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入罪，标志著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何评价习近平反腐的政治得失，是理解中国未来走势无法回避的问题。
即便是对中共政权持最严厉批评立场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习近平的反腐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是mission impossible，因为腐败无处不在，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人都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存方式。在许多局外人看来，这种局面对习近平几乎是一种横竖都没有生路的局面：不反腐是自杀，因为权力架构的每个层级，道德底线都已经被突破。公权力的执掌者们相互间巨额的利益输送，正在快速地把国家推向无底深渊；反腐也是自杀，因为这意味著越是有权势的人，越是反腐的对象。不打大老虎，反腐无从推进，而大老虎是会吃人的。
因此，习近平反腐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怎么能不被大老虎们吃掉。今天回头来看习近平上台两年多的反腐谋略，不能不佩服他的政治生存本能。他迅速和有效地集大权于一身，充分利用中国的皇权传统，不给”大老虎”们结盟的机会，他也充分利用了”大老虎”们的贪婪和怕死，瓦解了他们的抵抗意志。习近平看到，高层个个屁股有屎的格局对他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机会，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借反腐巩固了自己的最高权力。这是习近平反腐的最大政治收获。
这样高度策略化的政治生存策略，决定了选择性反腐是不二的策略选择。这样的反腐策略显然不利于发展法治，但对习近平来说，政治生存一定是第一位的。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的反腐对于提升高层政治和官僚政治文化品格，不会有太大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之失，在于政治文化、政治伦理和制度建设的苍白。也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并没有催生出推动未来改革的文化、道德和创意资源。尽管这两年反腐队伍急剧膨胀，但我们看不见反腐队伍中涌现出任何代表未来、令人眼球一亮的新人。数十万纪检队伍没有”反腐英雄”，整个反腐队伍给人的感觉是面目模糊，令人心生畏惧。
不过，习近平的反腐避免了一个最危险的错误，就是乱开杀戒。这有助于我们对未来保持谨慎的希望。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就犯了这个错误。不少人预期习近平很可能会杀周永康，但结果大感意外。问题并不在于周永康有没有死罪，而在于当下中国的反腐，不可能不是高度政治性的，在没有真正的法治，同时社会又处于高度分化和不信任的氛围下，滥开杀戒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会是灾难性的。不管习近平是出于自己不嗜杀的本性，还是出于明智，他的”双规”虽然也逼死了一些官员，但他没有主动杀一个贪官，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在无官不贪的背景下，不轻易开杀戒，对中国走向理性的法治可望产生一种”倒逼”压力。因为不杀人意味著不容易把贪官吓住，这就要求你必须建立一套不容易让人专空子的制度，包括对贪官的惩罚要体现公正原则。如果既不杀人，社会对公正又没信心，那贪腐必将再度全面失控。
习近平对加强法治建设越来越重视，但他还没有找到一条有效推动法治的路径。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法治路径，非常不容易。其中既有文化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因素。中共积累了太多的历史不公正，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从习近平对历史的态度来看，看不出他对这个问题能有一种超越性的态度。这会不会成为他越不过去的一道坎？可能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