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的去世引起了人们对改革年代的回忆。当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是一个完美的年代，但它肯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感到有希望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不仅社会充满了活力，中国执政党的高层也出现了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田纪云等在内的改革群星。人们怀念那一代领导人，也自然会将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与他们进行比较。

如果拿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在任中国领导人和万里等改革派做一个比较，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表现在思考问题的范式不同。经过文化革命的逆境和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反思，万里那一代改革派在考虑重大政治问题和制定重大政策的时候较少受意识形态的禁锢，敢于挑战党的既定政治和思想权威，能够从实际出发，按照常识办事，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对中国发展有力的事情，就敢于担当，敢于去做。

万里不仅在副总理和人大委员长的位置上力行改革和推动法治，在省部级领导岗位也干出了特色。例如，他在毛泽东仍然在世的时候便违反“圣意”，不顾毛的宠臣们的不满，大胆整顿铁路秩序，清算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又如，他敢于突破执政党关于“一大二公”的惯性思维，支持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家庭承包。这些与共产党的传统相违背的作为是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从来没有做过的。

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缺乏独立思考，他们成长的过程是揣摩上级领导人的意图的过程，是努力追求与领导意图完全一致的过程，这正是他们能够经历逆向淘汰而生存下来的全部诀窍。从这一代领导人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看，他们至今仍然生活在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之中。他们是中规中矩的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的继承者。挑战党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第二个不同是，万里等改革派是自信和宽容的，他们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保护和鼓励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万里提出“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会上他还脱稿对被保守派攻击的著名记者刘宾雁进行了保护，公开支持刘提出的敢于对党和政府进行批评的“第二种忠诚“。

与万里等人截然不同，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标签就是政治上的严厉镇压。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划定一个又一个禁区，对敢于批评政府的教师、记者、律师、网络大V等进行的镇压达到了三十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毛泽东时代的严厉的意识形态政策如出一辙。这种不允许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不仅与“法治”原则背道而驰，也充分表现了他们在思想、制度和社会层面的全面不自信。

第三个不同是对待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的态度和对待前苏联崩溃的观点完全不同。万里等人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类共有价值观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虽然也主张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在政制发展上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但是他们对于极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以国有和集体所有为代表的经济建设思路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们眼中，一个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个人自由的社会才是中国发展的未来。

前苏联的保守派领导人试图通过政变来阻止苏联的改革进程，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对这一历史事件，万里曾经明确地指出，那是前苏联政权违背人民的意志，被人民抛弃的结果。他对此作出的最生动的评价是“活该”！这与习近平等人为苏联的解体大感惋惜和将失败归结为开放改革的态度大相径庭。由此可见，万里是一个遵从人性、拥抱未来的政治家；而习近平等现任中国领导人则是一些愿为被人类抛弃的极权制度殉葬的悲剧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