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月以来，中国大陆陷入35年来法治的最黑暗时刻。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0名维权律师被绑架、逮捕和失踪，除此之外，还有横跨20多个省份的200余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约谈和警告。

中国政府大规模迫害律师，引发海内外严辞批评。美国国务院批评中方“有组织扣留”一些“和平捍卫他人权益”的人士，《环球时报》因而发表社评说，美国方面的批评“像是粘在中国人脚底的一块泡泡糖”，“可以藐视”。这话虽出自臭名昭著的《环球时报》之口，其底气倒是像极了习近平。

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等于是告诉全世界，习近平的依法治国，就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问题是，习无法无天的底气从何而来？他为何要迫不及待地撕掉依法治国的伪装？其目的是什么？

习近平无法无天的底气，首先来自于他手中的几乎无人可以挑战的绝对权力，其次来自于反腐及其积累的人气。萧瀚先生在他的“权力的龙变”一文中指出，反腐给当政者带来巨大的道德自负，而普通民众对程序正义的不敏感也授予当政者错误的道德光环，这双重的政治正当性毒酒会让当政者在使用权力时更加无所顾忌。

毫无顾忌的使用权力，且用突然袭击和让律师上电视认罪的方式，给全社会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气氛。也许恐惧治国就是习进一步控制社会的手段。正像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极权主义的权力只归属一个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575页）”。

至于习为何要迫不及待地撕掉依法治国的伪装，可能有好几个原因。习近平也许真诚地相信，让律师说话，天会塌下来。在他的眼中，律师不和党保持一致，便不利于党对法治的领导。关于这一点，18届４中全会公报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法治队伍必须首先忠于党。不忠于党的律师，都没有好下场。

如果再深究一点，中共当局害怕律师，还有具体原因。一些律师认为，律师的政治参与有几条途径：一是权力进入，二是上书，三是思想影响，四是街头行动。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有思想并有行动力的律师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力量。而在中国，律师的权力进入几无可能，而思想影响和街头行动被看作是一种破坏维稳的捣蛋力量，这反映在当局对浦志强和周世峰等律师的指控上。

此外，大规模迫害律师，亦可能是习近平当局完成控制社会“顶层设计”的最后一步。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当局一边反腐，一边频繁出台严控社会的各种条律和规章。笔者在“习近平打造党天下？”一文中，列举了中共这几年出台的控制社会的系列文件，涉及企业、高教、媒体、智库、互联网，NGO等。上述领域都被中共打压，现在轮到了法律界。而这次被抓的律师大都为弱势群体说话，为敏感事件发声，故被看作是守护公民社会的最后一道屏障。拿下这最后的屏障，当局可算基本完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了。

如此这般，习近平当局到底要干什么？阿伦特的关于极权主义的若干论述，或许能给我们某些启示。

她说：极权主义政府“究竟是一种权宜之计的安排，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的著名政治弹药库中借来了威吓方法、组织手段和暴力工具”，“或者是否相反的有一种叫做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的东西”（575页）。“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或者并不关心是否要废除法律（例如纳粹政府从未废除魏玛宪法）（576页）”。“凡是在它（指极权主义）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460页）”。

习近平当局下一步如何走，且让我们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