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那年出生於孔孟之鄉山東省的獨立作家慕容雪村，原名郝群，十四歲遷居於吉林省，十八歲時考上中國政法大學，大學畢業後去到四川省成都市。這種出生與成長的多重生活空間背景，顯然為他日後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人生經驗積累。「二十八歲那年偶然手癢，寫了《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從此改變了我的一生。」此書暢銷逾百萬冊，被翻譯為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越南等多種文字，多次改編成電視劇、話劇、電影。二○○九年的最後一天，已經以慕容雪村聞名於互聯網的他深入江西上饒一傳銷團夥二十三天，然後以親身經歷寫出了一部解析傳銷騙局的非虛構作品《中國，少了一味藥》；因而在二○一○年十二月獲得人民文學雜誌的「特別行動獎」。從此，慕容雪村便廣泛涉足於公共話語領域，並成為中國最大膽敢言的著名公知之一。
近年來，慕容雪村越來越令當局頭疼與惱火；但另一方面，他卻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讀者，並成為年青一代所熱愛的偶像級自由作家，其新浪微博賬戶擁有近四百萬「粉絲」。
凡是人民喜歡並熱愛的，當局必定會不待見，其結果也必定是這樣的：
二○一三年五月，慕容雪村的新浪微博被莫名註銷，接下來，其騰訊、網易、獀狐等全部牆內微博帳戶亦被註銷；其多部作品在變成正式出版物時慘遭官方審查機器「手術閹割」；再接下來，則被「喝茶」、被「維穩」、被成為「國家的敵人」。
每年的「六‧四」我都會談它
戈曉波（以下簡稱戈）：再過一個月，就是六月了，六月四日，便是「天安門大屠殺」二十六周年的祭日。你若不介意的話，我們將以此事件為切入口展開對話，好嗎？
慕容雪村（以下簡稱慕）：好的。
戈：我早就注意到了，你推特賬號的背景，用的是當年「六四擋坦克人」王維林的照片；而你的個性簽名，則是「讓石頭開花」。「六四大屠殺」發生時，你才十五歲，是什麼原因所致，你對此事件如此耿耿於懷？
慕：去年五月，我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如果是我，就背他出來》，講了天安門屠殺對我和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對我來說，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像是一個漸漸醒來的夢。事件發生時我只有十五歲，在中國東北一個深山中的小鎮讀初中，據說曾有大學生到這裡刷過標語，但我沒有親見，我所知道的全部信息都來自CCTV：那些請願的青年學生都是反革命暴亂分子，劉曉波是賣國賊，解放軍一直保持克制，不僅沒向人群開槍，有些還被活活燒死……」
「在那時，我真的相信這一切，甚至還會感謝當時的政府和軍隊，正是因為它們，我們的國家才沒淪入暴徒之手。但是漸漸地，這整個事件都開始從中國人的生活中退卻，電視和報紙不再講『鎮暴英雄』們的事跡，中宣部編發的《動亂真相和精英們的真面目》也悄悄從書店裡下架。在大約三年時間裡，再也沒人跟我談起天安門事件，人們忙著求學、升官發財，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直到一九九二年我考入中國政法大學，在那時，這個學校有一股自由的氣息，在宿舍裡、操場上，常常有人談起天安門事件，而且已經演繹出多個不同版本，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漸漸明白，一九八九的天安門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它對中國、對整個世界的意義。
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我開始有意識地瞭解天安門事件的真相，也讀過許多境外的文章，我相信，每個良知尚存者都不會對這樣的事件無動於衷。大約從二○○九年起，每年的六月四日我都會嘗試在網上談論天安門事件，但這並不容易，哪怕是最溫和的語句都會被瞬間刪除。但我相信，這樣的抗爭──發帖者對刪帖者的抗爭，弱者對強者的抗爭──絕不會就此停止，我們不能說這有多麼勇敢，事實上，它相當懦弱，但至少可以證明我們良知尚存，證明死難者沒有被所有人遺忘。
我自知並不勇敢，但是……
戈：去年「六四」那天，你的多位朋友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先生家搞了次座談會，會後有多名與會者被捕，其中的浦志強律師仍在獄中；當時在海外進行文學交流的你，卻以書面發言的形式參加了此聚會，可否簡單回顧一下這個事件發生後你的反應與表現？
慕：我當時在悉尼大學做訪問學者，大約是五月六日的下午，我在微博上看到他們被捕的消息。有那一瞬間，我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只看見自己的手在發抖，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因為害怕還是因為憤怒。接著看到清華大學的郭于華老師說她要自首（原話記不清了），我一時頭腦發熱，就跟著回復了一條，說我現在身在國外，希望當局給我兩個月時間，一旦我結束在國外的工作，就會回國投案。在《紐約時報》當月的專欄裡，我再次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戈：後來呢？
慕：悉尼大學的工作結束後，我去法國參加了一個文學會議，然後又去了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整個旅途中，我幾乎每天都在想這件事，說實話，心裡很害怕，而且時時會感到後悔，覺得自己不該說那麼魯莽的話。
我於七月二日返回北京，在接下來的四天裡，許多朋友給我打電話，勸我慎重，不可貿然行事。一位朋友問我：你知道中國的看守所和監獄是怎麼回事，為何還要這麼做？只是為了證明自己勇敢？
戈：你覺得勇敢嗎？
慕：我知道自己並不勇敢，在那四天裡，我常常難以入睡。幾年前，為了寫小說《原諒我紅塵顛倒》，我曾深入看守所調查，知道那裡的生活有多麼凄涼、貧瘠和殘酷，如果我被捕，那就將是我的生活。我曾想過放棄，但漸漸的，另一種憤怒湧上心頭，我恨自己的懦弱，也恨我生活的這個世界：他們憑什麼肆意逮捕我的朋友？既然這些朋友都被抓了，我又何必為了這一點點恐懼中的自由而忍氣吞聲？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已在微博上、在《紐約時報》上說了要投案，這差不多可算是對全世界發誓了，一向以男子漢自居的我，又怎麼好意思自食其言？
戈：自食其言的確非男子漢所為……
慕：七月六日，我在微博上發了封公開信，信很短：
我絕不認同對他們的逮捕，也不認為自己應該得到特別優待。我和他們做過同樣的事，不可置身事外。我現已回到北京，隨時等待當局的抓捕，自此投案書發佈二十四小時內，我會在海澱區自己家中靜候，來者請帶齊相關證件。超過二十四小時，請提前電話預約。
自二○一三年五月我第一個賬號被註銷以來，我又相繼註冊過七個，每次都沒持續太久。這次用的是第九個賬號，在大約一小時之內，這條微博轉發了八百多次，被近六十萬人閱讀。然後賬號再次註銷。某位不知名的人士冒我之名註冊了個賬號，也發表了上述內容，結果並不意外：同樣被刪除、被註銷。
戈：呵……挺有喜劇感嘛。
慕：後來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兩天後，警察把我叫到派出所，做了大約八個小時的詢問。我把這段經歷寫成了一篇文章，也發表在《紐約時報》上。
戈：去年悼念六四死難者而被捕的浦志強律師與當年的學運領袖于世文至今仍被關押在獄中，你對習近平當局打壓他們兩位有何看法？
慕：浦志強是我師兄，也是我的好友。于世文我從沒見過，說來慚愧，我對他的事跡瞭解並不多。更讓我慚愧的是李旺陽，直到他慘死幾天之後，我才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這樣的人還有很多，我曾遇到過許多當年的學生領袖，他們當時不在北京，也沒被媒體關注過，但他們大多都經過牢獄之災，有過一段艱難困頓的生涯。我們無法統計有多少人遭受迫害，甚至不知道都有誰死於其中。這是一筆良心債，你、我和更多的人，我們應當知道自己對他們有所虧欠。
我並不覺得當局有多麼重視天安門屠殺，浦志強和于世文確實遭受迫害，但同時被迫害的還有許多不同的人。作惡者不會時刻記著自己做過多少惡，我們只能祈禱青史有眼，同時盡可能記下這一切，並期待未來的公正。
閒話母校與中國作協
戈：浦志強律師不僅是你的校友，而且還是八九學運積極分子，而你的母校──中國政法大學那一年不僅出了自殺身亡的著名詩人海子，而且還出了因六四而流亡的吳仁華老師，母校與「六四事件」和你後來的寫作活動之間，有什麼精神聯繫？
慕：我讀書時，中國政法大學算不上一所積極的大學，它遠在昌平，進趟城要花上一兩個鐘頭，老師們對教學也不是很熱心，學生們大都活得散淡自在。也正因為如此，它才難得地保留了一點自由空間。我至今都感謝這所大學，不是因為它教過我什麼，而是因為，它真沒教過我什麼。
戈：前不久，湖北作協主席方方公開在網上揭露文壇黑幕的事件震動了互聯網，你也在網上發表了評論，而且一直都拒絕與官辦作家協會為伍、拒絕加入作協……。
慕：與其它政府機構相比，作協算不上什麼大惡，它手中也沒多少可以作惡的權力，拿它來說事，多少有點「揀軟柿子捏」的意思。
但也不能因此而體諒甚至同情作協，在中共統治中國的六十多年間，這個機構做了不少為虎作倀的事，天安門屠殺後，現任作協主席，當年的河北文聯主席鐵凝第一個站出來表態支持「鎮暴」；在谷歌被牆之前，它站出來譴責谷歌的「文化霸權」。在許多事件中，這個機構都不吝表達它對黨中央的擁戴之情。
作協章程說得很清楚：作協要「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方針政策，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這根本就是對文學和作家的侮辱。我能夠理解那些加入作協的前輩，因為他們當時確實沒太多選擇。但在今天，面對這樣的章程，有骨氣的作家應該表現出自己的尊嚴。
作協是中宣部下屬機構，像方方這樣的作協高官，似乎也可視之為宣傳幹部。當一個宣傳幹部公開說某職稱不該給張三，而應給李四，我沒啥別的可說，只能發出嘲笑之聲。
未來幾年會更加黑暗
戈：你對習近平的執政走向有何評價？換言之，對中國向何處去有何看法？
慕：在未來的日子，我們或許會經歷一段艱難歲月，但我相信，中國終有一日會實現民主。對獨裁者而言，民主是擋不住的潮流，你或者打開堤壩，隨之游向更廣闊的海洋；或者看著洪水決堤，溺死於萬丈深淵。
戈：你去年這個時候在《紐約時報》寫道，「我看到了中國的變化，看到了互聯網給中國帶來的覺醒，我相信這種覺醒一定可以改變中國。」今天，當你面對越來越黑暗、越來越壓抑、越來越多的知識人倒向當局懷抱的中國政治現實時，你還堅持這一樂觀的判斷嗎？
慕：對個體而言，十年已經很長；但對歷史而言，十年只是一瞬。最近兩年確實黑暗，而且可以斷定，未來幾年會更加黑暗，但還是應該看到，在黑暗之中事情正在悄悄發生變化。對網絡持續不斷地打壓和恐嚇，反對聲音消失了嗎？沒有，一部分人的聲音甚至因此而愈發勇敢；抓了那麼多人，街頭抗議減少了嗎？雖無準確數字，但看看外媒報道和推特上的消息，大多數抗議者都沒因此而退縮。
是的，我們不一定會看到天亮，或許最終還是要死於黑暗之中，這讓我們的人生顯得極為不幸和悲傷。但我依然懷有樂觀，去年六月和十月，我在悉尼大學和布拉格的查理大學做過幾次演講，主要講的就是這個：我不能說中國人已有了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但我確實看到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艱難地醒來。我也不能肯定這種覺醒會在短期內改變中國，但我相信，醒來的人將不會再甘心情願做極權的奴隸。牆一定會越來越高，但再高的牆也擋不住向往自由的心靈。
戈：據我所知，目前已有若干持異見立場的作家或藝術家在盤算如何逃出中國，而你卻說「我是一個小說家，我的母語是中文。我應該留在中國」。面對毫無規則可言，而且隨時都會身陷囹圄的中國言論環境，你還會堅持下去嗎？
慕：幾乎可以確定，只要我堅持發言，在未來幾年內就一定會被逮捕。我確實害怕，但我還是不想做個流亡作家。坐牢很痛苦，離開自己的語言也很痛苦，我不知應如何選擇。我也不確定自己能夠堅持多久，我是否有勇氣經歷余杰、高智晟和李旺陽們經歷過的那一切？我是否能夠忍受像浦志強、郭玉閃和夏霖那樣的生活？坦白說，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警察何時會上門，或許在一年之後，或許就是下一分鐘，我已習慣了與恐懼睡在同一張床上。但無論如何，我會盡我所能地留在中國，去觀察和記錄這個奇特而荒謬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