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5月6日，律师浦志强入狱刚好一周年。去年，他因为参加纪念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25周年聚会而被捕。一年来，中国大陆的民主人士通过社交媒体要求政府释放浦志强的呼声不断，最近，美国国务院两次发出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浦志强。
在浦志强入狱的这一年中，先后因此案入狱的代理律师如夏霖、屈振红等人，没有得到很高的舆论曝光。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社交媒体对此案及其当事人给予了冷冻处理，另一方面也是“去政治化”抗辩手法的连续使用。直到今天，这个情况没有太大变化。
现在回头看浦志强案，有些东西是可以明确一些结论的。在浦志强入狱初期，关于辩论策略的问题，不仅在他的朋友圈有所争吵，也溢出到公共空间，一度引发同道之间的猜忌与不忿。现在看来，当初他的朋友圈力排众议择定的去政治化辩论，在结果上是失败的。
想当初，浦志强的北京朋友圈保持了相当高的警戒心理，对于律师斯伟江的介入给予了相当不体面的拒绝，甚至是斥责。在对斯伟江上所采取的防卫拦截，令人匪夷所思。其理由无外乎是，斯伟江的辩护策略是政治性的，一旦采用，会拖累蒲案不可收拾。
浦志强案最终选择了张思之作为主打、青年律师协同的主从律师阵型，当局在对待辩护律师上采取了分而击之的手法：对张思之采取了哄骗与欺瞒的怀柔措施，乃至于利用他释放信号纾解舆论压力；而对担负实际辩护任务的青年律师则给予逮捕，从而破坏辩护阵容。
如此操作的直接后果，是政治化的案件没有得到充足的舆论声势。政治化被当事人主动放弃，而又被当局主动强化——换言之，政治化成为一张牌，当局软硬兼施，既利用政治化来恐吓当事方，又消解了舆论压力，这让赞成去政治化操作的浦志强朋友圈非常被动。
到了一周年的时候，理应有人对当初去政治化的选择错误感到愧疚的。从警方的侦查质量看，浦志强不存在什么把柄，这恰恰是将辩护政治化的前提和基础，遗憾的是，浦志强周边人等一错再错。当然，一周年的时候，责备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沧海横流心结如故。
从当局的角度看，下定决心办浦志强，当然是由意识形态推动的，具体来说就是“七不讲”中的死磕律师及其所依据的公民社会，而且浦志强办案还往往与记者通力合作，打掉浦志强，可以震慑一个公民社会的有力链条。现在看来，这个意图部分实现，部分有待实现。
浦志强入狱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政治氛围相当紧张，意识形态化的宣讲充斥社交媒体的空间，而且在这一左的思想指导下，当局主动出击，按照“七不讲”的氛围进行定点围剿和清除。一年之后，意识形态随着政治斗争有所削弱，但是意识形态制造的恐惧感依旧强大。
在这一年里，中国大陆明确了“党天下”的政治主张，明确无误地贯彻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法治”当中，为这些词汇灌注了“党至上”的上限。浦志强案的寻衅滋事罪由不过依据二十几条微博，看起来相当荒唐，但其逻辑就是以党的利益为首要的“法治”，所以这种扭曲相当自然。浦志强案非常通俗地说明了中国法治的真相。
浦志强入狱的一年，中共的政治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政法“大老虎”周永康及其派系的落败，使得政法系在依照维稳机制保持惯性之外，显露出重新建设指导思想的趋势。“刀把子”等用来被指代政法力量，这也证明在执行法治的目的上，有了重新的目标。浦志强案到了今天，之所以强行要做下去，办成铁案，也是这一新目标的注解。
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特别擅长通过政治背景来解读个案走向。浦志强坐监的一年来，大陆权斗激烈，不足为外人道，权贵集团重新划定势力范围，意识形态成为权斗的指标之一。在巨大的动荡前，浦志强案并未有转机，说明无论政治风向如何，权贵集团依旧共享一种不稳定的价值观。
问题只在于，浦志强案从一开始就主动摈弃了“死磕”的选项，从而使得它只能在政治风向中随波逐流，这让存有搭救想法的人痛心疾首。自然，浦志强案也见证了北京朋友圈与政治圈一些秘不示人的内幕，及其如何在这一公案上保持幕后交易的连贯。
无论浦志强案如何宣判，浦志强都会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名誉。但是在这个光环之下，人们可以思索的东西还有很多。一个人如何在动荡的时代政治中保持气节？一群政治人如何在公义与朋友圈获得平衡？这些问题不会随着浦案消散，只会在越来越多的信息中变得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