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浙江杭州举行的反腐展览上，一位参观者站在写有“廉政”二字的毛笔字画前。 （法新社资料图片）
丁学良教授这篇《中共反腐遭遇“软抵抗”背后》的文章指出，以中共十八大为起点标志的反腐败运动两年半以来虽可圈可点，但要达到反腐整肃的目标却仍非常困难。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虽然反腐败运动包含了实实在在的正当性，但涉及面太广。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层级繁复、系统杂多、不允许信息自由运转，且透明度很低的环境里，管辖八千多万手握实权的党员干部队伍是一项超级困难的系统工程。
中共最高领导层至今仍拒绝在现有体制之外、自下而上实行独立的监控机制，导致多年来其庞大干部队伍的权力一步步失控。在中共的政治体系中，上面更有权力的人对地方往往只看：GDP是不是上去了？地方上是不是安稳？而其它的事基本不管。
文章指出，对于中国庞大的官员体系来说，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卖力干活、工作出绩效的最主要激励，实际上正是来自正式工资和福利之外的灰色和黑色收入。目前的反腐败并没有减少他们正式的工资和福利，相反所清扫的只是不属于为官清白范畴的所谓种种实惠，导致目前中共的干部队伍中出现一种“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干脆不做事”的“软抵抗”常态。
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指出，正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所强调的，反腐运动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因此，无论官方如何渲染其成效，却仍无法改变滋生腐败的中共体制自身：
“为什么共产党国家腐败会这么蔓延？原因当然就是反腐败不力。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国家反腐败不力？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原因在于，这个制度本身的基础是自上而下的集中垂直管理，下级对上服从。所以，在这种垂直管理体系当中，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会对选民负责。但这一点还不是腐败的真正原因，腐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共产党这批干部的激励机制就是腐败。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享受在前吃苦在后，这样共产党才能团结它的干部，完成集中领导。利益诱惑才能形成党内互动，所以这个机制就是腐败的机制。”
丁学良教授的文章指出，打老虎难，打大老虎更难，而想要通过打倒数目可观的“老虎”打出全国干部体系的工作积极性，则最为困难。毛泽东在1951年年底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试图阻止当时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大批干部迅速贪污腐败的问题。但这场反腐政治运动无疾而终的原因，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共政权的运作靠的就是党内干部。不允许他们多得好处，他们就不卖力干活。
当前，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那些掌握全国最关键“系统运转要道和关节点”的中共干部队伍通过既不敢顶风作案，也不再卖力干活的“软抵抗”方式消极怠工，正导致中国大中型体系陷入空转乃至逐步瘫痪的困境。
程晓农认为，习近平正是意识到了中国官场的反弹，其反腐运动随之正趋于尾声：
“其实现在（中共）官场怠工的新常态，目标是想回复老常态。现在中纪委也发表文章检讨说，中纪委不能成为党内的政法机构，不能权力过大。这其实是中纪委的一种让步和妥协的表态。对习近平现在来说，其实最难的不是社会稳定问题，而是经济稳定问题，中国经济的滑坡远远比官方讲的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很清楚如果继续反腐、打击官场贪官们的心态，结果官员们的软抵抗会造成硬滑坡，从而对习近平构成打击。”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则指出，习近平如在中共“十九大”前，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和人事安排等问题，其在党内的统治基础无疑将面临风险：
“（习近平）现在是把整个官场都得罪了，如果要在‘十九大’上不能把代表控制住，可能就会前功尽弃、遭遇合法性挑战。习近平现在以一系列小组架空了党政机构，在党章、国法之上运作。这作为临时性机构可以，但到了开大会的时候就很难做。我觉得，习近平反腐不搞不行。但下一步更多是围绕‘十九大’按其愿望或至少不翻车、能自保的方向进行人事清洗。所以，他的反腐和深化改革都会触动利益集团。往下怎么走，确实是很大的问题。”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还指出，两年半以来，习式反腐揭发出的塌方式案例、特别是当前官员干部普遍的“软抵抗和不作为”现象，透露出中国更深层的体制性难题。
文章呼吁中共体制内外有责任心的人们，不要放弃建立有效、独立、可持续的权力制衡制度事业。因为这比查办周永康之类的案件，更关乎中国未来的高难度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