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近些年来，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和要求政治参与、监督政府的诉求如火如荼，遍布全国各地和网上线下，各种维权方式和社会运动遍地开花，层出不穷，不断创新，诸如杨佳式的血性维权、吴淦式的公益维权、死磕律师的护法维权、围观团的抱团维权……令当局防不胜防，十分恐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严防死堵，疲于奔命，最近匆忙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法》就是一例。
一、杨佳式的血性维权
杨佳是维权侠士，具有非常强烈的复仇精神，当然是不惜生命的，确实就以最为激烈极具暴力的方式，报复了这个国家的公器对他的赤裸裸的伤害，杨佳说，“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杨佳的目的仅仅是出自于个人，绝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还远远没有上升到这个层面上。恰好由于这种属于国家公器伤害百姓利益的普遍性与严重性程度，便引起舆论哗然，广大受害者的热烈庆贺，全社会的广泛赞赏和关注。
有人提问：假若人人都是杨佳，这个社会确实会有进步和发展吗？答案也许是各种各样的。也许在杨佳们各式各样的血刃下，狗官和匪警们不得不有所收敛自己的暴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进步和发展就是让掌握公权和公器的人，只会更进一步地严防死守，而把每一个百姓都视作为自己的敌人，而草木皆兵地进行防御和防范，让本来与人民是一家的官权们越来越与人民疏远，并完全背离人民的利益，而男盗女娼，蝇营狗盗。如今的社会维稳现状基本就是这样的。这势必加剧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无限扩大化，激烈化，且迅速全民化，一定也会为结束这个盗匪集团的专制埋下定时炸弹，当然这个政权一定是迟早要被结束的，但新上来的一定也许还是一个暴力集团，固然打的旗号肯定还是民主的，但是否确实带来真民主，就颇为让人怀疑而不敢正面相向了。纵横观察古今中外历史，凡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以阴谋治阴谋，无论让何种新暴力集团的上台，只能且永远都是历史周期律的重演。
二、吴淦式的公益维权
吴凎是纯粹的民间维权人士，这个权利来自于现有法律制度的赋予，乃是全民普遍知晓的，应该说才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作为任何完全盗匪化运作的执政集团，一般都是出尔反尔，作奸犯科，自导自演的，而且极为普遍严重，无论基层还是高层，全部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吴淦看到了这种社会现状和黑暗面，尤其从参与邓玉娇的围观维权开始，初次尝到围观维权成功的胜利喜悦，并且还名声大震，所以便一发不可收拾。实际上，在吴淦之后的众多围观维权实践中，无论他如何高调激烈，都是严格维护的是这个国家的现有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完整与完好的落实，并没有超越于这个层面。
吴凎是完全独立的，与体制本身所设计的监督系统没有丝毫关系，吴凎仅仅依靠的是个人化的魅力所感染的社会效应的围观维权实践，且伴随着围观维权的个案越来越多，成功率也都非常高，让其个人魅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社会效应越来越广泛，致使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虽然没有组织，但以吴淦本人为中心所围绕的粉丝、助手、参与者等等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浩大，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集团化运作的组织效应，吴凎只是一个挑头者。
固然，吴淦的这种完全属于个人魅力和影响力的做法，首先激起当朝安全部门的敏感神经，开始高度警惕起来，认定其维权模式已对党国安全造成很大危胁。因为他们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发展的浩大组织系统，当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该党一定是无法控制局面的，所以，他们必须立即收网。于是，吴淦本人果真就被抓了起来，不让其再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了。但具体究竟如何办他，让知晓他的人心服口服，当局心中无数，依旧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固然让当局的所有专案组成员绞尽了脑汁。由于掌握整个国家暴力机器的原因，他们依旧恶习难改，而把国家暴力机器随心所欲地全面调动并积极使用起来，专门为其最有利的明显就是栽赃陷害的办案活动所利用。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盗匪集团，才敢公然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想怎样就怎样，多么的想当然。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人民日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CCTV和公安局的报纸对他发动了猛烈抨击，其言辞之激烈，甚至连经验丰富的观察者都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些报道就像一场政治运动，而且还认为，这些文章表明共产党把注意力放在了一种新型活动人士身上：背后没有特别的组织、平台或网络，但颇受社会欢迎的个人。”
什么“寻衅滋事”、“诽谤”等口袋罪名早已出台，已在很多维权人士身上屡试不爽，因为在这样一个盗匪专政的国家，确实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也套在了吴淦身上。直到今天，吴淦竟然又加重了罪名，多了一个“煽颠”的罪名，而且似乎还是最重要的罪状。也许他们认为，因为吴淦与外媒勾结，报道了他在国内维权时所发生的一切案件的真相和事实，且坚决与体制内的一切黑恶势力势不两立，誓死斗争到底，这便让这个已经非常习惯做黑老大的盗匪集团的所谓领导及其奴才走狗帮凶们，兴奋得不行，意思是你吴淦究竟算什么，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敢与我们叫板，看我们怎么收拾你。如此说来，办吴淦的所谓“煽颠罪”，煽动公民坚决维权，揭发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的任何正在制造冤假错案的官权的腐败与不正当的作为，这其实是要这些流氓的命的。因为，共匪如果允许人民独立监督自己，他们中究竟有几人确实是经得起检验的？恐怕就少之又少，甚至根本没有一个了。也就是说，你确实没有做贼心虚，你又怕什么呢？在任何民主国家，任何公职人员都被当做嫌疑犯时刻遭受无处不在的人民眼光的随时随地监督、检查、批评甚至诽谤的，可是，那些非常过硬的高素质公职人员们，谁又把他们确实怎么样了呢？如此说来，抓捕并要重判吴淦，明显是共匪集团的权匪与官匪们集体合谋的结果，是真正做贼心虚的最为紧张的外在表现。
三、笔者倡导成立中国公民监政会是一种最低社会成本的公民维权模式
作为早就主张应准许民间成立独立监政组织，对中共各级官权实行永久且持续性强力监督和制约的笔者，看到今日中共政权对像吴淦这样的维权人士的残酷打压，以为这种美好愿望只能被永久性地搁置了，且成为永远的空中楼阁和海市蜃楼。虽然笔者认为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制度转型成本和代价最低的一种最佳的模式。如果在中国民间公民要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实力远远不够大时，至少任何中共统治者绝不会轻易答应，而让其真正合法化运作起来。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统治绝不是永久性的，是迟早要结束的，而且目前已经走到了尽头和末路，非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革不可了。但历届新上任的中共领导班子，试图努力所做的重点工作依旧只是维稳且保持现状的老调重弹，却绝不为该体制眼下所存在的极为严重几乎水火不容的问题找任何出路或者最佳解决办法。那么，这种水涨船高的维稳模式，我不知道究竟能坚持多久，持续到多远。而让中国社会究竟要为这种维稳体制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以及沉痛的大灾难。
笔者发现，自79年之后，在中共执政史上，胡耀邦与赵紫阳执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最为开放宽松，似乎还要开展全民公民教育和培训的工作了。但自从八九年的六四风波之后，在江泽民当政下，政治气候不断紧缩，真正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当击鼓传花的权力大棒传递到习近平手里时，依照习近平的野心，似乎有严重的迹象表明，他巴不得让中国完全退回到毛泽东时期。中共已经是集体的作业和同时的犯罪，全部都绑在这条马上要下沉的腐朽不堪摇摇欲坠的大船里，正如最近中国所发生的沉船事件一样，中共的这些当权者们，似乎是在等待集体的同时灭亡。因为他们中根本无人有这个智慧和能力救大家，并且每一个官员都根本无力自救，也无论以何种的方式，对于这些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惯犯累犯们，无论走哪一条路子，似乎都是死路一条。所以，即便就在垂死的边缘，他们只能还是做垂死的挣扎，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觉得他们所做的才是最正确的，且最为正当不过的。但事实确实都是这样的吗？也便只能拭目以待了。
总之，如果在此时，笔者继续强力推动中国公民监政会的成立，中共政权一定会办我“颠覆罪”。前几年，深圳国保们已郑重警告过我了，我曾搞过大联盟（案底被完整地放在国家安全局），又搞过公民监政会，如果我也采取吴淦的行动，就不是“煽颠”了，而是“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共向来都非常重视一个人的案底与挂号，可惜在一开始搞民主时，我就非常猛烈，充满激情，结果就永远被中共国黑名单了，直到现在还连护照、港澳通行证都办不了。
四、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新型独立的民主政党
任何独裁专制制度，越到末年，事情越多，越担惊受怕，草木皆兵，岌岌可危，一般最容易出现以下许多种危机：第一、来自内部政变的突然发生（其实在中共政权更替中，哪一次不像是一次轰轰烈烈的极为血腥残忍的政变斗争呢），这确实是防不胜防根本无法预料的，何况夫妻同床睡还人心隔肚皮的，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谁不想做一把手呢？何况做一把手仅仅只是一步之遥，伸手可及，如此垂手可得的机会谁会舍得让其迅速消失呢？除非是哪些确实没有能力的人。但如果为了真民主制度的建设，就兑现中共打江山时对全中国人民的承诺，这种政变斗争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可以千古留名流芳百世的，一定会有人即便舍命也要尝试一下的。
第二、来自人民的大面积暴动冲突，也许中华大地，早已经成了火药桶，一点即燃，一引就爆，所以，目前当局为了维稳，才对任何街头运动，举牌活动，组织活动等等给予最为坚决彻底凌厉地打压和摧毁，决不让其有丝毫的存在，或者有任何的发展空间，以免养虎为患。最近出台的新《国安法》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与1993制订的旧国安法覆盖范围相比，除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传统”意义上的违法行为，网络安全、宗教事务、金融、经济、粮食安全、能源、太空、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都被纳入国家安全法适用的范畴，为了维护党国的安全，中共政权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第三、各种千奇百怪组织的成立（基本内部都是独裁专制的，民主的成分极少，或者由极少数元老和精英所把持的，内部绝无平等民主可言），对外已经开始竞争发展规模，在海外越来越大，实力也越来越雄厚，很多人已全面渗透到大陆发展了，可以说真正做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其实，对于一个谎言政权，心术不正特别诡诈的领导人，即便就是自己的心腹，其实才是最大的敌人（比如胡锦涛的中办主任令计划）。一旦这些组织有充足实力的时候，实际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真正埋葬者。至于掘墓人，严格说只能是不知任何认罪悔改，或者还能全面彻底地反思反省历史，切实改过自新，在未来寻找突破口的中共自己。
中国未来究竟向何处去？如果是中共真心启动政治改革，是中国人最大的福祉，如果拒不进行政治改革，或者干脆被赶下台，很可能导致最大的灾难。这是因为，被压抑太久的中国人，正如潘多拉魔盒的被打开，所飞出来的只能是贪婪、杀戮、恐惧、痛苦、疾病、欲望等，固然，这便只能让中国重蹈袁世凯死后的军阀割据与混战的覆辙。
据《争鸣》杂志报道，中共政治局在6月中旬举行了政治局扩大生活会，会上讨论了中共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存在的重大危机。报道指，在会上发放了一份关于中共党建和对党员干部巡视、考察的调研报告。据称，报告中毫不隐讳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这六大危机和问题包括：1、中共的理念、党的使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丧失；2、党建长期处于徘徊、迷失方向，基本处于瘫痪状态；3、党组织腐败、涣散、已渐失去社会上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向心力；4、党的领导干部在和平、物质丰富环境下懒、散、堕、疲、庸状况毕露；5、党政干部滥权、越权、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情况泛滥，激化社会民怨、民愤；6、党政干部、公职人员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激化社会仇官气氛。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显示中共体制腐败带来的吏治腐败已经无药可医。
报道还披露：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罕见呼吁要“勇于承认、接受党蜕化变质事实”。如果中共借此机会，允许开放一个新型的内部平等民主、具有自我更新体制和机制保障的议会制组织模式非常成熟健全完善地发展起来，保证其茁壮成长为中国最民主的具有很强执政能力的新型政党，那就大不一样了。否则，未来的各种政治变局，都是令人非常担忧的！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新型独立的民主政党，监督中共施政，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协商，表达新兴中产阶级和广大底层民众的愿望和诉求，并为中国未来过渡到多党制和民主立宪政体进行预备。
无情的现实告诉善良的人们，指望中共在台上进行政治改革、把自己改造成为现代民主的新型文明政党，只能是痴人说梦。共产党本身果真要改革，那是在它下野之后的痛定思痛，彻底革新与变革，就像台湾的国民党。当然，作为共产党这个实体，只有在被暴力推翻时才会彻底消亡。否则，任何形式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都是当局无法彻底消灭的。
2015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