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当年在出版了《乔石传》之后，有中国内地读者不畏政治风险给笔者陆续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内部资料，这些资料中最能说明乔石在整个八九学潮过程中绝对不是“主杀派”的一则就是李鹏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彻底整垮了赵紫阳之后，一度也曾计划对乔石进行政治清算，找到赵紫阳专案组组长王任重，要求他不但要重点清查赵紫阳与胡启立之间的“非组织关系”，也要让赵紫阳交待一下他和乔石之间是否存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合作关系”。李鹏对王任重说：军队执行戒严过程中死人了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事态发展到不流血就夺不回天安门广场的地步，完全是因为赵紫阳和他在党内的政治帮凶对学生动乱行为一味放纵所导致，如果四月份大学生冲击新华门时乔石能够采取坚决、果断的强硬措施，把动乱大学生的坏头头当场绳之以法，就可能还不再有越闹越大，越闹越没完没了的政治动乱……
当时向笔者提供这一线索的朋友介绍说，当时的王任重没有执行李鹏交待的“政治任务”的原因是邓小平和陈云都曾当年指示他“动暴乱”的政治清查工作“不要搞扩大化”，尤其不要在中央内部搞“扩大化”……
不过，乔石本人虽然没有被清算，但他以中央政法委书记身份所所领导的武警和公安还是被李鹏等人指责为在镇压学潮过程中“行动不果断，措施不强硬，手段不坚决”
历史的真相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号晚上到六月四号白天的持续镇压过程中,开枪的是开进城里的解放军“戒严部队”,而不是北京武警部队属下的武装警察。至于北京公安系统的治安干警,则基本没有参与六.三与六.四当天的镇压活动。
当时,自李鹏的“戒严令”发布以后,武警总部即命令下属的北京市武警总队,将其支队以上的战备值班电话全部换成录音电话。可见,当时武警总部的领导人即已经预做了不当“替罪羊”的充分准备。
六月三日,北京市武警总队接到行动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在六月四日清晨完成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命令中并提到了“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字样。
但是,这一命令传达下去以后,即遭到基层指挥官的质询:认为命令太不具体。要求上级明确是不是要带枪执行任务。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市武警部队在执行对付学潮任务时,还没有苛枪实弹的先例。
北京市武警部队按照当时的命令程序,将下级指挥官的质询反馈到北京市政府,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回答更是模棱两可:按你们理解的执行。
于是,北京市武警部队所属部队在六月三日至六月四日的突击天安门任务中，都没有带枪。
事后,虽然在清查和搜捕“动、暴乱分子”的过程中,武警部队和公安系统还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江泽民和李鹏等人,都对武警部队及公安系统在六月三日至四日的血洗过程中的消极表现非常不满。
“六四”事件之前,武警部队名义上是由国务院领导,实际上是由乔石以中央政法委书记名义控制的。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因为党内外关于司法独立的呼声甚高,胡耀邦本人也倡导党政分开。所以,为了理顺关系,使乔石对政法系统的领导在政府系统内名正言顺,八六年四月让乔石在国务院内兼任副总理。
另外,从中共公开的宣传材料中也可以证实武警在“六四”之前的归属问题。一九八五年中共政权宣布任命武警总部司令员和政委时,说的是“国务院决定”。但九零年二月对武警总部领导人进行全面清洗时,却说的是“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见一九九零年二月十四日《解放军报》第一版)。
此前,武警总部司令员李连秀是八五年从某集团军调来的一位军长,而武警总部政委张秀夫则是乔石家乡浙江省上调的地方公安干部,原任浙江省政法委书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范志伦八五年以前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海天八五年以前是某集团军政委。
中共公开出版的《戒严一日》一书(后来此书又被限令收回)中透露:“六四”镇压过程中,武警部队接到的命令是为进城的戒严部队开道。六月三号晚上,武警派出的前导部队以电棍为武器,以玻璃钢盾牌为掩护,虽然确实遭到了市民砖头瓦块的阻击,但在不带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还是成功地突进天安门广场。虽然在突进的过程中部分官兵被砖头瓦块击伤,但这支突击队无一死亡。所以,武警先头部队不开枪可以进入广场,后续的野战部队反而要借坦克砸压和和机枪扫射进城。这个事实对比肯定令中共政权,尤其是中共军方十分尴尬。
事后,乔石在处理“六四”参与者的问题上又强调要经受得住法律的检验,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这一切可以理解成乔石要为自己“留后路”,但也不排除他在服从“党的规矩”的同时,毕竟也还有从个人良心出发的一面。
前述四名武警总部领导被全部免职后,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各增加一名。中央军委在一九九零年二月一号发布的武警总部干部任免令中,要求被免职者在三日之内不带一兵一卒,回原任职单位报到。但是,他们的原任职单位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这四名干部等于自此被结束了政治生命。当时,除李连秀年龄稍大外,另外三人都只有五十六岁。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是给乔石难堪。
撤换了武警最高指挥机构的四个主要负责人后,杨家兄弟和江泽民下令将对武警部队的控制权完全归中央军委领导。不久,又免去了乔石的亲信,时任公安部长王芳的实权职务。
“六四”大逮捕开始后,北京及上海等地曾“从重、从快、从严”杀了一批“暴乱分子”,最快的从抓人到枪毙只经过了不到十天的“审判程序”。此后,乔石立即指示政法部门说:对“六四”人员的处理必须要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法律的考验。这样才相对控制了滥杀活动。
同时,由于进驻北京的戒严部队相继进入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残酷殴打“六四”被捕人员,乔石接到报告后,亲自要求北京市戒严指挥部下令把部队从专政机关撤出。
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又是乔石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对参与“六四”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将不会做法律上的处理。
事后,乔石在例次政治局讨论处理“六四”人员的会议上都是主张从轻的。比如在处理赵紫阳原秘书鲍彤的问题上,乔石是曾经主张仅作“党内处理”的。
“六四”事件被血腥镇压后,由于乔石是人所共知的中共警察总监,所以外界有评论说他是“六四”大清冼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乔石对“动暴乱分子”的态度要比江泽民和李鹏和缓得多。尤其是对于“六四”之后被捕入狱的知识界人士和在校大学生,他基本上是主张“从轻处理”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在大陆时即采访过大陆司法系统的有关人士。另外,包括周舵、戴睛等一批“动乱黑手”也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或自己在入狱审查期间的感受,认为乔石这位“警察总监”还是尽量做到了“网开一面”,无论他的动机是“留后手”,还是真的因为他这个人就比江泽民和李鹏开明。
上述事实都充分证明,乔石在“六四”镇压和日后的政治清洗过程中,其内心主张和实际做法,都同李鹏、姚依林等人大不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陈一谘先生所披露出来的,乔石在“六四”戒严问题上采取了“弃权”方式的说法,似乎从逻辑上也能说得通。,他在“六四”镇压之后,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对“动、暴乱分子”的处理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淡化”措施,都充分证明他在镇压决策的表态问题上,确实怀有局外人所难以理解的一腔苦衷。
“六四”血案发生后,乔石夫人的一位亲戚曾对单位内的同事透露:这些日子乔石一回到家里便愁眉不展、哀声叹气。子女们问他什么也不说。最后被子女们逼急了才大吼了一声:“镇压学生运动从来都没有好下场。”
这段情节是否真实恐怕永远无法证实。但假如真有此事,则更证明了“六四”镇压决策的形成过程,实在是中共“党内民主制度”之虚伪的绝好证明,同时也是乔石在共产党政权的宦途经历中最可悲的一幕—-明知镇压学运“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却又要违心地附合镇压决策;自己不愿当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段祺瑞”,却又不得不同意他所在的中国共产党政权镇压学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