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下旬，独立媒体纷纷转载《内部电话传达：国安委统一处置右派敌对份子》之报道。据悉，该报道源于独立媒体所获的中共内部电话记录，很多民主人士和独立学者倾向于信任该报道的真实性，基本理由便是，习近平政权一以贯之的崇毛特色、反右动向、执政理念、执政风格、表达习惯等方面均与该报道内容颇为吻合。一时之间，该报道在华人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维权人士中掀动滚滚怒潮，该报道彰显出来的暴虐疯狂，甚至激怒了“习粉”。与此同时，中共官媒纷纷报道习近平在统战会议上的电视讲话，声称要“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要重视对“留学人员”和“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统战工作。该讲话中的统战方向和统战目标迅速成为海内外舆论界的关注焦点。
“统战电视讲话”与《内部电话传达：国安委统一处置右派敌对份子》同时面世，更使人倾向于信任后者的真实性。因为，“胡萝卜加大棒”是后毛极权经常采取的统治手段，对已经具备了威胁极权统治之强大能量的某一群体，后毛极权往往收买一批、安抚一批、忽悠一批、打压一批，从而将该群体对极权统治的威胁暂时化解。
其实，纵然抛开真实性不易确定的新闻报道，只须参考确有其事的新闻报道，亦足以证明习近平政权的所作所为在不断延伸着中共政权在“六四屠城”之后愈来愈左、消极“反左”、积极“反右”的总体统治路线。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就官方角度而言还是就民间角度而论，中共极权统治下的“左”和“右”，和民主国家的“左”和“右”有着不小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首先，就官方角度而言，中共极权政府的“左”和“右”，和民主国家政府的“左”和“右”有本质区别，简言之，民主国家政府的“左”和“右”，主要意味着增加哪一部分国民的正权利状态，而中共极权统治的“左”和“右”，主要意味着强化哪一部分国民的负权利状态，如，“六四屠城”之后中共极权统治的“左”，主要意味着镇压目标、镇压方向、愚民方式的变化，而几乎无涉民主国家左翼政策的福利性质、对民生的重视、对富人阶层的高税收、对弱势民众的照顾、对底层民权的扩大。其次，就民间角度而论，中国民间右派虽有改良立场、民间立场之重大区别，但近景目标皆是实现宪政民主，远景目标基本涵盖了民主国家绝大多数政党的政治诉求，而中国民间的毛左派则不认同宪政民主，其近景目标和远景目标大约可以表述为“建立毛风格或朝鲜化的极权统治”，而中国民间的新左派的政治目标普遍较为模糊，其观点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或吻合民主国家民间左派的照顾弱势群体、抨击垄断寡头和富人阶层的唯利是图等普遍立场，不甚认同文革，但在选择批判对象方面往往避重就轻，对于中共极权统治罪恶往往视而不见，甚至与中共极权统治团伙同流合污，是以，中国民间左派与民主国家的民间左派有着重大差异。
随着社会矛盾愈趋激化，社会分化不断加剧，毛派中的救党保国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分歧也不断扩大。笑蜀先生在《毕福剑事件：撕裂无可避免，解忧唯有宪政》一文指出：“近年毛派的崛起，主要是激进毛派的崛起。他们中的多数，属于体制外的草根毛派，即以底层民众为社会基础。被他们摈斥的救党保国派，则多属于体制内，不属于底层。即如司马南、孔庆东等毛派明星，无不因与体制合作而收获巨大利益……但实际上缺少社会基础，未获草根毛派认同。……今天的体制内毛派……因既得利益跟草根毛派愈来愈形同陌路”。
大量事实证明，自“六四屠城”之后一直愈来愈左、消极“反左”、积极“反右”的中共政权，却并不能熄灭“毛派”尤其是激进毛派、草根毛派的不断升腾的反抗怒火，亦无法消弭“毛派”尤其是激进毛派、草根毛派的愈趋激烈的反抗行动。通过对“新时期共产党颠覆政权”事件的分析，可以更清晰地审视激进毛派组织壮大的原因和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巨大统治危机。
2.关于“新时期共产党颠覆政权”事件
2.1 势大声小的“新时期共产党颠覆政权”事件
对比而言，民主人士、维权人士遭受政治迫害之事件普遍广传，而激进毛派的抗争行动往往少为人知。如身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零八宪章》运动重要发起者的刘晓波先生、民主人士赵枫生先生等人被罗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许志永先生被构陷“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高瑜女士被强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此类报道不仅在海外独立媒体上广传，亦在大陆媒体上密布。而骨干参与人数至少有百余人、组织遍布全国、政经并举、并有中共高层人士做后盾的“新时期共产党颠覆政权”事件，却只能在百度上搜得一鳞半爪，而海外独立媒体对同样缺少此事件资料，相关报道语焉不详。
这一现象应该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第一，无论是在左派传媒界还是在大陆传媒界，激进毛派的话语权愈发式微，救党保国（改良）毛派的话语权日渐扩大；第二，激进毛派在左派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很是有限，在全体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恐怕也不容乐观，相反，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则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力，且因其正义抗争符合全球加速民主化的历史大势，得道多助，备受国际关注；第三，激进毛派在大陆底层民众中的影响力还是不容低估的，是以，中共当局对于激进毛派的抗争行动颇为忌惮，百般销声，抬升救党保国（改良）毛派，打压激进毛派。或许，在中共高层某些人看来，激进毛派的抗争行动对其极权统治的颠覆力，甚至强于民主维权力量对其极权统治的瓦解力。仅就“新时期共产党颠覆政权”事件所呈现出的碎片化信息而论，亦足见激进毛派的抗争行动对中共极权统治的重大威胁。
2.2 “新时期共产党颠覆政权”事件及其前期准备
据《孙天西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新时期共产党”的前身为建于2008年3月的“人民党”。2008年3月，董占义、陈国华等人在山东临沂一废旧工厂秘密召开会议，组建“人民党”，在此次会议上，确定了推翻中共现政权的建党目标，并通过宣誓等程序将一批与会者发展为其党的早期党员，成立了政治局、组织部等。2008年5月，“人民党”在郑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人员包括“人民党”在全国各地的骨干成员40多人。2008年7月，“人民党”在郑州以“EM生物菌肥研讨会”为名召开培训会议，会议期间培训发展“人民党”新成员90余人。2008年9月，“人民党”创党人董占义在郑州二七区侯寨乡台郭村主持召开“人民党”骨干会议，会议要求参会人员在全国各地成立“通康公司”，为“人民党”筹集经费，为“人民党”在各地发展分支机构做掩护。会后，仅“人民党”成员孙天西便联络一些人筹集了13.5万元汇到北京通康公司总部，并于2008年年底成立邓州市通康商贸有限公司，基于该公司成立了“人民党”邓州市组织机构，任命了“人民党”邓州市委书记，安排了其他属下的职务分工。2009年4月，“人民党”改称“新时期共产党”。2009年8月份，“新时期共产党”在郑州召开了由董占义、张保中等人主持的会议，会议决定，让参会人员回去后收集各地下岗职工、农村困难户等群众上访、告状材料。仅孙天西组织领导下的“新时期共产党”南阳分部便收集了4份上访材料。
“新时期共产党”重视细节建设，各种会议、活动举办得有板有眼，章法井然。该组织据各类会议功能之别，分别制有研讨会名单，人员名单，工作人员签到表，百万家超市通康超市模式一览表，“烟头”监督委员会文件，无悔的选择——即通康百万超市联营项目说明，通康超市的学习记录，社会公德志愿者倡议书，《感恩的心》和《通康之歌》歌词。通康集团党员干部培训班还有开学（结业）典礼程序。此外，该组织还较为重视文娱活动，组织2008年中秋文艺活动，并对活动内容作出书面布置，设有晚会节目表。
“新时期共产党”在2008年3月骤然出世，绝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新时期共产党”创建者董占义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便全力经营的“通康公司”，是“新时期共产党”的建成和发展的重要依托。在“新时期共产党”创建之前，“通康公司”便起着积累活动经验、筹集活动经费、建立人脉网络等作用；在“新时期共产党”创建之后，“通康公司”起着筹集组织经费、掩盖组织实体、扩大组织规模等重要作用。因此，“通康公司”是进一步了解“新时期共产党”及其创建者董占义的重要窗口。
据2004年11月15日网络调查报道《通康集团“穿”上三层“马甲”》，董占义注册的“北京齐通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即通康集团下属公司）因为未参加2001年度的企业年检，2002年9月25日被北京市工商局“注销”，“董占义手机号码换了，我们根本找不到他人。”而神秘“失踪”的通康集团至少“穿”上了三层“马甲”，即最多只是合作关系的所谓的“亚太通康香港总部”，布局简陋不堪入目的、最多只是合作关系的所谓的通康“北京总公司”，以及自2003年开始使用的“董乙麟”之名。
关于通康超市的运作方式，重要参考信息包括《北京世纪通康涉嫌传销诈骗，邪教组织，危害国家安全，主犯——董乙麟（董占义）被抓住了吗》，以及《北京世纪通康到底是不是传销一个骗局》《为什么通康超市免费铺货，是真是假》等网文。仅由网文标题便可知悉其大概内容。
《孙天西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还出现了一句“国家领导国务内线为北京宇华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题词”。笔者查不到北京宇华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新时期共产党”的联系，但中共法院不会无缘无故来上这么一句。大概，北京宇华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系“新时期共产党”的集体资产或党员资产。对此，天涯爆料《中国红十字会百年来首场官司的幕后》可作参考。该爆料称，通康集团老板董占义因声称捐助中国红十字会，曾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授予“中国红十字勋章”，并被聘请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慈善大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理事，翌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近百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报道。但此后，捐助之事，再无下文。
据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内刑减字第00107号《被告人董占义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董占义别名董乙麟、李龙康，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大专文化，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第一监狱服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27日作出（2011）一中刑初字第5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董占义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2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董占义后因服刑改造期间表现较好而被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
3.“新时期共产党颠覆政权”事件反映出一些关键性问题
3.1 中共一直在为激进毛派组织提供精神武器和理论支持
中共对毛氏统治批判稍剧的时期，也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六四屠城之后，中共意识形态控制力基本崩溃，出于维护极权专制统治的需要，一方面进行贪腐治国，一方面对毛氏统治不断加大粉饰力度，从江泽民统治时期，到胡锦涛统治时期，再到习近平统治时期，毛泽东和毛氏统治在中共官方话语圈中愈发光彩照人，中共之首身上的毛风毛气、毛姿毛态愈发鲜明，新上台的中共统治者不断倾向于毛氏统治方式。这样，便导致了许多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民众对毛泽东和毛氏统治产生了缺少理性、自相矛盾、荒诞不经的认识，对毛风格、朝鲜化的极权统治和强人政治，由衷膜拜，心向往之。
据天涯爆料《中国红十字会百年来首场官司的幕后》，“他（董占义——笔者注）喜欢唱红歌，唱《十送红军》《南泥湾》，《小白杨》《黄河大合唱》，特别是只要唱起《国际歌》眼睛会发亮，他对员工的教育和奖励则是到井冈山、瑞金、红岩等革命圣地旅游，一去就是好多辆大巴，浩浩荡荡。现在想来，他比我们某些官员更会搞革命传统教育，甚至是他们的祖师。”“我们常在一起背诵毛泽东的诗词，讨论毛泽东思想”，“他手下员工大多是农民子弟，而他对员工却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跟他们同吃住。颇类似当年的红军官兵。”
该爆料所反映的情况，与网文《诗持彩练当空舞 赢来万家乐安康——访通康生物实业集团总裁董事长董占义》中的相关内容是一致的：“1999年8月8日，在江西井岗山老革命根据地，80余名通康集团员工在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中昂首向天，高吭《通康之歌》。”
由上可见，董占义是不折不扣的毛粉。但是，其根本没有意识到，其崇毛行为和对中共原教旨主义的追求向往本身就包含着荒谬性。董占义喜欢唱《国际歌》，《国际歌》歌词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其崇毛效毛之举，则是十足的救世主思想在作祟。董占义只知毛泽东所谓的“亲民”并变相效法，却根本不知或选择性无视毛泽东生活之奢侈，独裁专制之霸道。其间的自相矛盾，徒令人笑。从照片上看，董占义大约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但仅以其有限认识和有限经历，绝不可能充分了解毛氏统治罪恶，其对毛本人和毛统治的认识，显然主要源于中共官方对毛本人和毛统治的虚构、粉饰、渲染。
但中共对董占义们的欺骗并不能全然奏效。六四屠城后的中共统治不断“毛”化，本意是维护一党专制和既得利益，免遭清算，借毛的虎皮震慑国民、借毛的权威迷惑大众，但中共一向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与做的大相径庭，如，诡称共同富裕，但富裕起来的多半只是官僚家族、权贵团伙及其裙带势力，中共诡称工农当家作主，事实上却动辄军警出动狼狗伺候大肆镇压工人罢工、农民维权，是以，毛派虽然多半智识有限，却也能看出其中端倪，在全盘笑纳了邓共对毛共的“七开”和后邓政权的崇毛之说、效毛之举时，对邓共和后邓政权抨击是不遗余力。
如笑蜀先生所言，近年来激进毛派迅速崛起，在底层民众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因此，激进毛派日渐成为邓共“七开”和后邓政权的崇毛之说、效毛之举的主要受益方。中共对毛氏统治的粉饰和肯定是“新时期共产党颠覆政权”事件的重大诱因。为激进毛派组织做嫁衣的，为激进毛派组织提供精神武器和理论支持的，正是中共。
3.2 中共一直在为激进毛派组织扩大群众基础
在毛派激进组织中具有代表性的“新时期共产党”，其参与者主要来自哪些社会阶层？笔者找不到全面性资料，但从一些碎片化信息中依旧可以发现蛛丝马迹。如前所述，新时期共产党骨干在会议上“让参会人员回去后收集各地下岗职工、农村困难户等群众上访、告状材料”，由此可见，下岗职工、农村困难户、上访群体是其重要的群众基础。事实上，新时期共产党创建者董占义在若干年前便重视利用农民群体。据天涯爆料《中国红十字会百年来首场官司的幕后》，爆料作者便是一个铁杆毛派，受了董占义的骗，怀疑董占义搞传销（笔者据材料判断，董占义必定从事过传销），但在爆料之中对董依旧不吝赞美之词，“他手下员工大多是农民子弟，而他对员工却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跟他们同吃住。颇类似当年的红军官兵。”由这两句话可知，当时董占义属下的主要身份是农民。这一信息，对判断董占义“新时期共产党”参与者的主要成分作用较大。据此爆料，董占义欺骗中国红十字会之举，是在2001年。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或许更早之前，这个像毛泽东一样能够将理想主义和阴谋诡诈巧妙融为一体的、“唱起《国际歌》眼睛会发亮”却同时面不改色毁信弃诺的小毛泽东式的人物，就暗怀毛泽东式的志向，将单纯愚昧、崇毛敬毛、备受中共洗脑的、满脑子都是毛共原教旨主义的农民作为他的利用对象和忽悠对象，希望像毛泽东那样利用农民们再来一次毛氏革命。
“新时期共产党”于2008年3月建立，大约至2009年10月（此时间系由《孙天西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作出推断）被中共捣毁，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在秘密活动的前提下，竟然能够发展的有声有色，将分支机构发展到地级市，仅核心骨干便发展至百余人之多，并据其党组织体系建立了公司体系，可谓是政经并进，遍地开花。“新时期共产党”发展之迅猛，固然得益于其创建者董占义此前十余年间的坑蒙拐骗所打下的基础，但是，据可查资料，董占义在创建“新时期共产党”之前虽一直在经济领域和经济犯罪中折腾，却未成什么气候，老本很是有限。然而，当其涉足政治、建立“人民党”之后，势力大增，实力大涨。由此足可见，激进毛派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只须具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的胆大者走出来，振臂一呼，短时间内便可应者云集，形成燎原之势。
一直为“新时期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正是中共。如上条所述，中共一直进行赞毛护毛，这是形成激进毛派组织之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不过，仅仅是有精神武器和理论支持而缺少足够人数和经济动力，也不易形成群众基础。然而，中共也在人数和经济动力方面为激进毛派组织夯实了群众基础。自毛共时代便广泛存在着的机会分配不公、资源分配不公、财富分配不公，在邓共时代被发扬光大。邓共和后邓政权长期以来“损民肥官”“损民肥党”“损弱肥强”，尤其是自六四屠城之后，中共变本加厉、与时俱进地推行贪腐治国和权贵私有化，在城市制造了大批下岗工人和贫困市民，在农村制造了大批失地农民和贫困农民，使得中国大陆的极端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贫富分化不断加剧，仇富、仇官、仇资本、反感市场经济的底层群体已经日渐庞大，加上中共长期以来的崇毛宣传和原教旨主义宣传的误导，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将毛泽东视为英雄和伟人，基本认同或完全认同“造反有理”、“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之类理论，换天之心日渐迫切，渴望或不反对再来一次毛氏革命和文革。
要较为准确调查激进毛派组织群众基础的组成成分，颇为困难。不过，很多人对毛派大概组成成分的认识存在较大的交集，可作参考。何清涟在《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合流吗》一文中引《毛派毛粉毛迷都是些什么人》所述，将毛派毛粉毛迷的主要组成成分划分为：低收入群体，靠自己劳动自食其力，求得温饱，社会的严重不公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受学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最底层的一群流氓无产者，希望中国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带着他们去打土豪分田地；临时性的，基本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良知和较强的正义；中共高层和知识分子中心口不一、别有用心的伪毛粉。网名为“楚天一笔”的网友在《看样子老子得赶紧崇拜毛泽东》一文中，将毛派主要成分划分为：文化水平不高，35岁以下，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失业青年与农村游手好闲者；城市部分下岗失业人员；有犯罪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积极参与者；部分退休工人中的盲目崇毛者；中层组成人员为一批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与基层官员及部分民间有钱的政治投机者（高层则不知道是什么人）。
激进毛派组织的群众基础的组成成分，应该与毛派大概组成成分相近。
准确调查激进毛派组织的群众基础的组成成分虽然很是困难，但依据毛派大概组成成分，足以确定激进毛派组织的群众基础的主要制造者：即愈来愈左的中共政权。
3.3 中共一直向激进毛派组织灌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理念
如果说，早期中共尚有某些正义追求和某些值得称道的理想信念，似乎勉强说得过去。然而，中共的发展壮大过程，实质是与时俱进地践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政治理念的过程。毛共最初起家史，便饱含着一笔笔的厚黑账，愈至后来，厚黑账愈积愈多。比如，毛泽东以“引蛇出洞”的卑劣手法，先鼓励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共执政提意见，而后将知识分子的所提意见视为打压依据，锋芒一转，开始屠刀相向；文革之中，毛泽东拉一派打一派，通过反复整人来不断提升自己的权威，极尽煽动人民斗人民之能事，像林昭、遇罗克等正义盎然、青春年少、见识卓荦的无辜的优秀知识分子，只因正常行使了毛共在明面上亦未绝对反对的言论权利，而遭到暴虐杀戮；文革之中大陆武斗成风，你死我活之事处处可见，互虐互殴更成常态，各种酷刑方式、杀人方式，仿佛一股脑地从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土壤中跳将出来并花样翻新，强奸侮辱、剖腹吃心，女子绞断男子生殖器，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种种暴虐变态之事，恐怕均能刷新中国酷刑史之记录。
中共对于毛泽东统治罪恶和毛共统治罪恶的长期掩盖、粉饰、美化，等于是一直以间接教授方式向激进毛派组织灌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理念。于是，一个个口是心非、娴于厚黑的小毛泽东们在激进毛派中应运而生。以“新时期共产党”创建者董占义为例，其人并不是像自由亚洲等海外媒体上所报道的那样，是单纯的异议人士。最后董占义所获的罪名，大头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小头是合同诈骗罪，获刑十二年，并被罚款12000元。在关于董占义的上述资料中，有相当部分资料足以证明董占义其人是无信奸商，是合同诈骗犯，而且，有大量碎片化信息可证明董占义在从事传销，如“感恩的心”歌词，以及《北京世纪通康涉嫌传销诈骗，邪教组织，危害国家安全，主犯——董乙麟（董占义）被抓住了吗》，以及《北京世纪通康到底是不是传销一个骗局？》《为什么通康超市免费铺货，是真是假》等网文。董占义之所以没有以传销获罪，或许是因其传销活动尚未展开便夭折，未造成危害，并因操作谨慎而未产生十分确凿的罪证。
就算董占义真的一边建立毛派政党，一边搞传销，这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按照传销的一般定义进行判别，毛共分明就是一个庞大的政治传销组织。对比以骗钱敛财为目的的传销经济犯罪，毛共所事者，乃是以骗人敛命为目的的政治传销，毛共以“共产主义乌托邦”为空头支票，诱人加入，不收取“入会费”，而是要收取人命，将人彻底工具化，加入者须宣誓“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在毛共内部，完全是传销组织的金字塔式结构，最低一层是数量庞大的下线党员，愈往上层，则人数愈少，收益愈大，毛则高居最上线之宝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入宫则专享美女美食，出禁则盘踞专列行宫，仅发售毛选所得稿费便足以雄踞当时第一富豪之地位。崇毛效毛者必有能得其真传者，牛刀小试，搞一下经济传销，有什么奇怪的？
毛共以利益捆绑和罪恶捆绑并用的恶毒方法，在通过所谓的“打土豪劣绅”分给农民些微好处之际，同时让农民参与杀人，从而将很多农民迫到“革命”贼船上。由上述资料和推断可知，董占义也有利用农民之嫌，假若董占义晚些时候被捕，继续折腾一段时间，对未加入的农民们以美诺相许，以微利相诱，使其加入以“通康公司”为外衣的传销团伙，便也等于实现了利益捆绑和罪恶捆绑，从而将农民们捆在了“新时期共产党”这辆充满了个人野心和阴谋算计的战车之上。
结语：
分析“新时期共产党”事件的主要诱因，不难看出，愈来愈左的中共政权却一直面临着激进毛派的剧烈抗争，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正因中共长期继承毛路线的大部分实质内容，坚持崇毛效毛且愈演愈烈，从而为激进毛派提供了精神武器、理论支持，并为其扩大着群众基础，向其灌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理念。观各国转型史，凡实现民主转型或半民主转型的国家，基本未发生残酷清算，然而，被共产党组织夺权的国家，基本都发生了大规模清洗，如布尔什维克在俄夺权后的屠杀，中共夺权后的屠杀，柬埔寨共产党夺权后的大清洗，越共攻占南越后的屠杀……若习李政权仍坚持崇毛效毛、积极反右、不断向左，或许会被群众基础不断扩大、反抗势头不断加剧的激进毛派推翻。殷鉴不远，警钟已鸣，勿谓言之不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