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
缘起
先说一句白桦的《苦恋》（改编拍成电影后，叫《太阳和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剧中主角凌晨光已走到生命尽头，他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这个问号所要表达的就是他女儿星星问他的那句话：“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这在那个时代，一如当年的屈原，只能是一句“天问”。什么是天问，就是人在无奈绝望之极，痛苦地叩问苍天：苍天啊！请你告诉我吧，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苍天不会开口，因此只能是无解。
由眼下情形来看，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白桦先生要想在生前在生他养他的中国大陆看到公开放映这部给他带来严重争议的影片，确实有点悬。大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文艺不是文艺。文艺只是政治工具，甚至就是“传声筒”。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很多有思想的中国人，早先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贤，后有李慎之、王学泰、邓正来等一拨中国当代学者，都发出过类似疑问：为什么在中国个人没有地位？没有独立、自由、自尊？甚至就连在某些方面受到广大网友诟病的中国著名自然科学家钱学森，晚年也发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创新人才？”
为什么？说到底，就缘于统治者总是向你灌输：国是家！没有国，就没有家！正如近一百年前当时很快就要成为中共第一任领导人的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开篇所讲：“爱国！爱国！这种声浪，近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似乎‘爱国’这两个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这两行引文放到今天，有谁敢说不合适吗？
若不信，前段时间，只要你空闲时观看大陆电视节目，就一定能天天见到一个又一个央视频道在正式节目间隙插播这样一条“爱国”广告：一个采用“动”而不“漫”的形式制作的假人“小女孩”，穿着火红的小棉袄，先是蹲在地上，偏头佯装思考，一会儿，站起来，蹦蹦跳跳，开口像道白，第一句就是：“国是家……”（最近发现又换了新词）
如果不用脑子，感觉很可爱。孩子嘛，百无禁忌。如果连孩子说话也不能自由，那我们这个社会也就更不是人呆的地方，用鲁迅的话说，即中国是一幅“不类人间的图”。自然，本人相信，这么大的孩子，绝不会懂得什么叫“国是家”，用老百姓的话说，不过是“顺嘴打哇哇”。可在有人看来不然，他们就是“要从娃娃抓起”，此乃正是好灌输好洗脑的年龄。《乌托邦》作者莫尔早在五百年前就在他的这篇著作中讲了这个“道理”：“……因为在儿童时代所灌输的思想，会在幼儿的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象，长大以后，这种思想会伴其一生”（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188页）。
国是谁的“家”
可难道我们不想培养现代公民？不然，到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还在毒害孩子纯洁的心灵？制作这种所谓“爱国公益广告”者，实在就是一种“公害”，是一种逆人类社会进步的公害，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更是一种狭隘的“国家至上”，而这种国家主义，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被当时还是在野党甚至被国民党称作“土匪”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也就是说当年的中共是坚决反对国家至上反对国家主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好政府主义”》一文后面对“国家主义”有个注释：“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可谁能想到，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原来特别反对“国家至上”的这个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后，竟也宣扬起“国家至上”来了，并且非但在城市街道的墙壁上毫无顾忌地宣扬“国是家”，且利用电视节目强行向中国大众灌输这种观念，简直就是在搞“立体轰炸”。不仅如此，就连清明节这种民间祭祀的日子也不放过：今年清明节期间，央视播出一篇又一篇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家书，其中都有“国是家”、“没有国即没有家”这种意思，仿佛要将自己当年反对的东西强加给现在的中国人，真是“煞费苦心”。
这一点，就连海峡对岸的同胞都看出来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员陈宜中博士在采访知名学者、原炎黄春秋杂志主编吴思时就这么说道：“（大陆）当局始终拒绝宪政民主化的变革，反而往国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前进了好几步。”
我不知道我们的执政党今天给中国人灌输这种观念应该被看作是“反”什么“的活动”，难道也是“反人民的活动”，不然，如何能讲得通？最让人想不明白的是，面对这种“国家至上”的宣传灌输，至今在媒体上没有见到有专家学者公开站出来发表反对的声音，正是不满于这一点，本人想就这种话题发表几句“异见”。
国真的是家吗？当《南方人物周刊》让白桦说说由《苦恋》改编的电影中比较满意的演员时，白桦告诉记者：“许还山的戏份非常少，但演得很动人。我说一场戏。当时秋山被下放农村，请假回来，凌晨光到汽车站去接他，长途车都回来了，没看见秋山。最后从汽车的夹缝里走出一个穿着破棉袄，用根草绳捆着腰的人，他就是秋山。拥抱的时候凌晨光说，‘你可回家了！’秋山回答了一个字——‘家？’（颤抖）仅仅一个字，我的眼泪就出来了。许还山说出了许多意思：家在哪儿？哪儿是家？有过家吗？”本人相信，白桦的意思，中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儿，或者说哪儿是他们的“家”。他们敢把这个国当“家”吗？
中国人，自古只知天下，不知国家。到了近代，被列强坚船利炮“打醒”，才明白天下是天下，国家是国家。于是统治者大梦方醒，矫枉过正，竟要人民把国当家。然而国毕竟是国，家毕竟是家。国从来都不是家，家也从来不是国。不然，请问：国有四万亿外汇储备（据说现在只有三万多亿了），国民看病上学为何不免费？不然，在这个“家”里，为什么有人富得流油，有人穷得要死？有人趾高气扬，有人卑微低下？有人有几十套房产，有人连房租都付不起？如此这般，这个国是谁的“家”？是国民的家还是政府的家？是百姓的家还是贪官的家？我敢说没有几个未经洗脑的百姓会认为这个“国”就是他们的“家”，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大富起来的大陆人总想逃离自己的祖国，总想逃离他们这个“家”，用吴思的话说：“大陆稍微有点办法的人，都纷纷往外逃，都想脱离这个国家。”
再提一典型事例，中国如果是中国人的“家”，怎么可能上街要求公开这个“家”庭某些成员即官员的财产，也会被说成是“寻衅滋事”，反而要被拘留？国如果是家，怎么会发生一起又一起强拆，怎么会让这个“家庭”的成员唐福珍自焚（其他因拆迁而自焚者姑且不说）！可见，就算“国是家”，这是一个怎样的“家”！
国如果是家，为何要冤杀聂树斌，冤杀呼格吉勒图？我估计，他们在被刑讯逼供时、在要被执行死刑时，恨死这个“家”了。特别是那个呼格吉勒图一案：一个十八岁青年，我不敢说他有多“爱国”，但至少很纯洁，有正义感。当他发现一桩命案，与同伴第一时间赶去向公安机关报案。然而，令人痛心和发指的是，在呼格吉勒图心里一定是庄严公正的国家公安机关却反而认定他这个十八岁的报案者就是“强奸、杀人犯”，而且仅仅在两个月后就对其执行了死刑。天下竟有这样的奇冤！无论是明人冯梦龙、凌蒙初的“三言二拍”，还是根据他们的话本精选出的《今古奇观》，本人都翻阅过，里面确实讲了一些冤情冤案，但再怎么冤，都没有冤到呼格吉勒图这个份上！
对其刑讯逼供的警察的心是什么做的，为什么比蛇蝎还要狠毒，比豺狼还要残忍？他们有兄弟吗？他们有儿子吗？当呼格吉勒图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和要判他死刑时，你如果还要跟他说“国是家”，我想，只要他在自由状态下，一定会向你质问：我要这样的“家”干什么！如果国真是我的家，会如此这般对待我吗！
我知道，在我们这种国家，进司法机关或是当个警察，不需要特别条件，只要是个人，四肢健全，不呆不傻，就成；如果再有点“关系”，那就更不是问题，哪怕是街痞混混，说不定也能“弄个团长旅长干干”。不知是否正因为我们是这样一种“国情”，才会发生一桩接一桩重大冤案，全国单是被曝光的冤杀案就已不止三两起了吧，至于没曝光的，谁也说不清，只有上帝知道。不过，有时想来，再怎么着，那些“刑侦警察”也还是应该长着一个正常人的脑袋吧，公安机关总不至于弄几个傻屌去侦破案件。既然如此，怎么就能想到来报案的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就是杀人犯呢！这需要怎样的“天才”脑袋才能想得出啊！要不，就只能说明，我们有些炎黄子孙的内心太阴暗太龌龊，简直就已经异化成狼心狗肺了。
可见，国不是家。国如果是家，怎么会常常让“家人”感觉到没有好日子过呢？换而言之，正因为统治者不断地强调国是家，紧接着这个国就有可能成为“党国”，而且蒋介石时代如此，毛泽东时代更如此。1978年后感觉略好一点，可近段时间又给大家弄得人心惶惶，仿佛我们又要恢复蒋、毛时代的“党国”一般。而一个国家一旦成了“党国”，紧接着一切荒唐也就会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大陆人面前。
说到这里，插几句闲话：本人之所以十分反感乃至厌恶像大陆歌手孙某人演唱什么旗帜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只要看一看此人在公众场合的表现和油腔滑调的形象以及网上对他的“揭底”就不难明白，此人完全是在忽悠广大听众，即使说得好一点，也不过是靠装腔作势混口饭吃。像他这样一个人，当真有他所唱的那种“旗帜”需要他用生命去捍卫乃至去换时，他肯吗？如果不肯，凭什么要向我们这些听众灌输他所唱的那些带有严重意识形态的观念？按说一个人喜欢演唱什么是他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可这种带有严重意识形态的演唱，简直就是在给听众洗脑，我们不应该听之任之，并有权利进行质疑。
更恶劣的是，一个国家如果宣扬一种旗帜比一个人的生命还重要，那么也就很容易发生像文革时期，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了在洪水中去抢救电线杆失去他宝贵的生命，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因为那电线杆是“国家财产”。这还不算完，把国家提到“至高无上”的高度，高于个人高于家庭，并长期宣传灌输，且“从娃娃抓起”，结果就出现了赖宁这样的“救火小英雄”。这位不过是一个小学生的小朋友，救的是山火；为什么要救山火呢，因为山上的树木同样是国家财产，结果失去了他幼小而宝贵的生命。
由于长期灌输洗脑，在中国人看来，家门外的一切都是国家的、集体的，而只要是国家的集体的，那么哪怕一块砖、一块瓦、一根电线杆、一面所谓“旗帜”，也要比自己的生命重要，它们在遭到侵害时，自己就应该用生命去保护去捍卫。在国家面前，中国个人不是用一个“渺小”能形容得了的，而是我们每个个人就是一个个螺丝钉，就是一块砖，甚至就是一个P。既然在国家在集体面前，个人就是一个P，甚至连P都算不上，那么，一旦某人所谓有资格代表国家代表集体，那么，这些“螺丝钉”这些“砖”这些P民们也就只有顶礼膜拜，乃至山呼万岁的份儿了。
“国是家”的恶果
“国是家”的恶果，通过上面“国是谁的‘家’”的文字就已有所表述了，下面不过是看一看学者们从学理上是如何来分析认定的，或者说看看“国是家”的恶果到底有多恶。
据吴思讲，《炎黄春秋》杂志老社长杜导正曾说过：“我们知道一点真话可以说，两点就会伤，三点就会死。”也就是说只能说一点真话，两点都不敢说，即使如此，用吴思的话说，这已经让炎黄春秋显得很突出了。杜导正甚至替炎黄春秋办刊“总结出七不碰，有七条线不能碰，一碰就可能要命”。你说一个国，如果像家，还会出现如此恐怖的情形吗？会让杜导正这样的老革命也会产生如此恐怖的感觉吗？
1985年12月下旬，梁漱溟与冯友兰两位世纪老人在梁漱溟木樨地的住所晤面，两人交谈时冯的女儿冯宗璞在侧，关于冯友兰谄媚江青一事，冯宗璞本着“童言无忌”的心理替他父亲说了一些话。她说：“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样的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安排的……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又说：“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见2015年4月14日共识网：章继光《八十年代的梁、冯之会》）
这种悲哀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缘于所有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都被灌输了“国是家”，而我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和爱戴这个“家”的“大家长”，甚至要誓死捍卫这个“大家长”。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大脑里不装别的，装的只有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已经去世两年多的著名教授邓正来在他的一篇学术文章中早就痛批过，他告诉国人：国家至上，一定会导致政府独裁。故而又说道，“只要一个社会是依凭政治结构而规定，只要人们认为政治权力原则上可以渗透或侵吞社会，那么面对政治强权对社会的侵逼，社会便会缺乏原则性的抵抗和道义或现实的制衡力量。”这是邓正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说的话，可前有八九年那场风波作证，后有近些年甚至直至眼下中国发生的各种稀奇古怪都仍在证明着。难怪邓正来在文章中还引用了美国二十世纪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在《政治学》一书中的话说：“对国家加以理想化，以及对市民社会给予道德上的低评价，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政治上的独裁主义。”大家看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不是就是这么干的，是否就是这种情形。
邓正来生前即2007年还有一个著名演讲，即《我的学问和人生》，在这篇演讲中讲了很多中国大小知识分子都不敢讲出的真话，即使在发表时很多网站也还了做了“过滤”，比如他说：“90年代以前，我们有一种思维定势，都是从上往下。国家好个人才好，进一步地，有了明君国家才能好，于是小平、耀邦、紫阳、泽民、锦涛等等，都成为我们企盼的明君。我们恰恰忽略了另一条路径，一个自下而上的进程，忽略了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意义和影响。”“什么是自上而下？就是我们想问题，首先想国家，首先想领袖，我们希望出个明君，他们好，我们就好，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改革了，我们好，这又是自上而下——忽略了我们的主导性。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我们不仅要从上而下，我们也要从下而上。扭转整个思维方式，这是个范式。这种范式的转型非常重要，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历史学也好，法学也好，这个范式的影响非常大。”
其实，邓正来的有些意思，已经去世有年的台湾著名的柏杨先生三十多年前在他那《丑陋的中国人》中也讲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年5月第2版第5～6页）这虽是三十多年前的话，却说到今天无数中国人的心坎里了。
总之，国家主义，国家至上，就是毁灭人性，然后当作实行专制独裁的借口。如此之恶的恶果，已经“尝”够了的中国人，难道还想继续“尝”下去吗？
2015-5-1成稿，后修订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