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因为策划在北京举行抵制公交性骚扰的活动，警察把我的五名女权活动朋友带走了，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很在意。类似的情况我们以前都遇到过，通常盘问我们几小时后就会让我们离开。但当天晚上她们没有回家，第二天也没有，我由此意识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我曾和她们一起计划、参加过许多活动，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逮捕目标，被迫提供所谓的“犯罪证据”。所以我逃离北京，躲了起来。
这次对女权活动人士的逮捕在国内的网络上激起了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的抗议和请愿。我们没有预料到国际社会也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人权组织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等西方领导人都对逮捕表示谴责。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让我的朋友们在被拘留一个月后得到释放。当然，警方没能找到她们犯罪的有力证据也是原因之一。
她们获释后我也回到北京，但这次事件促使我审视自己参与的运动，质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20世纪90年代，生活成长在四川省的我发现很多文化传统习俗难以理解。在家里，我称母亲的父母为“外公”和“外婆”，因为我被告知父亲的家族更重要。在学校，老师对男生在学业上寄予更高的期望，因为他们认为男生比女生聪明。
考大学的时候，许多大学明确表示部分专业不招收女生，比如海事工程、地质勘探。同时，大学对选择就读外语、广播新闻等传统上吸引女生的专业的男生降低入学标准。我总能看到招聘广告不是不招收女性，就是标明女性求职者需要身材高挑且富有魅力。
许多人把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没有。大二的时候我对女权主义产生了兴趣，开始阅读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以及其他女权主义著作。我喜欢看国外讲述女性为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斗争的电影。仿佛是一个近视的人戴上了新眼镜，我的视线开始清晰，女权主义解释了我成长中遇到的许多疑惑。
2011年秋天，我认识了被捕活动人士中的李婷婷。李女士从事女权运动已经多年，她把我介绍给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让我走进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新天地。
我的朋友们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轻易地找到“稳定的好工作”。我们父母总是劝告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要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去追求高薪职位，然后结婚生子，我们选择成为全职的女权活动家。
在今天的中国，女性在工作中面对着广泛的歧视；许多公司甚至拒绝雇佣女性。性骚扰司空见惯。家庭暴力无处不在。根据一项联合国在2013年进行的多国研究，超过50%的中国男性曾经肢体虐待或性虐待过他们的配偶。
一些朋友建议我们“安静地”向政府提建议或是通过成为政府雇员来在体制内改良，以发展我们的事业。但是在一个政府仍旧严格控制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些体制内的人很少能有勇气发声。
在我们之前的许多女性采取了妥协的改良方式，但效力甚微。强大的公众舆论的压力是必需的。我们无法安静地从事我们的活动。
因为在中国，公共抗议和示威是被禁止的，我们依赖于一种独特的平台——行为艺术——来挑战社会陈规。我们已把自己的信息带到了大街上和地铁里，努力为女性开拓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
我参与的第一个公共行动以阻止猖獗的家庭暴力为目标。我们穿上溅着“血”的婚纱，举着写有“爱不是暴力的理由”的标语，穿行于北京一条拥挤的商业街上，呼吁民众警惕家庭暴力。通过“占领男厕所”的活动，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上：提高公共场所女厕比例。在另一次行动中，我们剃光了头来抗议大学录取中对女生的歧视。
去年，我跋涉近2000公里，穿越了55座城市来提高人们对众多校园性侵儿童案件的认识。政府没有修补体制的漏洞和惩罚加害者，人们还会责怪受害人。
我们通过街头活动和媒体报道对决策者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近些年，几所大学放弃了它们的歧视性招生政策。北京据说要为女性修建新的厕所，有些大学正在改造厕所，以增加女厕的比例。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正考虑推出一项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
我们的行动激怒了一些大男子主义者，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威胁和骚扰我们。警察也曾认为我们是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邪恶影响，并且开始监控我们的手机和电子邮箱。
在国际妇女节前几日对我五个朋友的逮捕，显示了当局已经开始惧怕一群能够动员大量支持者的年轻女权活动家，尽管我们组织的活动还未实施，并且我们过去的活动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的朋友们还是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遭到监禁。警方惩罚我们，是为了恫吓其他社会和政治活动分子。
在今后一段时间，即使我们可能不得不调整策略来应付艰难的环境，我们也绝不会气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也不要放弃。
女权主义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国政府向来称自己积极倡导女性权益，而我们传达的信息则与其一致。但这一切都随着被媒体称为“女权五杰”的逮捕而发生了变化。警方可能意想不到，他们这种方式反而引发了公众对女权主义更大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