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读到于建嵘的一篇文章，警告中国的决策者，二代农民工是未来中国的隐忧。其实，于建嵘看到的，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就是中国的二代农民工既不能被大中城市认同，又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务过农，很多人是随父母在城里长大的。于建嵘估计，二代农民工的人数有一亿二之众，他们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大麻烦。

上周，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而习近平则赴贵州考察农村扶贫问题。中南海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他们开始认真应对三农问题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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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朱镕基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对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作出了经典的概括：”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封信成为推动中共三农政策调整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此次中南海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可能成为标志著中国三农危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十三年前相比，中国农村确实没有那么穷，农民也没有那么苦，农业也没有那么危险了，但是，中国的三农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更深刻，以至威胁到了整个中国的未来稳定和发展。这个判断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深度榨取农民和农村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高度依赖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方式，已经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塌陷。三农危机正在转化为中国的城市危机、转化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二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去留两难的困境，正是这个危机的集中表现。

面对这个危机，目前，中国的主流精英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就是干脆把全部传统意义的农民都赶进大城市，让资本下乡，让农业彻底资本化、现代化。不久前，楼继伟在清华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思路。这个思路的基本依据，是把农民全部赶进城，可以拉动需求，刺激经济继续增长，而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很大的潜力容纳更多农民进城。

此次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表明，楼继伟代表的这种主张，并没有被李克强接受。李克强选择的，是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李克强的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现实中，中南海推动大城市接纳农民工完全推不动。所谓的户籍改革，遭到了各大城市的有效抵制；而与此同时，内地农民逃离农村的大潮，却越来越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治理危机正在迅速升级。北京市政府在中南海的强令下，被迫迁往燕郊，就是这个治理危机升级的结果。

那么，李克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我以为这个思路的方向是对头的，但目前的政策措施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内地和农村治理早已恶质化、黑社会化。大批内地农村人口逃离家乡涌入大城市，并非完全是因为城市有更多的经济机会，而是因为家乡已经”沦陷”，没有公义，甚至没有基本的人身安全。对那些在家乡没有权势的人来讲，同样是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法治，自然会选择到大都市居住，而不会选择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小城镇居住，因为大都市还要维持一定的文明底线。李克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根本没有面对内地的治理危机。

习近平的贵州考察，完全没有为化解内地乡村的治理危机提供任何新思维。他连自己主张的大学生村官，也不敢再提。他的”重要讲话”充满了陈词滥调和空话，令人十分失望。倒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中出现了一个新思路，就是要协调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发展。这条新思路包含著政治性的挑战，因为鼓励地方之间的自主协调，意味著鼓励地方分权自治的倾向。这对于习近平的集权偏好和现在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都意味著颠覆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