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12日天津大爆炸以其惨烈震惊中外，此后各地接连发生多起化工爆炸。当局对此难于管控，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日媒体披露，海南昌江核电厂1号机组已在8月28日完成首次燃料装填工作，预定年內投入商业运转。而且预计年內有6到8台机组开工建设、8台核电机组投入商转，今年将成为中国最多核电机组上线服役的一年。还有十多个省份在计划兴建核电厂，包括广东、福建、四川、贵州、河北等。
 
      这消息让人心惊肉跳。其实几年以前，中国已经有过一轮大干快上核电厂的高潮，但因为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下令暂停审核所有核电厂申请案，并全面检查所有兴建中的核电厂，不符安全标准者立刻停工，并调整中长期核电规划。但温家宝这一举措，竟遭中国官媒迎头炮轰，被斥为非理智之举、因噎废食之举。官媒炮轰政府首脑，这在中国极罕见。当时就有人预言，温家宝的决定不可能落实。今天大干快上核电厂的高潮卷土重来，印证了这一预言的精准。
 
      任由核电厂遍地开花会有怎样的恶果，回顾一下化工灾害的来龙去脉就很清楚了。
 
      今天化工灾害失控的根子，当初大干快上重化工业即已埋下，而且当时并非没有预警。2007年6月，我在《南方周末》社评中即已警告：“重化工业正在不断突破环境承载力的底线以及公众心理承受力的底线，环境事故高发期以及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期，已经猝然来临。”三年后即2010年，我在FT中文网的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警告。我不是化工专家，对重化工安全问题完全外行。但我仅凭常识，即已预见今天普遍的化工灾害，那么专司其责的相关部门，要形成共识并采取正确的行动，难道会有任何困难么？而且整整八年时间还不够么？今天普遍的化工灾害，难道不是可以避免的么？
 
      可以避免的化工灾害，最终没能避免；问题显然在体制，尤其在体制对其自身的失控。社会对体制失控不是新鲜事，这是制度设计的初衷，从出笼的第一天起，它就凌驾于社会之上。但那时它起码还有整体性，还有自己的灵魂，还能够驾驭自己。但从九十年代中期起，这个状况被根本改变，体制被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彻底占领，沦为权贵分肥的俱乐部。从那时起，体制就再没有整体性，再没有灵魂，再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听任体制内物欲泛滥。社会则被利益集团当作垃圾箱，承担他们无边物欲的成本，即形形色色的灾害尤其工业灾害。
 
      本来，工业灾害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当今世界不缺控制灾害的技术手段，只要有合理的体制配合，工业灾害可以减轻到最低限度。且以台湾的垃圾焚烧厂为例。垃圾焚烧厂在台湾也一度神憎鬼厌，后来却一直安全运行而且与社区相处和睦，奥妙无非三点：第一是外部监督原则，设立民间监督委员会全程监控。第二是公开原则，垃圾焚烧厂定期公布运行数据。第三是利益分享原则，垃圾焚烧厂拿出部分利润给社区居民定期发放回馈金，把整个社区变成利益共同体。这三个原则能够贯彻落实，则有赖整个体制的支持，即以人民主权、分权制衡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支持。
 
      此类成功经验，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少。但中国的困难在于，无论多么精彩的他山之石，都难以适用中国：一切操之于我是体制固有的逻辑，注定了体制的封闭性、排他性，不可能容得下公民参与和公民监督，不可能容得下分权制衡与利益分享。即便十八大之后的反腐，也并未跳出这俗套。反腐固然是新的执政者看到体制之病入膏肓，试图击溃利益集团，重建对体制的控制。但不幸的是，新的执政者看到了问题，解决问题的手段依然老套，即依然相信权力万能，对公民参与和公民监督依然怀有敌意，对利益集团开战的同时，更对公民社会开战。殊不知，这其实是对三十年改革的反动。三十年改革政治上的最大突破，是对全能体制的突破，改革启动了自由化进程，社会开始恢复性生长，权力开始局部后退。但十八大之后的反腐或称体制自救，在强化对体制的控制的同时，也一扇接一扇地关上了曾经对社会敞开的门，权力全面反攻，全能体制卷土重来。
 
      但此同时，体制自救并未成功，体制溃败的格局并无重大改观。社会却被步步逼退。随之出现一个治理真空，正当此时，迎头碰上工业灾害尤其化工灾害的高发期，今天的中国被化工爆炸的蘑菇云持续笼罩，也就不可避免；大干快上核电厂之让人忧心，原因也在于此。固然不能说核电厂一定意味着核事故，但如果不能从化工灾害中吸取足够教训，明天的中国为今天大干快上核电厂付出代价，被更恐怖的蘑菇云阴影所笼罩，则绝非危言耸听。
 
      对此，实在难言乐观。不仅因为公害型体制遗祸无穷，更因为体制和社会都已束手无策。天津大爆炸的善后即为明证。举国体制的救灾模式，全能体制极盛时代从未失效。哪怕面对汶川地震那样的灾难，善后也还不失方寸。但天津大爆炸的最初四天，政府的整个应对，简直毫无章法可言，真是今非昔比。这只能解释为体制已丧失其极盛时代的执行能力。这是新的执政者的最大悖论：已经不具备全能体制的传统优势，却幻想用全能体制的手段，来解决全能体制的问题。
 
      中国问题尤其体制问题之复杂，人所共知，要解决中国问题尤其体制问题，不仅需要决心和魄力，更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借鉴人类文明的普遍经验。但至少到今天，仍看不到这一前景。诚然，天津大爆炸终于启动问责，多位责任官员遭清算。但如果问责到此为止，显然远远不够。该问责的不只是个人，更是公害型体制本身，但恰恰是公害型体制本身不容问责。
 
      对公害型体制的偏爱和庇护，实际是对公害的偏爱和庇护。只要体制屹立不动，公害就不可能远离，灾害就会循环往复而了无穷期。清算多少官员，拿下多少乌纱，都没用。不告别对权力的迷信，不对社会开放，不引入公民参与和公民监督，这国家就永远没有希望，永远无法挥别蘑菇云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