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群众”在寻找领袖
现阶段，中国民间的政治诉求特别多样化，有要求民主革命的，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有希望推翻中共然后均财均富的，但这类“革命群众”的诉求多半也会包裹在“民主革命”旗帜之下。要求中共改革（如党主立宪 ）以维持社会稳定的也有不少，这些人多半与体制有点瓜葛。
前两者到底哪一类居多？前几年有句半玩笑的话流行：上了twitter，以为马上就要革命了；去了国内微博，才发现风平浪静。现在这句话只有前一句仍然应景，但微博上要求均财均富的革命情绪较前几年要浓厚得多。由于没有全国性的调查，只能以《纽约时报》今年4月16日的报道《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为例：在意识形态上，“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其实就是受“红色”教育影响最深的人群）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性自由。调查发现，按照这一结果，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这篇调查没法区分“红色保守”的中国人当中毛左与穷马克思主义者的差别，从设问来看，很容易将他们归为一类。国内人的现实感知与这篇调查相近，徐纯合事件与贵州毕节四孩子自杀事件，网上激烈的批评用语与体现的情绪，主流意见认为政府恶劣、财富分配不均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但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第三波民主化与阿拉伯之春，都是以解决民众权利为诉求，基本排除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即使按瑞士《独裁者资产法》（或在美英银行配合下）收缴的独裁者如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的巨额财富，也未分配给个人，而是按照与西方国家银行的约定，只是用于改善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只有共产革命才提倡“剥夺剥夺者”，中国共产革命将这一原则具体化为“打土豪分田地”、对工商业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现在的革命潜流有这一主诉，与其说是民主革命，不如说更接近20世纪毛领导的那场共产革命。
从现在的社会形势来看，中国不缺“革命群众”，革命理论也很现成，只缺革命组织与革命领袖。中共当局一直以自己的发家历史为鉴，对此防范甚严，对组织性力量几乎是病态敏感，采取盯、关、抓三步策略，所谓盯，就是派线人渗透各种民间组织，读书会、NGO全在其渗透之列，比如杨子立等4位北大学生成立新青年学会，结果就有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线人李宇宙加入。据李后来揭露，大学里这类学生卧底很多。万延海在VOA上曾发表博文《国际政治看家们的疑虑》（2011年2月7日），其中谈到“一个在一线承担诸多人权和民主使命的领导者，……面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或公安部门的疑问和调查。完全不 合作，可能就面临即刻的禁令，就难以在现实工作中保持个人或组织活力。很多人可能选择合作或有条件合作，至少不拒绝谈话。”所谓“关”，就是关闭民间组织或境 外资助的中国本土NGO，比如公盟、立人图书馆等；稍有声望的行动者更是冒头就抓，这个名单很长很长，比如比较有人气的许志永，以及被认为有草莽领袖潜质的超级低俗屠夫吴淦等。许多被抓后获释的民主人士，很难再有活动空间。
薄熙来一度打开过“穷马”的魔瓶盖子
薄熙来督渝时，因其入常的路途不畅，走上“向下汲取政治力量”的冒险之途。所谓“唱红打黑”，以借巨额债务分蛋糕为主旨的“重庆模式”很受社会底层的欢迎，曾成为毛左们心中的“小红太阳”，至今仍然有不少“重庆人民”在怀念“我们的薄书记”。
说起来，薄熙来之所以成为毛左与部分中国底层的精神领袖，完全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返祖现象。这“返祖”，一是返封建时代之祖。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时，不少队伍尊奉皇室之后或皇室宗族为领袖，比如汉末时的赤眉军领袖樊崇等拥立汉朝皇族后裔刘盆子为皇帝。满清建国几十年内，反清复明的各路势力一直都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个君权神授的等级社会，利用皇室之后或皇室宗亲的身份可以加强号召力。二是返毛泽东时代之祖，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平（实为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这些经济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工人等并无自组织能力，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是无数个零的汇合，但一旦找到他们的那个“1”，即领袖人物，因其人数众多，蕴含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觑。
可以说，中国的“革命群众”一直在寻找“领袖”，只是由于中共防范太严，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领袖与组织均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但正在形成的革命潜流却无法消灭，行动人士与少部分知识人也在迎合“革命群众”这种需要，民粹色彩越来越浓。如同中国历史上类似的革命一样，“革命领袖”形成的过程将是个极为严酷的淘洗过程，除了当局残酷的打压之外，还包含两个重要因素：不仅社会底层在选择合适的领袖，还有领袖之间的互相竞争。
中共清算薄熙来，只能限于薄的“非组织化行为”、腐败等，但薄熙来打开的魔瓶盖子，即以毛统治下的前30年否定邓小平改革开启的30年却成为一种政治思潮，我在《薄熙来案留下的政治苦果》一文中，已经详细分析过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让大批穷马克思主义涌至中国政治舞台的台阶之上，正准备登台。习近平尽管用“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暂时盖上了这个魔瓶盖子，但已经成形的“魔神”时时准备破瓶而出。
2008-2015年的形势变化，可与清末戊戌维新-预备立宪期间相侔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之后，中共彻底关闭了“朝野互动”的改良窗口。自那以后，北京对任何“革命”都相当过敏。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主动把握历史的未来》（署名“国纪平”，2011年12月26日 ，此文被网络评论冠以《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之名加以引用）。文章提到，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今年6月14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称颜色革命危害深重，民主制度不能强制移植。文章认为，必须警惕颜色革命的渗透传染，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未放弃颠覆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必须破除“西方制度迷信”，在观念上“去西方化”。
如果说自2004年开始，中共大力反对颜色革命，还可以将此举理解为他们没意识到自身面临的危机。但时至今天，中共的意识形态与罔顾社会公正的社会经济政策终于结出了“硕果”，养成了大批穷马克思主义者。随着经济发展减速，失业再度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中国当局“花钱买稳定”的“面包策略”已难以为继。 “革命”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文网络世界里。中国当局“花钱买稳定”的“面包策略”已难以为继。“革命”的一只鞋子已经落地，只因中共强大的镇压能力，造成统治者与反对者之间实力对比过于悬殊，另一只“革命的鞋子”才迟迟未能落地。面对此局，当局就应该斟酌，中产及知识界盼望的颜色革命，与底层盼望的新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何者成为选项，对中国未来甚至自身的“平安下车”更有利。
中国还有改良的机会吗？大概没有了，形势变化之快，有如晚清1898年至1911年间的中国那“革命与改良赛跑”，1898年光绪帝主持 的戊戌维新，在当时被慈禧及顽固派看作“变祖宗之法”的大逆不道之行，结果1905年被清朝廷全盘当作“预备立宪”的内容，但一切为时已晚，其时，“革命”的一只鞋子已经落地，一心想保持皇室特权的预备立宪 即改良，最终未能跑过革命，终于导致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倾覆。
历史发展也有“机会成本” ，时机窗口一旦消失，不会再现第二次。
溃而不崩，就是等待另一只鞋子落地的痛苦过程
目前，革命的一只鞋子已经落地，只因中共强大的镇压能力造成统治者与反对者之间实力对比太悬殊，另一只鞋子迟迟不能落地。我曾说过，正如我以前所言，一个政权的崩溃需要内部统治危机（政变、财政危机）、官民势同水火、有杀伤力的暴力反抗不断发生、外敌入侵等四个因素一齐发作。但中国是个超级大国，“小国亡于外，大国亡于内”，在上述诸因素当中，最重要的变数当然是经济危机（在中国主要体现为政府财政危机）。目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严重困局，中国政府不惜出台各种金融政策拉抬股市，但这只是个开始。等待另一只鞋子落地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继续维持溃而不崩的过程，这是一个消耗社会资源、酝酿社会仇恨、劣化社会道德的漫长过程。它将有多长？除了中共汲取国家资源的能力之外，还有国际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这一极为难测的大变数。
那么，要对这种局面负责的究竟是谁？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先是用暴力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颠覆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来了一轮化私为公的掠夺抢劫；然后再以“改革”之名，利用本党掌握国家资源的便利化公为私，让红色家族、官员们成为亿万、千万富豪，并制造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贫困与半贫困 阶层。同时，中共为了愚民及维持既得利益的需要，拒不接受普世价值，继续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培养了一批志在“剥夺剥夺者”、以均财为革命理想的穷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统治史，不仅是一部奴役愚弄人民的历史，还是镇压不同意见、消灭不同声音的历史。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一点上，中共不希望任何人用暴力革命或任何革命推翻自己，但其意识形态却是培养暴力革命的温床。如今，魔神已经在瓶子中成形，一旦瓶盖打开，革命的另一只鞋子就要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