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二十五周年之后：
“人群之中的每个人，都是大屠杀的受害者”
1989年6月4日，当中国共产党派遣了二十多万戒严士兵，使用装甲车和坦克镇压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民主运动，造成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死亡。我和我的大多数同胞都难以想象，二十五年之后，这个野蛮的政权仍然执政，而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则成了禁忌。尽管中国政府在努力把这段历史擦干净，但大屠杀的记忆还是无法完全被埋没。在这里程碑般的二十五周年之际，天安门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因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而死亡的人数，远远少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数。但是它的意义，不在于伤亡的数字，而是它高尚的理想和其历史遣产所产生的能量。中共及其西方的辩护士们喜欢声称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远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都没有欲望或者实际需要西方的宪政民主，而是需要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极权和资本主义市场经结合的道路。但是天安门事件己向世界表明，中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当自由表达意见的机会来临，他们便会抓住，并且齐声呼喊渴望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心声。虽然中国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还很单纯和浅薄，但他们本能地抓住了，就像之前在法国巴黎的巴士底广场和捷克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的示威者。因为这些理想主义的诉求是形成任何文明和人类道德的立国之本。声称中国人不适合，或者还没有走到追求民主和自由阶段，等于是把中国人贬为低等人类。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认为，天安门事件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或政治风波，涉及的暴徒是极少数，镇压是必要的，以确保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个结论是明确的，但不是正确的。因为民主运动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暴动” 。他们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运动，是欢快的民族觉醒，数百万的学生、工人和各种领域的专业人士在全国各地的广场和平聚在一起，仅仅要求宪法中保证的权利：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以及自由选举其国家领导人。这些基本的要求在西方社会早已是理所当然的了。全世界都通过媒体看到了这是最有秩序，最自律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学生纠察队员主动维持着秩序，志愿者们分发着食物和饮料，并且各医院都为大学生们提供免费医疗。这在20世纪最疯狂的中国社会，北京天安门的民主抗议是崇高的理性时刻，人民从集体麻木昏迷中走出来，找到了个人的觉醒，并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
在这自由民主的氛围里，人们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挑战和质疑国家权力。青年们围绕篝火弹奏鲍勃?迪伦的民谣，男女大学生们在幽暗的广场跳着青春之舞。北京交响乐团带着乐器来到广场，即兴演奏了贝多芬的《欢乐颂》。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在广场北边竖立起了自由女神像，面对着天安门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穿着条纹睡衣，在中央电视台上和李鹏总理争辨。在一个临时成立的民主大学里，教授严家其等人介绍了托马斯?潘恩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当政府拒绝对话，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绑上了白布条开始绝食。 6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晓波与经济学家周舵，还有摇滚歌星侯德健，以及教师高新来到广场绝食抗议戒严，并且呼唤政府和平过渡到民主。
天安门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渴望，也暴露了中共的真面目，那就是为了保卫政权，随时准备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以便“恢复社会秩序”，并以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借口，号称镇压学生运动是必要的。这种说法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在道德上令人厌恶的。台湾已清楚的证明了中国人能够成功地结合民主与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在这二十五年的迅速崛起，不是因为共产党的英明，而是中国工人和民工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下，以低工资的劳动力创造出来的。如果是民主的政府，就不会这么发疯地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更注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减少腐败和环境的污染。
到现在为止，中国共产党好象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唯一胜利者。但大屠杀已破坏了其道义上的合法性，它像一个顽固的病毒，在不可预见的变化之中变异，以确保其生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口号鼓动下，它填满了中国人的肚子而铐住他们的头脑；鼓励贪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又扼杀他们反思过去的历史，以及了解当今社会问题的愿望。中国政府像精神病患者般忙于消除任何提及天安门事件的每一个词语，这就更说明了他们怀惴对大屠杀的罪恶感，以及对真相的恐惧。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虚假的。
同时北京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名单继续在增加。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等仍然在流亡。刘晓波尽管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在2010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现正在监狱服刑，而他的妻子刘霞则一直被软禁至今。每年的大屠杀周年纪念日，那些社会的活跃人士都会被控制被旅游，但今年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已经比往年都更加激烈。四月二十四日，七十岁的老记者高瑜，与她的儿子和四只猫一起被逮捕，因为她披露了中央九号文件中的“七不准”：包括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开放言论自由，不准讨论公民的权利和不准讨论共产党过去的历史等。她现在已被刑事拘留，儿子也失踪了。五月三日， 十五位知识分子在北京私人家里举行了研讨会，反思天安门大屠杀25周年。三天以后，其中五人被抓，包括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和学者徐友渔，他们两人还都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也都被“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公开的讨论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从未开禁过，但现在连私人的纪念活动都是非法的了。
五年前，我曾去了画家陈光的北京画室，他沉痛地说起在1989年，他是戒严部队的年轻士兵的经历。他的部队奉命以真枪实弹驱赶广场上的学生们，之后戒严士兵又烧毁了坦克压扁了帐篷、日记、衣服和标语横幅等。在大屠杀20周年之际，他还能够在网站封锁的前几天，发表他画的广场戒严士兵和坦克涌进了广场的图片。今年，他就不那么幸运了。 4月29日，他在宋庄画家村的几个朋友面前，戴上口罩，在墙上喷写了1989年至2014年，然后用白油漆涂盖。一个星期后，他便被警察抓捕拘留至今。
三年前，艺术家华涌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砸破鼻子，用血在水泥地上写了64 ，很快他就被秘密警察抓走了。两年前，华涌又回到了天安门广场，他割破手指，在额头上用血写了6和4。他被逮捕并送往劳教所关了十五个月。
这些民权活动家，维权律师，记者和艺术家们都是天安门运动的遗产和真正的胜利者。虽然他们在13亿人口的大国是极少数，但他们拥有最大的希望。他们通过和平的和宪法赋予的权利抗争，拒绝忘记过去的悲剧。所以，他们展示的是更好的未来。他们的勇气正在慢慢地使中国青年从政治冷漠中觉醒。由于浦志强的被捕，中国的互联网一直都有很多网友以各种方式的信息来支持他。
我最难忘的天安门记忆是那个五月的下午，我站在高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是看不到尽头的人群，那是超过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的时刻。每个人脸上都充溢着希望和喜悦。人们如田野中丰富多彩的野花，看起来和谐又宁静。还有一种令人更兴奋的感受，都就是几十年的暴政之后，中国人已经找到了勇气，充分掌控自己的政治生命，并试图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最无法释怀的是，这人群之中的每个人，都是大屠杀的受害者。无论他们在六月四日失去了生命或者那些在血腥镇压中幸存的人，他们的理想都破灭了，他们心都是伤痕累累。
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是改变我们这一代人的重大事件。最近，它再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我描写天安门事件的小说《北京植物人》，三年前在台湾出了中文版，北京政府已禁止我回到中国。今年的六月三日我会去瑞典参加一个纪念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的研讨会，我们会在现场为缺席的记者高瑜放一把空椅子。
六月四日回到伦敦，我会给朋友经济学家周舵打个电话，他会像往常一样在家中绝食一天。我也会点燃蜡烛纪念那些在屠杀中死去的人和关在监狱里软禁在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我会想起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那些挤满了欢乐的人群，并提醒自己，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是普世的，而且比一直压制他们的暴政更强盛。然后，我会希望再过二十五年，凶手毛泽东的画像将被摘下，永远离开天安门广场。那里还要建立1989年英雄纪念碑，而且中国人将是自由地在那里集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打破自己的鼻子，悼念过去的悲剧以及所有的受害者，人们在自由地讨论民主，唱起属于自已的欢乐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