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30周年。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精神遗产，又一次成了舆论关注热点。
30年前那场大讨论，今天看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放在当前“第三次思想解放”呼之欲出的背景下，“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提供有益借鉴。别的不说，从这场大讨论的形成过程来看，便让人颇受启发。
我注意到，作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的发表不无偶然因素。据文章主要作者胡福明的说法，这篇文章最初的写作完全是个人独立思考的结果，并未受任何人的指使。写作此文时，胡福明不过是南京大学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光明日报》原理论版编辑王强华也提到，约来这篇稿子只是正常编辑行为，“就是报社编辑直接跟他之间的一种交流，没有经过哪个领导”。
换个角度来看，该文从创作到发表直至引发一场思想解放，又是一种时代的必然。文章固然在于批评“两个凡是”论，却也可看作来自民间的声音，客观反映了民众的意见。也因如此，文章不仅吸引思想理论界和公众舆论的热烈参与，更受到高层领导的关注与直接介入。在这里，政府和民众形成了高度共识，从而共同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
也就是说，就发生机制而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触发点来自民间，具有“自下而上”、朴素的民主风格。而站在全局视野来讲，决策层不仅对时代吁求了然于胸，且能够迅速作出反应，抓住契机、“以点带面”发起大讨论，赢得改革的舆论共识。如此来看，这场大讨论或可视作执政党尽心竭力汲取民意，以民众普遍诉求为执政依归的典范。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实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任何社会改革都应听取民众意见，获得社会共识，体现民众诉求。不独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如此，政府制定大政方针与日常行政，也都应当以民意为依归，在民主的机制下运作。正如胡福明日前接受访谈时提到：“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民主运动。……正因为有了这场民主运动，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30年。”他更进一步阐明：“思想解放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这一番话指向的，正是30年前那场思想解放的一大精神遗产。
当然，和30年前的历史环境不同，当前的舆论传播机制和民意表达方式有了巨大的革新。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让公民有了更为多元的合法表达渠道，也使政府汲取民间智慧和聆听民众吁求有了更为直接便捷的手段。这样的时代特征，或可用“网络民主”一词概括之。从这点来看，今后社会思想解放的发生机制和呈现方式或将不同于以往。比如，广东等地开始发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声音。但可以预料，现在不大会重现那种“一语惊天下”的集束式效应，而更可能以多点触发、百花齐放的面貌呈现。
如今社会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也决定了稍嫌粗陋的民主问策和决策机制，恐难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例如，从一些省市官员频繁问计于网民，约略可以看到那场大讨论的理念背影，然则这种方式毕竟只能获取部分民意，解决部分问题，而难以再像当年那样“由点及面”，统合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因此，总结和借鉴“真理标准大讨论”经验的同时，还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迎合时代的新要求。这就是，以科学的、长效的民主机制汲取民意、执政施政。
思想解放从何处开始？历史的经验是，从民主开始。今天，继续解放思想，就在于进一步建设和推动民主机制，丰富和发展30年前所取得的精神成果。
2008年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