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华网9月11日报道，《半月谈》作为党媒首谈红色富豪话题，指出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高调剑指中国存在权力衍生财富现实
中国的\”红顶商人\”–当代\”胡雪岩\”们
\”红顶商人\”亦即\”官商\”，典型代表人物是中国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台湾著名作家高阳曾著历史传奇故事《红顶商人》。如今，清朝的红顶帽子消失，红色商人却丝毫不减。
红顶商人\”通俗点讲就是政府里的官员，同时再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兼具公务员和商人两个角色的人，亦即\”官商\”。后来\”红顶商人\”被用来指称在官场和商场两面得意者；在当代，\”红顶商人\”一词更泛指本身不具官员身份，但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企业界人士。
2010年5月底，中国广东新兴城市中山市女市长李启红被双规的丑闻惊爆中国，李启红和丈夫林永安及他们的亲属拥有至少价值20亿元人民币（2.93亿美元）的财产。尤其是1997年担任中山市委组织部部长以后，李启红涉嫌利 用职务之便为其丈夫及亲属设立的房地产公司及其他商业公司提供帮助。据中国党媒《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报道，2007年被任命为中山市市长后，她的家族通过内幕交易及其它非法手段在深圳证券交市场屡有斩获。
根据《人民日报》和《南方日报》最近的报道，遍布全国的3000个家庭控制着价值1.7万亿元（2489亿美元）的财产，这意味着这些新富家族的平均财富是 5.65亿元（827.2万美元）。人民论坛杂志（People\’s Forum）对这种暴富家族现象做了一次民意调查，91%的受访者认为\”新富阶层从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网中获益\”，69%的人表示他们对这些富有家庭\”印象 恶劣\”。虽然75.56%的受访者认为\”官商勾结\”是导致政府在群众中形象受损的\”最严重因素\”，仍有86.5%的人对政商分离的前景表示担忧。
胡海峰，你爸爸喊你回家吃饭
2009年9月9日，叶剑英的小孙女叶明子在太庙成婚。整个婚礼用红色玫瑰布置全场，突出浓郁中国风情。白色蕾丝婚纱由身为服装设计的的叶明子亲自设计，并选择卡地亚珠宝作为搭配。太庙是大清皇权象征，一百多年后，这里依然展示权力的重量。
2009年7月20日，据英国BBC报道，清华同方子公司威视涉嫌纳米比亚贪腐案件，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涉案其中，胡海峰曾任威视科技公司董事长。据当时GOOGLE搜索引擎数据，\”纳米比亚 胡\”成为当天最高搜索\”关键字\”，中国网民冲破网络封锁，在网上发出\”胡海峰，你爸爸喊你回家吃饭\”的网帖和微博，一则贪腐案引发公众对政府高官亲属经商的再次热议。
他们可谓强势家族，许多中国著名的贪腐案件包括广州中山\”李启红案\”、深圳\”许宗衡案\”等，是否包括现任或前任政治局成员的家庭，中国官方媒体都不会谈及。即便如此，仍有详尽证据显示中国领导人–如已故元老邓小平、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和朱镕基、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的子女均为成功企业家。
根据前中国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自由派经济学家罗天昊的观点， \”红色家族\”–即高干，在中国富裕阶层中举足轻重。\”这些商业家族坐拥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罗天昊说。他补充说，由于其所拥有的政治关系，这些家族在贸易、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全部或部分由国家控制的产业中表现尤为出色。此观点已经谙合《半月谈》说法。
以李鹏家族为例。 自1990年代以来，李的妻子朱琳及两个子女在能源产业表现活跃，其子李小鹏是前能源巨头中国华能集团前董事长；其女李小琳是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CEO。
至于地方政府，权商勾结更不鲜见，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曾有内部数据显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集中在百分之二十人的手中，而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获取权力的手段基本要依附权力，或是更加的直接，省略权钱勾兑环节，由权力直接衍生出财富。
这些集中凸显了中国政治腐败的持续恶化。尤其是不断加剧的官商勾结使腐败问题变得更为尖锐。
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反腐败方面在不断提高声调，但与过去相比，更多的国家财富流入了那些所谓\”强势家族\”的腰包。这类家族的典型成员包括党的干部以及商人，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 使这些头脑精明的新型贵族统治体制成员以令人震惊的速度积累财富。
公众呼唤\”阳光立法\”
中国官员\”祼官\”现象早已出现，是权钱勾结的特殊产物，他们将依靠权力获取的财富与妻儿一起转移海外，与之对应的是，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要点》强调，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被提出。
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胡锦涛在2010年初的一次中纪委会议上再三强调要下大力气打击\”滥用权力\”及其他相关不法行为，他同时号召\”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倡导廉洁工作作风\”
自2005年以来，中纪委、中组部以及其他部门针对所谓的\”权钱勾结\”多次发出通知及行动准则。例如，2006年8月中共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这意味着在导致利益冲突的场合，官员应当回避。该规定警告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不得\”在管辖范围内允许或纵容配偶及子女从事商业活动\”
随之而来的是2010年初出台的、官方媒体称之为转折点的一整套规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这份文件罗列出52个可能导致腐败及其他经济犯罪的危险领域。该规定第五条要求领导干部不得允许其配偶或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利用其特权地位\”谋取 私利\”。此外，高级官员不得为其亲属的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但中共领导层在也许是最为灵验的反腐手段上却退缩不前：那就是强制一定级别的干部公布本人及其配偶、子女财产状况的\”阳光立法\”。据中国及香港媒体报道，在2009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许多进步官员曾提议出台这样一项\”阳光政策\”。
迄今，只有个别省市出台了针对地方官员的强制 力较弱的财产公开规定。如今年年初山西省纪委出台一项规定，要求该省高级干部必须向上级反腐部门报告其财产、投资及其他资产情况，同时还必须上报一份关于 其配偶子女的职业及经商情况的报告。然而，该规定却丝毫没有涉及此类信息的公开披露。
令行不止，中国红色富豪现象将引爆社会矛盾
随着政治改革的停滞，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共党内权力的高度集中，没有任何制衡机制来防止官员对权力的滥用。但是，由于缺乏独立反腐机构，胡锦涛多次强调的\”党内监督\”与\”中共自我调查\”等并未见效，相关法律规定也是令行不止。
曾经的中国首富黄光裕，因行贿罪、内幕交易罪等黄光裕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据称，黄光裕向包括公安部副部长郑少东在内的十几位中共高官行贿。长达一年半的案件调查以及审判的秘密进行使人猜疑：中共当局不愿公布那些收受黄光裕贿赂的高官身份。黄光裕案件反映出数量日益增长的显赫商业\”家族\”的典型特征，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仅包括（商人的）家庭成员，而且包括来自党和政府机构的众多高级官员。
一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会学者告诉记者，仅在2009年，中国社会公共事件频发，有14万之多。引发社会矛盾的是社会不公平，权力和企业达成利益联盟，甚至权力机关和企业本身以更加隐密的方式身份重合，底层公众虽然数目众多，但所掌握的社会财富等却不成正比，因为底层公众无法和利益集团正常博弈，导致社会失衡，底层弥漫的不满情绪终将由社会不公等引爆。
当记者问到中共高层多次痛下决心反腐为何令行不止，社会学者强调，中共内部已经是一个系统问题，甚至是一个集体利益分赃集团，牵一发而动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