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深重的文革正式结束已达三十四年，但荒谬和残暴的文革发生的土壤是否就远离我们了呢？我想只要是个不回避现实苦难，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观察能力的人，不难发现三十多年后文革至今仍像噩梦般纠缠着我们。虽然官方在八十年代初部分否定了文革，但对文革发生的深层原因——比如极权制度的存在及其运营方式——没有大规模的反思，没能得到开放档案的自由研究，这是当下我们苦难生活之众多成因里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一场参与者如此众多的灾难性运动，事后大多是沉默者，有不少控诉者，一些是掩盖者和歪曲者，却几乎没道歉者和忏悔者，这是为什么呢？不特如此，我们不能不接受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那就是文革参与者连年龄最小的人，都过了知天命之年，有的为人父母，有的甚至是爷爷、奶奶，但这些为人父母，甚至是含饴弄孙的人，有多少人愿意出来直面真相呢？
好在事情总有例外，何蜀的《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8月版），便是一本真切研究文革的史学著作。关于文革武斗，坊间有些纪实文学之类的描述，难免耳食夸大，因此真正的研究，就显得特别稀缺。我没有看过郑光路《文革武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一书，不知其学术分量如何，但我认可其视文革武斗为“特殊内战”的判断，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为毛主席而战》一书里得到具体的佐证。文革重庆武斗无论从规模、持续时间、参与人数、死伤人数、动用武器种类之多来看，恐怕在全国罕有其匹。我们从现在全国唯一幸存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俗称“红卫兵墓园”，何蜀认为不确，我从其说）的死难者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的60岁）、职业分析（工人最多、学生次之，几乎遍及各阶层）等来看，不难概见民众高烧狂热、丧失理智之一斑。
《为毛主席而战》这书名既是写实，亦是一种难以逃避的讽刺。从“八一五派”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到“反到底派”的誓词“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可以看出两派玩命，不管不顾，好像完全自主，但他们所赌命的人物却是相同的，但似乎没有人看出其间的吊诡。既然你所赌命的是同一个人，那么你为何要狠斗，直至战死而不悟呢？这就是拜文革发生前之十七年喝狼奶的愚民教育之赐。“他们都是在文革前17年接受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从小崇拜的是‘革命英雄’，他们的许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在模仿小说中或电影里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为毛主席而战》P279）何蜀正是把文革武斗及其成因，放在一个共产党得鼎十七年后所作所为之大背景下来观察，因而不至游谈无根，流于浮浅，以至能洞幽烛微，探骊得珠。
“为毛主席而战”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成了毛泽东的炮灰，为什么会如此悲剧呢？其原因何在？对为什么爆发文革，有许多种说法，有说毛泽东借此搞权斗，有说毛泽东是为了实现他的天堂理想，有说这是社会冲突的必然结果，等等。不管我们事后如何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毛泽东搞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所有文革参与者都无法逃脱的“如来佛掌心”，在这样一个不可更易的基本前提下，不论你吹捧“四大自由”和赞扬“大民主”，都只不过是在如来佛掌心里玩点毛泽东可以忍受的小把戏罢了。不管群众之间斗得如何厉害，你的言行必须努力证明的是：谁更忠于毛主席，否则你便只有死路一条。遇罗克、林昭、张志新、冯元春、李九莲等，都可以证明你稍有逾越，有一点独立精神及自由思想，重则遭杀身之祸，轻则受牢狱之灾。被人当猴耍了，说句“青春无悔”来找补；被人弄得很惨，用“人民文革”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是不甘于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愚蠢。重庆反到底派的主将黄廉在被判了重刑后出来，依旧盛赞毛发动文革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我同情黄廉的看法，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看法，使你所有受苦丧失了基本的价值，不能自救，更无从给他人以良好的教训。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赖希的《法西斯群众心理学》，对文革在中国的灾难性发生必然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而不致陷在庐山之中自蔽蔽人。
何蜀在分析重庆武斗何以严重时，主要分析了一些在历史和现实之物质层面上的成因。由于重庆是民国政府抗战时的陪都，复以是文革前为“备战”之用的三线建设重地，使得诸多新旧兵工厂齐聚一地。武斗主力工人多，武斗工具枪支弹药多，自然就容易爆发持久而规模较大的武斗。但我认为这些问题，还可以看得更远点。重庆人好勇斗狠的个性和码头文化，以及对变态的红色文化——如有不少造假成份的“红岩精神”——的深入接纳，缺少较为理智的反省精神，大约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对于重庆文革武斗的具体死难数字，虽然何蜀花了不少的精力来考察，但囿于官方的高扃深锁，自然难得其详。重庆曾有杨公桥、石桥铺、中兴路旧书市场（包括北碚天生路旧书摊）等地可搜旧书及其它杂件，但何蜀似乎没有在这些地方淘到什么东西。我倒比较有幸，曾淘得一大包四川公路五局关于武斗后的抚恤档案，正准备做一个关于武斗的个案研究。我想武斗后的死亡抚恤档案，如不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话，四川公路五局也不敢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许当时许多国营和集体单位里参与武斗死亡人员，都有这样的抚恤举措并存有其档，亦未可知。如能找到更多的抚恤档案，在研究武斗死亡人数、抚血数额、死亡地点和原因等方面，必有更多的发现，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文革暴力，必能得出更为翔实且有说服力的数据。
报纸、广播以及双方的“战报”和“追悼会”，包括后来官方撰写的文革大事记、各行业口的志书，都是搜集文革史料的好去处，何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利用得很好。但只有这些公开留存下来的文字史料，还是不够的，那么口述史就可以弥补其中之不足。由于何蜀研究文革甚久，积累了许多资料和人脉，这在《为毛主席而战》一书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书中运用了不少重庆文革亲历者的未刊口述实录，使得这本书与同类著述相比，有着相当的独特性。虽然就口述史的真实性（如故意掩盖、忽略，因时间久远记忆错误等）仍有不少争论，但总体来讲，口述史应算是研究当代史不可缺少的一个有力补充。何况作为资深的文革研究者何蜀有用更多史实订正口述实录者错误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口述实录的事实性谬误。至于口述者的个人评价和感受，那得尊重口述者自己的说法，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评价，但一定得尊重他们的表达自由。
由于何蜀未曾在书后列出参考书目，包括口述未刊稿书目，因此我认为按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罗列其未刊口述书目，以使研究者和读者有个大致的了解是有必要的（本属未刊稿的陈懋智《重庆武斗日记》，由于已大部分刊于何蜀参与主编的文革网刊《记忆》，故未列入）。1：张光明《骚乱的重庆——文革十年亲历记》、2：杨世元《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何蜀整理）、3：夏祥贵《夏祥贵谈重庆文革》（何蜀整理）、4：何蜀整理《罗广斌专案组笔记》（此未刊稿可能不属于口述实录）、5：李衡之《重庆武斗琐记》、6：贾唯英《武斗中的重庆大学校园》、7：蒋知良《一个造反派农民的文革十年——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反到底派农总司勤务员蒋良知自述》（何蜀整理）、8：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9：王绍川口述、何蜀整理《王绍川回忆录》（2005年3月3日—4月27日）、10：何蜀记录整理《甘廷荣谈重庆文革》。《为毛主席而战》一书里所用的十部口述史中，竟有七部系何蜀整理，可见其对重庆文革史研究用力之勤，亦可见《为毛主席而战》一书有着其它书籍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历史从古代的帝王起居注，到如今的论述宏大主题，都摆脱不了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冷漠。不关心民众日常生活的诸般细节，只辗转于断烂朝报之中，历史必难见出个体的尊严与价值，文革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武斗过程中死伤多少人，具体的数字和名字，以至于死难方式、地点，在哪一次武斗中丧身，当然都值得记录，但对武斗的研究不能停留于此。武斗对城市的破坏、对文物的毁损、对经济的影响、对人之内心的创伤及言行的改变，都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虽然《为毛主席而战》没有做到对上述诸方面的仔细研究，但我认为何蜀对经济凋蔽和日常生活影响的关注，实在是此书的亮点。如他多次通过提及造反派小报印刷者，无法按时出报，或者必须减少版面、印量的做法，来展示经济受影响之一斑。同时，民众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不深受武斗之害，而其所依据的便是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记录——陈懋智的《重庆武斗日记》。
不少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从来不曾有丝毫的自我反省，我不知这些朋友如何面对自己已经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身份，如何一边说爱自己的子女和子孙，却不为揭露自己经历过的荒诞时代做出任何贡献。难道你真的不怕你所经历过的荒诞时代，会重新降临你的子孙吗？你真那么自信，你们经历过的荒诞时代，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远走了吗？可以这样说，你们子孙今天所受的人权侵害，也与你们不曾反省你们曾经过的荒诞时代有关。如果你们真爱自己的子孙，岂能把自己所受的愚弄所受的苦难，吞进肚子里，带进坟墓中？如果有人说文革时期的文攻武卫，把人性之恶，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我不认为这是诬枉之辞。那种不讲逻辑、非此即彼、唯我独尊、毫不宽容的“文攻”，在今天不少人的文章里，特别是网络上不乏具体的实践者。至于“武卫”呢？强力拆迁、城管打人等暴力执法，遍于国中，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准此，我呼唤更多像何蜀《为毛主席而战》的书出笼，以便更多的中国人明了历史苦难和我们现实际遇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刻关联。
2010年9月16至17日于成都
（注：何蜀著《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2010年8月香港三联书店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