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什么公民权利，公民意识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便成了比奢侈品还更“奢侈”的东西。是民众既不可“望”，亦不敢“望”，更不可“即”的珍宝。即便毛泽东死后多年，在“河蟹大帝”治下，“公民”二字，也还是“敏感词”。中国著名的学者、杂文家焦国标先生在其惊世骇俗的《讨伐中宣部》一文中，就曾提到：权力大过天的中宣部在对大陆媒体的“内部指示”中，明令媒体不得用“公民”一词，而要称“老百姓”。“公民”一词都尚且涉嫌“敏感”而不可用，不言而喻，公民意识就更肯定是犯上作乱的“反动思想”。所以被列入当局视为“国家机密”的所谓“七不讲”的红头文件之中，无异“敌对势力”的“异端邪说”乃至洪水猛兽了。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公民意识”，为何如此可怕？究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所谓“公民意识”，又称纳税人意识。既不高深、神秘，也没什么值得可怕。只不过是一些简单而朴素的道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广大民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管政府的总统、主席、总理、部长等各级官员，以及军队，警察都是纳税人用钱（税款）雇用来给民众办事服务的。就如一个单位或家庭雇的保姆，保安，炊事员，司机一样。所以政府官员必须服从多数民众的意志。如果他们不尽职守，平庸无能，当然更不要说贪腐了，民众就有权罢免或撤换他们。甚至一个执政党也可通过一人—票的选举让它下台。他们即使是把事情作得很好，也只是尽到了应尽之责。绝非什么“丰功伟绩”。纳税人无须去对他们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就象我们无须去对自己家的保姆或炊事员说“您一天三顿把饭莱作得又熟又香，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对我们家恩重如山啊”！谁见过这样神经兮兮的主人？
然而六十多年来，不知多少中国人，却被当局用谎言、瞒骗等手段加以“洗脑”，最终一个个被“改造”成了如此“神经兮兮”不明事理的人。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还在成天感恩“大救星”或寄望于明君、清官；被关进监狱了，还在“遥拜圣旗”；甚至被迫害至死了，死前还不忘叫一声大魔头“万岁”。真堪称独有而绝妙的“中国特色”。不过中国的民族精英，有识之士也并未“绝种”。因而公民意识，虽然在中国大陆被视为犯讳、禁忌，甚至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长期处于被封杀的状态中。却正如日月的光辉是任何幔天过海的黑布也无法将其遮掩一样，公民意识的思潮虽倍受刁难、打压，但终不能将其扼杀。且如大江东去，前浪甫歇，后浪又起，前后相逐，一浪高过一浪。
六十多年来，举其大端者，如1957年的所谓“反右运动”中的许多所谓“右派”份子，特别是民间底层的“右派”份子，他（她）们就是中国公民意识的先驱。他们并非向中共要什么“有职有权”，他们要的就是诸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监督和批评官员这样的公民权利，这可说是公民意识的萌芽。却吓破了党国的小胆，而遭到无情的镇压。一时社会万马齐喑。几年后“文革”爆发。文革，从本质上讲是一场非民主、反人性，且由毛泽东一手控制操办的逆历史潮流的社会运动。但由于毛泽东为了打倒他的政敌，采取了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手段的所谓“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方法。虽然这个“方式方法”是在尊毛为神和个人独裁专制下进行的，根本与民主无关。但民间有识之士却从中找到一定对策，有了可乘之机。于是让公民意识，在打着“红旗”的伪装下，获得了在夹缝里生存的空间。其中佼佼者当首推遇罗克的《出身论》。这位杰出的青年思想者虽然也用了当年一些“时尚”的“红旗牌”伪装，诸如“伟大领袖教导”、“敬爱的江青同志”等包装他的论述，但整个《出身论》就是为千千万万所谓“出身不好”的弱势者争得一点生存的权利。这是对阶级与一党专政的反动，也是对公民意识的启蒙。为此作者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但却把人应该生而平等的原始“火种”，“偷”入了当时黑暗沉沉的中国大陆人间。遇罗克成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继1957年“右派份子”之后再次把公民意识的火种撒向大陆人间。
当文革将中国引入濒于崩溃的悬崖边缘时，“始作俑”的毛泽东撒手人寰。邓小平东山再起。但华国锋、汪东兴等一伙自认为继承了毛泽东衣钵的掌门人，当然不愿坐以待毙。于是中共党内高层再次掀起一场皇权、皇位争夺的恶斗。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为了对内斗倒政敌，对外给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制造邓氏的“开明”形象。吸引自由世界国家的资金和政治上的支持。便暂时故意放松控制力度，让某些所谓“自由化”的政治异见获得生存的空间。于是一批公民社会运动的活动家和启蒙人士便应运而生，再次登上了中国公民社会运动的历史舞台。
文革破产以后，全国各地有大量的人到北京“上访”，申诉他们的冤假错案或遭受的侮辱折磨。最多时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之多。他们大都露宿街头处境悲惨。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人对中共的专制体制提出了大胆地质疑与批评。1978年底，更有一些民间知识人创办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便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在这些报纸刊物中，比较出名的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人权同盟》、《探索》、《今天》、《沃土》，还有青岛的《海浪花》、贵州的《启蒙》等。这便是蔚为壮观的西单民主墙。也是中国公民意识又一次顽强地展示了自己。这其间，魏京生、胡平等人是其杰出的代表。本来这样的事在中共统治下，原是不可能存在，即使出现也会很快就被镇压。而当时之所以能出现这种情况，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是邓小平有意加以利用，以便彻底否定文革，斗倒“凡是派”。以便证明毛泽东彻底错了，华国锋也不行。只有“我”邓小平才能来收拾这个残局。
1978年11月28日中共《人民日报》，对有关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引用邓小平在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的话称：“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接着邓氏又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正确的，这不可怕”。多么“开明”的邓小平！一时邓氏不仅在国内人气高涨，如日中天。在国际上也赢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领导人，几乎所有文明社会自由媒体的赞扬声。
唐代大诗人白乐天有句云“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 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可惜邓氏不仅当年身未死，后来其真面更暴露无遗。当他利用党内人脉关系，纵横捭阖，架空了华国锋；利用民间的舆论力量，斗倒“凡是派”以后，邓小平立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制造冤案重判魏京生，假什么“清除精神污染”之名秋后算账，封杀一切民间刊物，箝制一切不同的声音。而所谓“精神污染”就像而今天朝的“寻衅滋事罪”一样，是个“口袋罪”，凡当局看不顺眼的，都可往里“装”。于是揭露文革的“伤痕文学”是“精神污染”，白桦的《苦恋》也是，“人性论”是，“社会主义异化论”更是。闹到后来，连李谷一的歌曲《乡恋》也是靡靡之音，断臂维纳斯雕塑被批为“光屁股女人”的“色情”货。痞子们的愚昧，令人啼笑皆非。甚至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都跟着倒了点霉。因为在一本《马克思传》内页有马克思夫人燕妮女士坦露肩胸的欧洲装束照，便被视作“黄色书籍”而没收……更绝的是，邓小平自己才说了“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言犹在耳，便一声令下，把已写入中共宪法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一齐从宪法中废除。言论自由荡然无存，文化专制卷土重来，人们终于看清，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一党独裁专制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的邓小平，却无法消除由西单民主墙运动而已“扩散”和深入到人心中的公民意识。终于在八九.六四伟大的爱国学潮中，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出来。当时反“官批”、“官倒”的诉求，就是公民对官员和执政党的监督。而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抗议，更是公民进行社会运动应有的权利。无须执政党的“恩准”，更不存在什么“非法”、“割据广场”之类的罪名。但邓小平最终下令以致命性武器屠杀爱国学生与市民，则是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大罪。也把邓小平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御用文人生花的妙笔也无法把他从这耻辱柱上解脱下来！
八九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众公民意识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又一次掀起的新高潮。虽然这次公民运动遭到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的、最残酷的血腥镇压，传递公民意识火种的前驱者，倒在了血泊中，但“历史沒有終結，记忆还在燃烧”。更应该看到的是，八九民主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更改变了世界。两年以后，苏联帝国灭亡，东欧获得自由，宣告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破产。
进入21世纪以来，从茉莉花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再到乌克兰、格鲁尼亚等国人民“颜色革命”的成功，无一不是公民意识及其社会运动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中国大陆目前公民社会所遭受到的打压，也绝对不可能扼杀掉已在中国民众心中生根发芽的公民意识。从《零八宪章》在中国社会各界引起的广泛共鸣，到今日公民维权意识的深入人心，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公民意识不可能被扼杀，而必将薪火相传，世代接棒。她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强大生命力，已为六十多年中国的历史与当今世界的历史所证实。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独裁专制正一天天走向衰朽灭亡，公民社会正日趋成长壮大，公民意识必将在全世界深入人心。公民社会的胜利与独裁专制的灭亡。两者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
2015年5月6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