。

继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采访之后，于当年6月2日，通过赵爱素的介绍，我又接受了英国《独立报》记者贺安雷（中文名）的采访，并向他提供了儿子生前与父母的合影和1989年5月17日蒋捷连参加游行声援绝食大学生的照片。6月4日《独立报》以“迫使父母去寻求真相——一位两年前遇难青年的家属与贺安雷•西金斯的谈话”为题，详细地报道了这次采访。《独立报》同时刊登了《我的话》一文的英文译稿，记者所加标题为：“不要忘却那些再也无法为自己申辩的死者》。

正是高瑜，把难属引向香港和西方的媒体，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链接】71岁祖母级的、多病缠身的记者高瑜因为泄露所谓的“七不讲”被判处七年的徒刑的

判决，（1）是中国司法机关用莫须有的罪名对一位以感言著称的记者的残忍迫害；（2）是中国政府再一次用恐怖主义的手段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无情践踏；（3）是中国正在崛起的极权主义对人类文明底线的公然挑衅！

记者高瑜并不孤单。在全球化、网络化的自媒体时代，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按动快门、敲打文字、点击鼠标发送一篇博客、一条微薄、一则微信，都可以成为公民记者，都有可能成为“莫须有”罪名的猎物。高瑜的命运也可能是你我这样的中国公民的命运。在黑暗铁牢受难的高瑜，依然是站到第一线的自由战士。她为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而承担的苦难，是中国公民争取自由权利的集体苦难。声援高瑜，使我们不再是中国人争取自由之路的旁观者；为高瑜发声，因此就是为你、我、以及你我的后代不再遭遇这样的命运发声。

伸出您的援手，声援高瑜，有您有我！

“人道中国”将对每一笔捐款，实行一比一匹配捐款，将双倍的钱送到高瑜亲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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