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9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明确要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扩大党组的覆盖面，目的是“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体现中共独特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这一决定把一些网民们的注意力从南海上吸引了回来，有评论人质疑，将来是否家庭也要设立党组？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调侃和讽刺，具有建设性的质疑应该是人民能否养得起这么多的党组？凭什么要强迫纳税人供养党组？而中共已把土地和国有资产都变成党产，却还要强迫纳税人供养党组和党务人员，以此体现党的优势地位，难不成这就是党师们鼓吹的“中国式民主”？我呸！
一、中共基层组织的覆盖面距离家庭还有多远？
党组是个什么东东？党组与党委的区别在于，党委成员由上级领导指名后“选举”产生，而党组的产生，连假选举这道“党内民主”的程序也省略了，中共党章规定“党组的成员，由批准成立党组的党组织决定”。党委是一级党组织，党组是党委的派出机构；党委领导下级党组织，党组只领导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组的任务包括五个方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做好干部管理工作；团结党外干部和群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指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
中共有多少个基层党组织？据组织部2008年的统计，全国有党的基层组织371．8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9万个，总支部22．9万个，支部331．0万个。据组织部2014年的统计，全国有党的基层组织430．4万个，全国7448个城市街道、3．3万个乡镇、9万个社区（居委会）、58．4万个建制村已建立党组织，覆盖率均超过99％。23．5万个机关单位已建立党组织，占机关单位总数的99．6％；50．8万个事业单位已建立党组织，占事业单位总数的90．7％。19．5万个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公有制企业总数的90．8％，；162．7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58．4％。11．5万个社会组织已建立党组织，占社会组织总数的41．9％。
二、外国的政党是由谁来养活的？
中共有多少个专职和兼职的党务工作者？这个数字无法统计，也可能是个国家机密。每个党委都下设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纪委，还有精神文明办等临时机构。属于党委系列的还有党报、党刊、党网、党台、五毛网评员，军队的党委还养着文工团……在中国各级政府办公大楼，对应着各级党委的大楼，还有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8个“民主”党派及各种官方协会的办公场所，其经费和人员工资直接取自财政，吃喝嫖赌全以“其它支出”的名义报销。
台湾大学的刘淑惠、陈师孟、张清溪等教授考查了109个国家中的291个政党，其中绝大多数的经费依靠党费和捐款。也有一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以及北欧一些国家通过立法由国家财政补贴政党竞选费用，通常根据各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或获取的议席数来提供资助。另外一个重要的经费取得途径就是兴办党营事业，当今世界上从事党营事业约有28个政党，分别来自21个国家。在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党为了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补助党的活动经费而兴办一些企、事业，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因有宪政对权力的限制，不必担心执政党利用特权使其党营事业处于垄断地位。 民主化国家的政党可以有自己的党产，但绝对不能占有国有资产。
三、参天的党政机构压弯了多少纳税人的腰？
古有“十羊九牧”，今有26个百姓养活一个官员。中国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是26.5%，而美国是9.9%，英国是4.2%，德国是2.7%，印度是 6.3%。中纪委前副书记刘锡荣在2012年“两会”期间感叹：“中国人民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他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纳税人埋单。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
1、供养成本。“通奸党”经常说“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也是事实。培养一个党组书记，要送他到各级党校学习，要给他配一群秘书写讲话稿，要给他买北大和清华的博士学位，平时吃喝嫖赌全报销，还要支付他包二奶和养小三的费用，还要送他的子女留学移民，可是他们在年富力强应该多为人民服务时，却纷纷走进监狱或逃往国外。连续三任市委书记腐败落马，连续四任交通厅长腐败坐牢，“通奸党”的干部太难培养了，纳税人的负担太重了！
2、教育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级党委和党组成员每周五停止工作半天进行廉政学习和改造世界观，各党支部每个月还要进行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还要举办贪官忏悔报告会，廉政先进事迹事迹演讲会、廉政“教宣传月”、廉政育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各种宣传册子、各种禁令文件，各种廉政教育图书，花了无数纳税人的银子，却被送进了废品收购站。跨年度的全国集中教育就搞了三次，每次集中教育活动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三讲教育”之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们成为富可敌国的“公仆”；“先进性教育”之后，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性高潮，共产党变成了“通奸党”；“群众路线教育”之后，“通奸党”无可奈何地宣布“反腐永远在路上”。“通奸党”的廉政教育早已经变成了贪官们贼喊捉贼的表演秀，进了监狱后仍然忏悔“我的教训是放松了学习和改造世界观”。这种劳民伤财的廉政教育“永远不在路上”。
3、监管成本。中国纳税人最倒霉的是，要养活一些“非法组织”。按照宪法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是最高执法监督机构，但中共在各级党委中又设立了政法委，政法委里又设立了N个处室。按照宪法规定，各级检察院是独立的反腐执法机构，但中共在法定的反腐机构之上另起炉灶，设立了各级纪检委和监察局（两块牌子合署办公）。据中纪委2013年6月公布的数字，全国有81万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习近平发动“打虎拍蝇”运动后，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大规模扩编，仅中纪委就把办案室从8个增加至12个，并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等7家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中央纪委派驻机构，以实现对140多个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全覆盖”。另外，国务院还设立了一个“预防腐败局”，这样多的机构，需要多少办公成本和人员工资成本？又需要多少办案成本？官方从没有公开过，无法知道具体的数据，但中国的反腐败成本一定是世界第一。仅在党的一个机构中，中国人比外国人就要多养百万纪检监察干部！
4、违法违纪查处成本。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经济成本高、工作量大，而且涉及与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衔接和司法合作，时间跨度长。追逃极大地增加了反腐败的成本,仅是查清他们的具体行踪,就需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对于被没收资产的处置，分享是国际惯例。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国都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协议。在美国，分享被没收资产的比例取决于美国司法机构在执法合作中做出的“贡献”——重大协助分享比例为50%至80%，较大协助分享比例为40%至50%，提供便利分享比例通常在40%以下。中国先后与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签订引渡条约，与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国家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这些国家却要求先签订赃款分割协议才同意与中国合作。所以，“通奸党”提出了“追逃不惜成本”的口号。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在人大做政府报告时说“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人民听到这句话时激动得泪流满面。八年了，别提它了！改革发展成果都哪里去了？都揣进了党委成员和党组成员的腰包里，这些无产阶级先锋队员都变成了富可敌国的公仆。还没等到“敌对势力”动手，他们自己先搞了一场颜色革命：“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为了绿卡红颜“永不变色”，和“代代传”。中国纳税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省吃俭用，无私奉献，谢绝了改革发展成果。患肝腹水病的重庆下岗工人吴远碧在家用菜刀为自己做了剖腹手术，患“烂腿病”的保定农民郑艳良在家用钢锯截断了自己的大腿，还有一些50多数的大妈在公园和马路绿化带里卖淫……但是，人民仍然养活不起“通奸党”，“通奸党”就卖土地，于是有了假日本鬼子沈培平的“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于是就有了唐福珍等一大批“刁民”的自焚跳楼。
韩寒曾经说过：“中国政府当年的土地公有制是有远见的，连丝毫没有经济头脑的毛泽东也意识到了，政府吃喝玩乐成本会很大，光靠收税和资源能源垄断弄不好还不够花，土地将是一笔大收入。后来，领导们又担心土地在自己手里卖光了，导致党儿子党孙子们没有地可以卖，到时候自己就成了罪人，所以又规定，土地转让的年限是70年，以方便让孙子们再卖一次。”70年太久！党委成员和党组成员等不到那时候。还是习近平“有远见”，多设一些党组，为兄弟们买官卖官创造条件，反正群众路线教育也结束了，反正大家都已经表态紧密地团结在我周围了，反正也都已经换成自己人了。
四、中国人离开党组织就活不下去吗？
中共党务工作者的正名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邓小平说“思想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机构改革改了30多年，党务工作者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因为中国人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洗脑，也离不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塑造。
煤矿工人都吃不上饭了，仍然要养着“人类灵魂工程师”。2014年以来，国有煤炭企业普遍亏损，频临倒闭，一个重要原因是煤炭进口增量，受进口煤炭的低价冲击。外国煤炭价格低，因为外国的企业没有没有党委和党组，生产成本低。再看看中国的国有煤企，从集团公司到子公司，从子公司的各煤矿到各煤矿的井口，都养着一群党务干部，子公司还养着电视台和报社。更荒唐的是，煤矿工人还养着一个中国煤矿文工团。这个文工团是正局级单位，有500多名职工，其中有50多名国家一级演员，文工团下设歌舞团、话剧团、说唱团、电视录音部（含演播厅）、创作室、艺术学校、演出业务办等七个业务部门以及行政物业管理中心、党委办公室和老干部处等行政部门。
美国没有思想政治工作者和灵魂工程师，奥巴马到中学演讲都不敢涉及思想和政治，但那里的人民活得很好，贪官也很少，中国“五毛”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美国官员腐败案例，只能拿“美国大选烧钱”说事。但有网民算了一笔账：中国官员一年的“三公消费”（19000亿元）相当于390年的美国大选费用！中国“通奸党”创造的世界“烧钱”奇迹已经证明：哪里有党委，哪里就有“群众身边的腐败”（中纪委语）；哪里有党组，哪里就有“生冷硬推、吃拿卡要、与民争利、欺压百姓”（中纪委语）；哪里有党支部，哪里就有道德底线的冲破。虽然已经“塌方式腐败”，“断层式腐败”（中纪委语），无官不贪，小官巨贪，但中国人民必须选择“通奸党”，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选择”，离开党组织，就会“四分五裂”，就会“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什么逻辑，人民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怎么又来了一个“最大”？
虽然“通奸党”无恶不作，但有时中国人真的离不开党组织。中国的消费是“党组消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期间，党组成员不敢去酒店吃饭了，不敢去会所嫖娼了，不敢去商场拿购物卡兑换现金了（1000元卡兑800元现金），结果倒闭了一大批酒店和商场，“失足妇女”也失业了。“八项规定”出台后，连同学聚会都不能搞了，因为在党组的同学不敢用公款提供赞助了。离开党组成员的帮助，你到哪里去给孩子找工作？你到哪里能找到免费的公共服务？你到哪里去求包养？离开党组，你什么事都办不成，就像《环球时报》所说，“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五、假如党组进驻家庭会是什么情景？
中共扩大党组覆盖面，批评者认为“历史的倒退啊，今后可能会发展到在家庭设立党组哦”。假如党组进驻家庭，中共必然回到元朝。
元朝蒙古统治中国的时候，对汉族和其他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他们为了把汉族当做最卑贱的奴隶，除了建立各级地方统治机构外，汉族家里还要派驻一个蒙古兵，用以牵制和监视汉人。当时人们称这个蒙古兵为“家鞑子”。家鞑子与汉族住户同吃同住，他的生活由住户的汉人供养，行使的是为蒙古贵族统治者服务和欺压汉人的特殊权力。一是刀具管制权。为了防止老百姓造反，汉人家里的菜刀、剪刀、砍刀、镰刀等刀具统统由鞑子掌管，只能在烧火和缝衣等生产活动时找鞑子借用，用完交还（那时候买菜刀还没有实行实名制）。二是人口管制权。为了防止汉人结集谋反，他们夜晚不准人外出，白天外出要向鞑子报告（那时候没有摄像头）。三是督缴苛捐杂税权。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他们不顾百姓的死活，加重人民的负担，强迫收取各种税赋（那时候没有消费税）。四是新婚初夜权。汉人娶媳妇，鞑子于新婚之夜，强行与新娘同宿（那时候没有实行包二奶和共产共妻）。他们无恶不作，百般欺压百姓，不允许汉人有任何自由，老百姓都十分仇视荒唐无道的蒙古贵族统治者和家鞑子。“吃完月饼杀鞑子”的故事就发生在此时。
时代已经变了，党组进驻家庭不可能发生，但是，党组的人可以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维稳重点监控人员”的家，党组派的警察可以随便进家抓人抄家，党组还可以派人在上访户家门口站岗甚至安装摄像镜头。党组没有进驻家庭，但党组书记可以包养家庭里的“双胞胎姊妹花”（新疆乌苏市公安局党委书记齐放），可以把家庭里的母女同时作为二奶（江苏省建设厅党组书记徐其耀），可以手持两把手枪追杀“叛变”的二奶（原内蒙古公安厅党组书记赵黎平）。党组没有进驻家庭，但已经进驻了你的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精神家园，删除你的文章就像“家鞑子”随便揉摸新娘的乳房。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做月饼？谁还敢在月饼馅里夹“吃完月饼杀鞑子”的纸条？
退一万步讲，即使党组真的进驻了家庭，也会受到很多家庭的欢迎，绝对不会发生“吃完月饼杀鞑子”的事情。因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臣民塑造了这样的灵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爱党就是爱国”，“国是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成龙歌词）。如果党组成员“戴着三块表”要“初夜权”，那也不是强奸，而是“通奸”。“通奸”意味着女方自愿，她自愿“把一切交给党安排”，自愿“把青春献给党”。她的新郎也不会感到尊严受到侮辱，只会感谢党组成员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保持零距离，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