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万里逝世。继胡耀邦、赵紫阳先后去世之后，万里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中国改革派的标志性人物。他的离去，标志著一个时代的结束。“胡、赵、万”曾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央领导层的“改革铁三角”。没有这个铁三角，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高层追随者，就无法形成具体的政策和势头，也不会有随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
万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没有屈从毛泽东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的疯狂政策，而是顺应民意，遵从常识，全心全意地支持邓小平的恢复生产、整顿秩序、改善百姓生活的务实方针。作为铁道部长，他不惧毛泽东宠臣们的淫威，顶住政治压力，克服重重障碍，努力恢复铁路秩序。他的做法很快遭到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清算，本人也再次在政治上被打倒。
万里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已经广为人知，那就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遵从中国农民的诉求，背弃他所在的共产党组织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荒谬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支持和推广以农民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应该说，中国农业改革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但是改革政策的政治支持者则是赵紫阳、万里等人。“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民间歌谣，生动体现了这两位中国改革家对中国农民的贡献。
万里不仅是中国农业改革的支持者，主持制定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系列农业改革和农村建设的基本政策，而且还是中国全面改革的坚定倡导者。在中国农村发展突破了僵化的“人民公社”模式之后，他又运用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坚定地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在城市继续推动改革事业，支持各省市的财政包干，支持中国对世界开放，引起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特区和开发区的建设等。
万里的第三个贡献是坚定地主张削减党对意识形态的专制，让人民自由表达意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生竞选活动兴起的时候，他是反对动用行政手段禁止竞选活动的极少数书记处成员之一。在共产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将“反对自由化”从草案中剔除的政治局委员。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政治立场，使得保守派政治老人对他极不放心，从而坚决反对他进入十二届政治局常委会。
万里的第四个贡献在于他在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对学生的保护和对镇压行动的无言抗议。他在加拿大的公开谈话中肯定学生的爱国立场，这与李鹏等人在国内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立场，他在回国后遭受到邓小平等人的训斥。其实，一九八九年在万里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他从一个乐观、活跃的政治活动家成为一个沉默的老人。这种转变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由于各种原因，他无法做到拍案而起，但是他用消极的态度让全世界知道了他的立场，并从此疏远了他的老上级邓小平，保持了自己的政治晚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