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二战胜利纪念大阅兵，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习近平继位后的一次正式登临大典，标志他完成了权力接手，为他上位后的政治地位划了第一道界。
应该承认，习的政治手腕比前两任强很多。他在没有强大政治派系支撑的条件下，仅仅凭借“主席”的地位和以中纪委“反贪肃贪”开路，依靠“红二代”关系和能人王岐山的资源，便紧锣密鼓，一气呵成，拿下了前军警党三方面的主要巨头——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从而削除了掌握实权上的五大派系。从效果看，正面成就是切断了老人干政，一举扭转了旧臣当家的局面，为自己下一步做事扫出了平台；负面效应是，习与旧主席和庞大的旧权贵官僚派系结下了梁子。习近平控制了中南海，并不表明习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天安门城楼上，人们心事重重，气氛之谨慎，使王朝的“登基大典”再一次活灵活现地表演了一回。亮相的人（也包括了前两位主席）都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还在。轻松的人不是没有，或由于被赏识而得意，或错以为习的威权大局已定。
经过两年人们都看出来，习近平并不像他之前表现的那么安顺，他骨子里其实很强势，他是一个权力欲很强，并极崇拜强权政治的人。他压制所有不支持自己专权的势力。在体制内，民主派被压，复毛派也被压；团派被压，江派也被压；贪腐官僚被整治，访民和民意诉求也被压。这样一来他自己便孤家寡人了。于是，习近平的权力只能建立在军警和中纪委（党内军警）强力专制的基础上。中纪委和军纪委主要用来对付党内反对派；警察和司法则用来对待不顺从的老百姓。
登临大典告诉人们，习近平的集权政治架构基本形成，一个新集权政治局面已经开始。集权，使中南海未来一些年的政治体制动向更集中于习近平的个人素质。这一点将比前20年江、胡专制政治更明显。
习近平有六大迷信
习是一个传统意识很深的人。一方面他不喜奢侈，不善结交巴结，对下层民众略有感觉；另一方面他刚愎自用，对新思想、新潮流、新动向不敏感（不过，他自己觉得很敏感），在权术之外他的能力并不那么强。这使他在施政倾向上不自觉地趋向保守。对中国国家政治来说，习近平缺少现代知识和现代思维是一件最危险的事。因此，在一些中产阶层和干部为习近平、王岐山反腐叫好的欢呼声下，精英层和权力层并未随习近平的“清廉和威权”政治而兴奋。很多文革过来人和眼光敏锐的民主政治信仰者都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习近平，评估着他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习近平当政后的两年显露他的政治风格非常强势。他的强势当然受客观条件驱使，比如旧官僚势力逼迫，地方官僚权势做大，军警、司法实际上被各级官僚把持；中下层民众对大官僚阶层肆无忌惮侵吞民财国资越来越不满；共产党的名声一落千丈，影响到人们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信心，等等，这些都比较容易被直接看到。而他强势反腐背后的个人观念意识却被掩盖着，而这些观念将是决定其政治走向非常关键的因素。归结起来，习近平政治观念中有六大迷信将对他后一段的政治路线走向发生重大作用，可能是引发中国政治变化和大危机的重要因素。
一，迷信毛式政治集权。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统治后，大陆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经局域化、分散化。面对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局面，习近平面前确实有个集权问题。在如何实行集权的问题上，习近平使用的主要是“反腐削藩”之法。也就是以贪腐罪名把权力做大，不受指挥的藩官抓起来，或削官。郭、徐、周、薄、令五大派系已被铲除，刘云山、李源潮、胡春华等山头应该也岌岌可危。由于这些官吏都是前朝宠臣，一层层整肃自然牵连到江胡，使“反腐”变得异常复杂。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充分表现出他对毛和邓“党集权”政治的崇拜。他亦步亦趋地模仿毛邓，以“党中央”（像毛邓一样，毛邓都把自己与党划等号，习也把自己化为“党”）和忠于党为名号，一个一个毫不留情地囚禁了能威胁自己地位的前“同事”、“好友”。
这个过程中，习近平做了三件事有违历史进步的事。第一，他不是采取民主法制之法，清除贪官恶官，而是以中纪委清党代替国家司法和公共监督，以强化党法——共产党的家法整肃和清除政敌。所有被整肃的官员都是先由党的中纪委以党规非法秘密关押审讯（所谓双规），再交国家司法机构过手续。中纪委做的案，国家司法机构只能盖章执行，国家司法事实上只是一种形式。没有一件案例证明国家司法与中纪委的定案不同。这使中纪委高于国家司法，使党委高于法院，使“家法”高于国法；国家法院竟成了党的奴婢。可恶之处还在于，这样的党法大于国法之事，还由法院自己来搞。2015年2月25日上午，最高法院开了一个非法会议，党组书记、院长周强竟然在会上要求司法服从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坚决划清与西方‘司法独立’、‘三权鼎立’的界限，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的影响。”可以得到应征的是，习近平此后不久便发出了“刀把子”一说。人民日报评论文章特别引用“一些政法干部（的）感慨”，“好久没有听到‘刀把子’这个说法了。”“刀把子”的说法是毛泽东对政法机关的一种通俗说法。以毛的逻辑，法律不是用来仲裁的，而首先是用来维护党的领导和党主席的权力地位，和对各种反对派和异见人士实施专政的。习近平的“刀把子”说，表明他在心里信奉毛的党法和法律概念：法律是党的刀把子，是党主席的刀把子，是习近平个人的刀把子。
众所周知，法律并不是现代文明体制的特征，帝制也有法，秦始皇就主张以法治国。秦始皇的法是皇法，皇法之下当权者就可以使臣子与老百姓永远都在犯法位置上，既使辩驳亦可列罪。现代法治是民主之法，其特征由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独立司法系统和倾向于弱势者的法律条文，以及对政治人物的公共舆论监督组合构成。毛邓的法制观念本质上与旧封建帝王统治一脉相承，他们的集权手法在中国帝王权术秘笈中都可以查到。毛泽东眼里最好的法，正是秦始皇的帝王之法，不是民主公法。毛的党法反映出毛政治外表下掩盖的是党天下，骨子里是君天下，是毛个人至上。本质上，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都尊帝制尊帝法，他们都努力实行皇法专制。习近平两年来的一系列政策基本模仿毛陈旧的皇法治国模式，只讲“法治”，不讲民主之法。在皇法规则下，法遇党官即溃。于是各地军警如官家卫队，肆意镇压民众诉求；连地方黑社会组织都与官僚相互勾结，以不受法律约束。积累下的新暴行和新冤屈已不亚于前些年。
第二，模仿斯大林/希特勒式的党元首制，将权力垄断于一人。习任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后，并没有满足于政治权力垄断，而且在国家和原有党权力系统外，另外组建了多个领导小组，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他自己担任所有核心权力机构的组长，从而把财权、经济权和舆论控制权统统归入个人权力之下。这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毛控制财权和舆论权，但不问经济权；邓控制财权和经济权，但不垄断信息权。所以，习近平的集权比毛邓更像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元首制。
第三，严重的颠覆共和制倾向。2015年1月16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内容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常委汇报工作，然后由中常委对这些党组织2014年的工作进行“点评”、“打分”。这实际上可以解读为，所有国家领导机关机构向中常委汇报工作，当然其实主要是向习近平汇报工作。这次会议表面上是党内会议，实际上由于各国家组织的领导人同时都是中共党员，各国家机构都是由党委领导的，这样的会议就等于是由国家各组织机构向中共常委汇报；而这些国家机构的领导者本身又是中常委兼任的，那么，这些中常委向谁汇报？实质上就是向习近平个人汇报，由习近平个人给予指示。习近平以这个动作打破了国家至高无上的独立地位，表现了他轻薄国家的观念，更表现了他对共和体制的轻鄙。于是上行下效，各层地方国家组织机构也都必须向地方党领导人汇报，并听从地方党主要领导人指示。这次会议结束后，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创立的党政分开制度就完全结束了，而 “共和国”再次如烟尘被权力任意揉捏。
习近平的集权不是为巩固国家地位，而是在建筑个人权力金字塔。习身上存在深重的毛式文革政治痕迹，预示了习近平个人独裁和颠覆共和的政治倾向。文革结束，共产党高层在批判毛的政治个人独裁后曾推行的些许共和制努力，先被邓小平等八老严重损坏，然后在江泽民10年中进一步后退，而习近平的集权又一次加剧了共和体制的垮塌。
二，迷信反腐能救党
1989年，习近平还是个36岁左右的基层干部。对于那次血腥的天安门事件，老百姓到底心里怎么看，广大干部怎么想，习心里是清楚的。此后，他在福建又亲身遇到了“远华案”，看到官员们如何以权贪腐；也经历了江胡20年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风。所以，习近平对共产党的危机有切肤之感。反腐是他上任后作出的第一反应。
一般认为，习近平的反腐一方面是他铲除政治权力对手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他为挽救共产党失去的民心，采取的政治方略；再一方面也是他个人获得民意的策略。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被人们疏忽了，即他希望籍反腐转移人们对“六四”之类恶行，对国家体制封建性，对国际民主潮流的视点。习的“打老虎”行动开始后，新闻焦点都转到了“老虎”和“苍蝇”身上，对天安门血案反思和政治民主化的报道就渐渐淡出了新闻视点。他为什么这样做？反腐为什么不与建设民主法制相结合，却反过来以反腐弱化法制的民主性民权性，非常使人费解。反腐能代替政治民主化吗？不错，六四运动就是由抗议官僚集团贪腐开始的，但六四运动的目标不仅是反贪腐，而且要求政治民主化。只有政治民主了，权力受到有效限制，官员和既得利益层的行为被透明化，贪腐之风才难以猖狂发展。明明政治民主化是一贴反腐良药，习近平却只信反腐，不利用反腐之机推动民主化，习近平反腐两年后，“政治民主化改革”一词竟然成了禁语，习近平反腐的意图不能不使人们怀疑，这里面的逻辑很令人深思。他意图以反腐抑制对专制的历史反思，目的在使人们忘记“六四”和胡赵时期的民主化改革。
习近平深知中共一党统治体制已岌岌可危，他大概认为反腐和亲民秀可以救党，而平反“六四”和民主化对中共执政是不利的。所以，习的反腐政治就同时有了“去民主化”特色。因此，习的反腐并没有使里里外外主张反腐的人们都支持他，很多人都静静地看着他的“去民主化”反腐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首先，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习的反腐主要在于牟取和巩固个人权力，而不是为了老百姓和国家体制进步，社会对习近平反腐的热情也就越来越低。一些中下层老百姓认为这样的反腐与自己无关；一部分被损害到利益的中下层官员，干脆消极怠工；很大中高级干部在“闷声发大财”的鼓动下卷入过贪腐，忧心忡忡。对习反腐的冷却，使习感到了孤立。
孤立就来自以反腐代替国家民主化的企图。“六四”是绕不过去的政改主题。拖一百年六四之案也一样要翻盘。这有两种处置方法，或者是共产党领导层自己否定六四行为；或者是由共产党内外民主力量起来否定六四定性。不管哪种否定，持否定态度的群体都会把否定六四定性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置于反腐的前提。所以，当反腐走向“去政治民主化”时，对习近平反腐的支持也就会失去共产党内外改革群体的支持。如果一个没有参与过六四镇压的领导人想把自己与维护六四粘在一起，甚至为维护“六四”再造一次新六四，哪他再反腐也没有用。相反，如果有人先于习近平打出“平反六四”的牌，习就可能死路一条。就像毛死后，谁先否定文革冤假错案，谁就站到了历史制高点，就在战略上成为胜者。
由于习反腐主要为了救独裁、救党、救自己，习的亲民和“学习焦裕禄”就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作秀。再多的亲民秀也盖不住军警土匪式的镇压。城管、警察和官吏的恶劣行为在习近平当政后日趋严重，与习反腐的动机一致，不是为了国家清明和老百姓平安，而是为了救党的统治权。尽管习近平在台上摆出各种亲民姿态，下面的暴力化、黑社会化统治却把亲民表演一扫而空。城管、警察的行为犹如匪徒，国家司法活动直接模仿希特勒式恐怖。一方面城管警察镇压民间诉求的大事件层出无穷；另一方面网警和恶警再压制被欺凌者的声音和律师们的抗议。更有甚者，军警抓维权律师和不同政见者蔚然成风，囚禁著名良心人士愈演愈烈。这一切都使人们对习近平的亲民表演嗤之以鼻。习近平对这些事都不知道是说不过去的。那他为什么不过问，不处理，不惩治这些土匪式行为？为了能维持住他自己的地位和党，在军警国家化还是权贵专制化上，他选择了专制。是他的救党方针决定了他必须依靠军警专制。而老百姓在反腐与被镇压上，更恨土匪般的军警行径。
三，迷信“中国梦”
在意识形态方面，习近平特别迷信他的“中国梦”。原来中共的意识形态理念一直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毛思想为基础，但文革后，毛的“无产阶级专制”论被邓的改革开放理论代替，出了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示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专制社会主义不同。“六四”后，邓理论只剩了市场化。除了还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吃饭的那些“理论家”在鼓噪（其实鼓噪者心里也知道马克思理论说不通行不通），没有几个人再真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了。
不知邓小平是否知道，市场经济在使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时，意识形态也越来越独立。尽管中宣部不断变换花样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不能使中国老百姓认同大一统。共产主义虚了，臭了；社会主义又比不过福利主义；于是党的意识形态失去了支撑。所以，习近平上任后干脆去掉“社会主义”，以“中国梦”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旗帜。习近平的“中国梦”主要有两部分内容，其一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其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归化国人的思想。
习近平以为中华民族、祖国、爱国、忠于国家这些观念是老百姓最能接受的。他知道，只要老百姓认同并拥护中国和中华民族，而中国的国家权力在共产党手里，国家一切规则都由共产党制定，就等于老百姓接受了共产党领导（统治），接受了社会主义。在这点上他比邓小平的“四个坚持”都聪明。同样，在观念归化上，习也认为用中国传统文化为观念基础好过以复杂的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把共产党需要的统治观念以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灌输给老百姓，比强制用马克思理论让老百姓接受“社会主义好”更容易。中国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关键在于其涉及政治的核心观念是“忠君忠国”。这与中共统治需要的“忠于党、忠于领袖”是一致的。更重要在于，从孔夫子到佛教文化都认为上尊下卑为天意；都只谴责卑者恶行，而下者要善从上者；迷信上者恶行由天来惩罚。一句话，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奴性。在中国人人都知道的岳飞故事就是一例。岳飞故事的关键在“忠君报国”。岳飞明明被皇帝所杀，罪名却归于秦桧，由秦桧顶了宋高宗的罪。这样就为愚忠——不问国之领袖善恶，不问国家制度良莠，不管国家性质是否属于人民——制造了一种统治观念基础。“中国梦”要的正是这样效果，只要人们有忠于“祖国”和“国家”观念，那些质疑和反对党统治，质疑和反对“领袖”的人就都可以被算作“卖国贼”和“叛徒”了。这样，连马克思说的：“工人没有祖国”的麻烦，都没有了。
为什么说习的“中国梦”是一种迷信呢？因为，两年下来，“中国梦”在当今中国并不流行。特别在中国思想精英层中，“中国梦”基本成了封建民族主义和专制国家主义的代名词。信“中国梦”是什么样一些人，不信“中国梦”的是什么样的人，与文革中信不信“伟大舵手”，信“中国是社会主义强国”或信“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可以类比。“中国梦”最大的不灵来自网络。网络中质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把中国梦与希特勒专制扩张主义联系起来的议论，使“中国梦”不成气候。
1， “中国梦”与国民革命和早期共产党人反封建礼教的民主革命理念是冲突的。1999年9月，大陆曾出版过一本早期共产党文集《历史的先声》，其中收集了1949年前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近146篇文章。这本文集出版没有几天，就被江泽民的中宣部下架了。以“中国梦”与《历史的先声》一书中当年共产党人的观点和观念相比，两者根本是水火不容。习的“中国梦”与早期共产党人强烈的反封建，反独裁，反对一党专政，主张民主共和制度全不在一条轨道上。习的“中国梦”追求的是一党王朝梦，而孙中山以来的中国精英们追求的是民主中国梦。在根本观念上，“中国梦”怎么也圆不了老共产党人的论说。孙中山以来一波波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和思想传播使各种狭隘民族主义、狭隘国家主义再也不可能统治意识形态。既然老共产党人都不能接受上尊下卑礼教文化，开放时代的网络民众又怎么能接受不问“尊者善恶”，不问统治者是非。
2， 在如今的共产党内，那些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党员也不能接受“中国梦”。因为，充满封建论说的权术思想与马克思的民粹主义观念也格格不入。中宣部辖下的理论家们对“中国梦”的理论基础也不看好。
3， 共产党统治本身与“中国梦”也有矛盾。共产党的梦本身就是来自国外的梦，共产党的历史中那些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行为也使习近平的“中国梦”无法自圆其说。比如，抗日战争前中共加入了一个“外籍”联盟，中共的抗日主要就是为了保卫苏联，因此，才有不惜在战后向外籍联盟出让了外蒙古一事。再如，二十世纪中期，毛不顾国人饿死和贫困，无偿援助远在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百亿美元以上/年）等，有多少中国因素？那都是拿国人的税去保卫党的理想。说近一些的，“中国梦”与秘密援助一个家族王朝北朝鲜是什么关系，难道支撑一个罪恶王朝也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就在前几年，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了一份秘密国土条约，可至今这么重要的中国大事也不敢对国人公开；等等。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一贯支持的都是专制国家，而且，国人从来无权过问，也无权知晓国情。特别重要的是，这其中共产党发动了几次国家对外战争，都仅由中共一个或几个领导人拍板。这样的权贵体制把国人放在什么位置？谁能保证，有一天“中国梦”不会成为又一次悄悄出卖国民利益，或引发国家间战争。
4， 使习近平的大中国梦落空的最大障碍还是世界民主潮流：反法西斯，反狭隘民族主义、反国家主义；抵制各种战争；反专制独裁（包括反专制社会主义）的世界思想潮流，和地球村观念，人权民主法制观念。习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取代西方新文明、新观念，来作为固守党专制的文化基础，那真是打错了算盘。自清末以来，有哪个帝王、总统、主席能以国家和民族之堤挡住世界文明渗透。毛泽东没有，邓小平也没有。这就显示“中国梦”是一个狭隘、落后，与世界潮流相抵触的观念。随着国民视野开阔，它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列入狭隘偏见，其适应人群只会逐步萎缩。
5， 相信“中国梦”的人当然不可能全无，除了必须相信的和不得不相信的官员、特殊党员，“中国梦”的信奉者主要集中于两类人。一类是无知愤青。他们经历短，经验少，又缺少知识面，尤其对文革历史和二十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缺乏了解，在观念上严重缺乏分析能力，但却血气方刚，狭义冲动，思想偏执，很容易受鼓动。另一类是低智乡民。主要是一些不出村，不读书，不上网的屋里人，他们同样缺少知识和教育，除了周边接触的些许事务，对外部世界和观念基本没有分辨力。两类人的共同特点都在极缺少历史和科学知识，对世界文化和历史更不了解，没有基本的民权、民生、民主、法治概念。由于孤陋寡闻，这些人言语经常言不及义，说话严重缺乏逻辑；看问题简单、短浅，理解力狭隘偏执，喜欢乱套用“威权人物”和“权威者”的逻辑。这些人往往一张口就洋相百出，甚至可以把“中国梦”也当作做梦来说。中国近代史中，当代史中，迷信团体中不乏他们的身影。义和团运动，文革红卫兵、造反派、五毛队伍和青年军警中不乏这样的人。由于这些人实际上观念一片空白，所以，虽然人数不少，却不能主导当今中国意识形态。
相反，迷信“中国梦”对习近平和中国都是相当危险的。“中国梦”作为一面愤青的旗帜会带来什么后果很难预料。打着“中国梦”旗帜的愤青眼里充满民族和种族仇恨，他们视美国和西方国家为自己的敌人，视私营企业家为异己阶级和敌人；他们把一切没有见过的新事务——民主、开放和西方文明都当作异物。反过来，外部世界看“中国梦”就像在鼓动纳粹；内部看“中国梦”就像在鼓动文革。这不能不使国内外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对“中国梦”挑起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充满警惕。
“中国梦”对外部世界上表现为外交强势姿态，亦潜藏着一种敌意。
外交上的强势，一方面是配合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国家主义必需的燃料，没有强势外交就没有燃料来刺激国内愤青们的激动情绪；另一方面也说明习近平的思想还深陷于尼采时代的“丛林哲学”情结中。毛泽东那句慷慨壮语，“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依然是习的座右铭。在对外强势逻辑的基础上，习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民族政策一样，把近近远远的国际关系都搞到敌化状态。9.3纪念大阅兵竟然主要的二战同盟国（美、英、法）都拒绝参加，凸显了习近平强势外交的失败。也许习近平还为俄罗斯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到访心存慰籍，但在国际和国内舆论看来，那已经足够习近平对自己迷信强势进行反思了。
习近平上台后，所谓的藏独、疆独、蒙独、台独、港独和大陆人外移情绪不断升温，与中美、中日、中越、中欧、中印、中国与南海国家关系危机不断升温一样，都反映了“中国梦”情结不被认同。
四，迷信暴力压制可以封闭思想
迷信集权的人都迷信暴力手段，习近平也不例外。通过非司法和司法机构施行违宪抓人、囚禁，甚至学希特勒的“雾夜计划”，进行秘密逮捕达到心理恐吓，学习封建帝王的株连迫害，都是他迷信暴力的典型表现。短短两年，习近平迷信警察维稳，已经使他的暴力形象超过毛，更近似斯大林。毛的专政叫“群众专政”，主要靠愤青和政治投机者来专制；斯大林则是利用贝利亚的秘密警察和军队来专制，习近平更像斯大林。习近平超过毛邓和斯大林的地方，是他在封网方面的“成就”。
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曾以缠足之风限制女性自由。北宋起缠足，明代把缠足之“美”推到顶峰，孙中山革命的一大进步就是废止了缠足。可是，到了毛统治时期缠足却变了个样卷土重来。毛形式上反缠足，还特别提倡放足，可另一面他对思想和知识的缠足运动却空前升级。反右、文革直接针对中国知识和思想界，扼杀了中国几代人的活力。在思想缠足还是放足上，习近平延续的是毛的方针，更严格的封网就是他迷信思想专制的凸出表现。中国的网络在习近平当政的两年内，被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封锁外网、任意关闭思想博客、过滤关键词、组建“五毛”队伍，甚至直接用警察抓捕网络议论者），使中国网络成了警察控制下的局域网。人们在网络上只能谈风月、吃喝，不能议国是国非。这表明习近平迷信思想控制到了缠足的程度。他的思想囚禁完全继承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衣钵。
思想和信息封锁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习近平并不完全知道。他的如意算盘是，封网方便了中宣部向人们灌输“党的声音”。却不知道，在网络时代，网络使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独立思想，反奴化的意识得到普及。而封网就像夺人饭碗。所有渴望真知识的人都会鄙视封网，所有有正常思维需求的人都会反对“思想缠足”；人们再也不会像毛时代那样“自我反省”，或者自己把自己列入“思想罪犯”。相反，亦如曾经在社会主义东欧发生的那样，“惹不起，躲得起”和“用脚投票”已经成为反思想专制的潮流，并预示着更大反抗正在积累。那些集拢在习的周围，帮助习筑墙加固封网和撑表面形象的“五毛”行为，只会加剧潮流的冲击。习当政才两年就步入了政治孤家寡人的境地，与他迷信封网和组织五毛，得罪了中国广大网民有必然关系。
习迷信的思想和网络封闭，必将随着封锁—孤立—再封锁—更孤立的循环自我孤立，自取其哀。
五，迷信国企能稳定经济，能救党
在经济上习近平基本是外行，但是这绝不妨碍他对国企经济的坚守。自他上台以来，人们所看到的习氏经济政策，都围绕着对国企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革”，这显示了他对国企体制的迷信。或许他以为搞好国企就坚守了“社会主义”经济方向。
什么是国企体制？就是企业国家所有制和国有控股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企体制起于斯大林，毛照搬了这个体制。邓小平（实际是胡赵）的经济市场化改革颠覆的也是这个体制。其市场化改革有两个人代表，激进的是吴敬琏的产权私有化，保守点的是厉以宁的股份制改革，即企业股权制。可国，可私，或者公私混合所有。厉以宁的股份制本质上是南斯拉夫铁托的股份制延伸，不同于市场国家建立在完全产权私有基础上的股份制。邓小平认可了两者，结果产权私有推动了邓胡赵经济改革。习近平虽然表面沿用邓小平的经济方针，但其重点却更近似铁托的国企股份制和国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就是陈云主张的国有为主的“鸟笼经济”。因此，习近平经济方针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市场化经济的后退。
产权这个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关系到政治，因为它是经济利益分配的基础。某种角度说，国企与民企的焦点在，国家与老百姓争市场，争分配权，争利益。“国家”为什么要与老百姓争呢？其实不是真的有个“国家”在争，而是有些控制了国家权力的人在与老百姓争。产权私有化是让利益分配偏向经济创造者个人，让对经济贡献多的人获得的更多；而产权国有则是使分配偏向管理国家的人——官吏。在党权贵控国体制下，产权国有就是产权党有，党权贵所有，所以，中国的国有经济也可以说是党国经济体制。即占据和垄断利润市场的国企，表面形式是国家所有，实际核心利益归于党和党权贵的一种经济体制。习近平上任后恰逢国际经济萎缩，经济滑坡中习近平的国企方针既暴露了他对“鸟笼经济”的迷信，和对市场经济的无知，也暴露了他的“国企改革”逻辑为党为权，不为民。
我们可以从最近闹得风风雨雨的股市来看习近平的党国经济。股民都知道，中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是没有分红的，特别是被称为蓝筹股的国企公司。因为，它们的赢利第一入了国库，成为中央权贵的私产（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这部分税利的去向）；第二被董事会（企业官僚们）变着花样私分了（股民根本不知道国企财务真实去向）；第三被国企代理人用于贿赂和作小金库存储（国企资金是国企高官贿赂和变身高官的资本）。既然在大经济顺风顺水，国企赢利时股民都分不到利，那国企失利时，股民就更不可能从企业中得利了。那么，股民为什么要买股票呢？中国股民的利主要来自市场股价浮动。这样就给国企筹资带来了大问题。一旦市场总体萎缩，企业盈利普遍下降，股市浮动率便失去了唯一能吸引股民的功能，股民必然纷纷逃离股市。在市场国家，股价浮动与国家无直接关系，可在国企体制下，股市是国企圈钱的主要来源，股民逃离股市，国企资金就会发生危机，国企自然向上伸手。于是股市危机便直接牵连到国家和党的口袋。这就使，迷信国企体制的习不得不出钱救股市以救国企。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发生了最近的一轮政府出资出警救股市。
习认为，只要投入资本，加上抓几个股市违规者，股民就会被带动起来踊跃购股，国企资本危机就可以解决了。却没想到，他投入了大把国资创造了“政策市”，也没有化解国企危机。国企是靠官僚垄断生财的，这决定了它在市场全面萎缩，垄断失效面前必然一筹莫展。许多基金经理和股民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习近平救市的资本就成了基金、国企和股民吸收的油水。人们吸了就撤，股市不但没有起来，结果是财没猎到，反被财咬，政府财政一下丢失了上千亿。丢失的钱去了哪里？除了被中外股民吸收的部分，大部分都进了国企官员的腰包和小金库，而国企反而资金更紧张了。
可惜，经过此轮失败，习近平的国企迷信还没有醒。习近平还在谋划改进国企，以为在产权不变或微变下国企体制可以复活。他的新计划是，一方面利用有限开放的垄断市场利益为诱饵，引入私人资本直接参股国企，为国企输血；另一方面以兼并方式，把有利可图的市场转入党国经济系统，把无利可图的市场转给私营业主。这条路走下去，表面好像是开放国有垄断经济，吸收了私企资本和管理优势，实际上是变个花样挽救国企化经济，是陈氏鸟笼经济卷土重来，目的旨在就会党国经济所有权体制。他的计划能行得通吗？从私人资本对股市和国企的冷漠程度看，习的算盘又要落空。最后他或者自己投资，或者逼着没有出逃的大资本们就范。
在经济方面，习近平的另一个迷信在既得利益下移。即由权贵放出一部分利益，把公务人员、事业人员和国企为主的“白领”培养成中产阶层，构成一个拥护党权贵体制的阶层。党国经济的中产阶级与市场经济的中产阶级有一个巨大差别，市场经济下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一个群体，中产阶层是市场发展的结果。中产阶级数量随经济起伏变动而增减，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样的中产阶层是真正的经济中产阶级。党国体制下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由征税养活，以服务于国家财政的人为主构成的群体，不是独立的经济阶层；他们的利益主要由国家财政决定，与经济赢衰并不直接挂钩。这个财政中产阶层承担着拥戴权贵体制的责任。这样的不同对经济变动会有什么不同结果呢？经济上升期，两种中产阶层人口都可能增加，市场经济下增加最多的是企业中产阶层，党国体制下增加最多的是脱离经济活动的“干部”和吃闲饭的人。前者从事和推动经济，后者只会扰乱经济，产生恶性成本。当经济消退时，市场中产阶层会随经济消退同步减少，因为其增减的主要依据在经济，因此，人们会在经济上找原因，想办法。同样衰退情况下，党国体制下的公务员、干部则成为很沉重的国家负担，因为这个中产阶级是个政治性阶层。当然，权贵也可以对这个阶层消肿，降待遇，压缩人员。可得罪了他们，党国体制内部就乱了。这些人一不能自食其力，二紧拴着党国经济体制，使国企挺又挺不住，倒又不能倒；中产阶层养又养不了，减又减不得。一减中产阶层可能就直接引发政治危机和体制危机。
中产阶层可以保党国体制的迷信建立在古老的“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之类富民稳政逻辑基础上，也是邓小平以来中共几届领导人的共识。习近平认为，国企是养行政中产阶层的地方，只要有这样一批人，以他们与国企的关系，他们就会对党感恩，并会放低政治权利要求拥护党国经济和党国体制。这样的逻辑还停留在毛时代的基点上。
市场化和开放性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自由概念。在市场化企业中，人们的关系除了经济制约，理论上不存在政治约束。可国企体制不然，国企的背后是党，是有关政治的复杂关系，现在哪个国企董事长和经理们的背后没有政治背景。所以，国企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国企不是完全的经济组织。在一个自身不独立，没有自由权的经济组织里，它的机构和人事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它的生产力必然受制于经济外的条件。所以人们看到，所有国企人员从进入企业第一天起就被那些古怪的官僚形式和氛围所缠绕，企业不断争取脱离非市场性管束，争取解放生产关系，可永远也休想摆脱。国企人只能在无止境的改革中挣扎。最后，有能力的人自然是脱离国企了结。
经济自由必定引来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经济上给自由，政治和思想不给自由，本身就是矛盾的。只给半个自由的制度可能吗？思想混乱就是这样来的。让人自由地想经济，却不让人们自由地议论政治，就好比把人脑分隔为无关的两半，怎么可能。钱从代表物到代表权利是一个无法切断的过程，担心失去占有权和支配权而强制实行党国经济体制，结果不是使社会自由窒息，而且也使经济失去动力。要钱，还是要权？任何一个选择都注定习近平的国企制跳不出毛式经济的结果。
六，李式“精英”迷信
习近平上台后，有个名词很走红，叫“顶层设计”。就是由习近平和他指定的一些人设计一个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框架，然后让下面的机构按图执行。参与设计的这些人就是习近平的“精英”。“精英”和“顶层设计”的概念本身并不是新概念，李斯就是秦始皇的“精英”，世界各国的议院也都是本国精英，每个国家政治都是由各国的“政治精英”们主导的。不过，各国的精英不同，所以，各国的顶层设计和结果也不同。习近平的精英和顶层设计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呢？
习的精英观极似李光耀（首任新加坡总理）。为什么说他迷信的是李光耀式的精英观，而不是毛泽东或者邓小平式的精英观呢？他的用人原则表面继承毛式党的原则，实际上比邓小平使用“臭老九”的政策，还要注重被使用人的实际能力。毛在组织上是不讲“精英”的，被毛泽东任用的副总理“永贵大叔”，在邓小平处根本算不上“能抓老鼠的猫”；而习近平看得上的“猫”，连胡锦涛都不在其列。在习看来，现在团派中一大半的干部都是混官混爵，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一般干部可以，但跟“精英”二字根本扯不上边。李光耀说，“堪称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约300名。他们挑起策划和执行政策的重担。如果這300人共乘的珍宝客机不幸坠下，新加坡社会必將瓦解。这说明本地领袖人才是很有限的。”李认为，国之盛衰依托于有大能力的少数精英。习近平对之亦深信不疑，不然顶层设计概念不会如此热。它反映了习近平对李光耀精英政治的崇拜。
说习近平的精英观同于李光耀的另一个理由在制度方面。习否定欧美式民主政治的立足点更像李，而不像毛和邓。他不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发，而是立足于制度与精英的政治效用关系。李光耀说（大意），如果新加坡实行西方国家那样的两党制，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李因而建议说：中国不能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否则它将崩溃。李的理由是，多党制环境适合政治精英活动，但不适合技术和经济精英活动。换句话就是，专制更适合技术和经济精英，而会约束政治精英。李甚至把民主竞选制看成一种使精英们厌恶的规则：“最优秀的人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这样的观念在习近平的政策和讲话中也多处有迹可循。习近平上台之初曾提到要民主改革，一年后，有关民主政治的语言都从他的发言中消失了。
不过，习近平的“精英”似乎又与李光耀的“精英”标准有所不同。习近平的标准在于，有能力的人首先必须忠于共产党及其主义；李光耀正相反，李的原则是精英必须反对共产主义。李视共产思想为癌细胞，视有能力的共产主义者为社会最大危害。但深入分析，习与李的精英标准其实是一个样，他们实际上都以忠于个人为原则的。李光耀推崇的精英观是一种早期英伦式，拿国家当家族来治理的大家长精英观。李光耀自己是大家长。反对李的人，不管是否共产主义者都被排除在精英之外，既使这个人是新加坡社会公认的精英（如林福寿、傅树楷、曾福华、陈六使），或者曾经是他精英圈里的人（如王永元、杜进才、王邦文、惹耶耶南）。习近平的精英标准并无二致。习近平所谓的忠于“党”，实质上亦指忠于习自己，忠于习的党首地位。至于这个精英是否懂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并不重要。习像李一样，选择精英的第一标准在是否忠于他们自己，信不信主义只是幌子。这样的原则是在找精英吗？这是在找有能力的奴才。或者说，是找奴才型“精英”。
那么，按李光耀的方式习近平能找到治国精英吗？No。前面说过习的孤家寡人状态正是他缺少精英的反映。尽管习近平口口声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越多越好，本事越大越好。”但事实上真正的中国精英都在他的监狱里。在对待政治反对者和异见精英上，习完全模仿李的“柔性打压”：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的方式，将异见精英抓捕长期拘留；以司法手段使异见精英群体长期处于非法状态；把大批异见精英驱逐到国外，终身不许回国；依靠唯命是从的司法系统使自己成为法律中永远的胜诉人。一句话，以习的精英哲学，就是精英入了习的圈子，不成奴才也难。
迷信李式精英观有两个结果：
1， 以忠领袖、忠党为门槛的人才（精英）招纳程序，找到的必定是奴才。把李光耀的精英逻辑摊开看，假设李在第一层选的是忠于李的能人，而未表示忠于李的能人被淘汰或压制；第二层，当这个忠于李的人再选下级人材时，“忠于领袖”的奴性特征就会更凸出。这样一层层地下去，到最基层的“人才”就只剩“忠于”能力（拍马屁能力），而不见实际能力了。以中国之大，组织层级之多，最下层的干部不是马屁能人，反倒违背了李式“人才”程序。这样的情况在毛后期已经在中国出现过。邓小平很反对毛的组织路线，他全面启用知识分子，把人的能力标准放在了“忠于”前面，改变了毛的“愚忠”干部队伍。邓小平的组织路线之所以无法真正实现精英治国，也还是他在组织体制上最后依然回到“忠于党”的框架内。由于程序上的选奴才性质，李式和邓式“精英”必然都奴性十足，没有奴性的精英不可能是李式精英。有水平的奴才，终究还是奴才；是奴才就不能与真正的精英相比。这一点最终会通过一个国家的体制活力显现出来。
2， 在李式精英体制下，选精英的那个人是否“精英”，就成了精英水准的关键。选精英的人水平的高度决定他选的“精英”的高度。领袖非精英，他的“人才”不可能是精英；领袖是偏才，他的精英也必是偏才。以毛的水平，邓的水平，李的水平相比，他们所选出的“精英”水平就是不一样的。李光耀周围的能人水平高于毛和邓的精英，是李本人的能力高于毛和邓的必然。假如毛在新加坡执政，李及其精英就都成了阶下囚，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新加坡。假如新加坡周边国家出现一个比李光耀能力更高的领袖，新加坡还能留得住现在的精英吗？李光耀的精英系统就运营不下去了，新加坡恐怕也就没有现在的繁荣了。那么，习近平会选出比自己水平高的人吗？真有精英在他面前，他恐怕鉴别不了，也接受不了。
所以，李光耀的人才政策是走不远的。李光耀凭自己的旧关系可以找到几个精英，但最终他的人才程序会使新加坡积累一堆奴才，或有些能力的奴才。在实现一个国家领导层人才化上，李式精英逻辑没有普遍意义。
习近平是“党的人”
中国的政治民主民权思想普及虽已经有100多年之久，但在中共建政后的60多年受到严厉压制和扭曲。只是到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时期中国的民主民权思想才被重新唤醒，之后尽管中共专制派不断进行镇压，民主民权意识形态已经无处不在地传播起来。重要的是这片民权民主之火燎原于新的社会结构、新科技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与世界民主民权文化相融合在一起。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已成水到渠成之势，时代需要有一个人来激发一下，给中国一个新的政治启动。可惜，习近平不是这个人？两年的观察，使希望中国步入民主制度的大部分人对习失去了信任。上面的六个迷信或许不能说明习近平有一个冥顽不化的封建头脑，但可以告诉人们，他不是那个有新思维的开拓者。在政治上他不如胡耀邦和赵紫阳，甚至也不像他的父亲习仲勋。
习近平的思想大致可以分六段，20岁前算一段。那时他是普通老百姓，与一般中国大部分年青人一样，对国家和自己并没有很多了解，也没有清晰的思想，而且由于文革对教育的损害，他的现代知识聊聊于无。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重振了习仲勋的信心，也给他的儿子习近平带来新希望，1974年他快速入党并很快当上了村支部书记。从成为党支书的那天起，他的思想就与原来大不一样了，他自愿接受一切毛式思想教育，观念中党的烙印也越来越深。这是他的第二段，这段时期他还没有建立个人政治抱负。虽然他已身居国防部长秘书，但他对政治和党并不很了解。1982年是他第三段的起点。他的政治抱负始于这一年，当时他29岁。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邓小平和胡耀邦开始酝酿中共第三梯队，作为胡耀邦的最密战友——习仲勋当然会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计划的真情。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习近平当时忽然从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下调到河北省正定县任委副书记的原因。在中共体制内，一个县委副书记不是国务院和军委可以任命的。就是说，习近平跨出这一步前得到了中共最高组织部门交底。当他接受这一任命时，他也就在思想上做了两个准备：一是把自己与中共的命运连在一起；二是准备向中共最高层攀登。1998年到2002年是习近平思想变化的第四段，在这一段中对他发生大影响的事，一是福建远华案，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学习。远华案发生时，他是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他以一个亲历者的地位首次目睹了一次党内高层整肃事件，自此他更加严厉地管束自己，以防有辫子被他人抓住。同时也开始历练高层派系活动技巧。在这方面，他的夫人的辅助使他的得益匪浅。也是在那几年，马克思理论学习使他更多地接受了共产党理论，更深了解了中共的历史。2003年后是他的第五段，从这一年起他真正直接涉入了中共最高层复杂的派系活动。
从他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可以了解，习家及习近平本人虽然文革中深受迫害，但从1974年后他基本上就程度越来越深地落入了一党统治的思维。习仲勋所经历和受过的党专制之苦和民主思想教育（1949年前），习近平基本没有经历和感受过。相反，习近平感受到的是“党组织”的培养，接受的是马克思和毛邓理论教育和党权至上思想。因而，他的思想实际上与胡耀邦、习仲勋有重大差距。习仲勋晚年让子女外移一事就说明了父子俩的观念差别。
第六段始于2007年他成为政治局常委。两年多前，习近平刚上台时曾经提出：还权于民。可两年后他的说法是：所有社会团体都要设立党组织，监督社会团体负责人贯彻党的路线。他正越来越远地背离党内民主派，向毛的专制思想靠拢。
习近平思想上的六大迷信，表面看是在最近两年形成的，但解读过他的经历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很长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否定了一党制，不仅习近平本人仕途上所接受的党组织承诺将不再有效，他的利益可能会发生大转折；而且在于政治民主化后他所接受的那些逻辑、知识、规则也将报废。对一个长期接受党观念和理论灌输，且没有学习和领会新观念、新知识的60岁共产党官员，民主化改变是他无法适应的。习近平多次说，“重大决策不能出错。”其“重大决策”的涵义就是指维护一党制，所以，习近平的思想和利益决定了他的“改革”底线不可能超越一党制框架。
结论：习近平不是那个能推动中国大陆政治进入新民主体制的人。相反，习近平上台一年后的一系列政策显示，为了权力他已经在强化独裁政治制度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他的军警改革强化对内镇压，“国企改革”强化中央财政（不是国民经济），“文化改革”强化党意识统治，网络信息强化封锁，“司法改革”强化党委控制，民族关系不再有自治和团结。党政机构以党为大，不再提党政分开。他要求党主导所有国家和民间机构，包括老百姓的生活，否则就不合习规。习近平的“改革”形式上是“强国”，实质上是以党国之名剥夺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他是向封建专制“改革”，向个人专权“改革”。
人算，算不过天
面对粉碎四人帮和文革后的习式政治倒退，人们很困惑。主张民主改制的人困惑，主张回复毛政治的人也困惑；认为习近平会改革的人困惑，认为他不会改革的人困惑，相信习近平的班子也困惑；中国人困惑，外国人也困惑。习近平自己困惑吗？或许他自己对自己会变成今天这样的专制暴力也困惑。困惑在于，谁也不知道他的集权政治会倒退到什么程度。会回到1969年4月，还是退到1966年5月，或者退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甚至有人已经在猜测，习可能在做一次不同于毛氏文革的新文革准备。更多的疑虑还有：中国的一党制寿命有多长，5年、10年、50年？新疆的封网和暴力统治是未来危机的预演吗？习在统治危机时，会再来一次六四屠城吗，或者干脆发动国际战争化解困局？在严厉的集权条件下，中国民主还有希望吗，会发展吗？等等，等等。在习近平的集权政治面前，悲观者可能感到极度失望，乐观者可能觉得暴力革命的条件正在渐渐成熟，中国这艘大船正在向又一次大革命暴发点行进。
笔者认为，悲观和兴奋都过度了。因为，习近平的集权倒退既有越来越极端的偏向，也有受限制的条件；而中国民主化发展也同样既受信息技术和大环境推动，不可制约地深入人心；既被越来越专制的强力挤压，迅速积累着反弹力；同时也受某些重要的因素限制，不可能立即产生大规模运动。那么，哪里是习近平集权的底线？什么又是限制目前中国民主化发展的瓶颈？
一， 有五面旗帜是习近平的观念迷信和能力所无法退越的：
第一面是民主共和国旗帜。这面民主革命旗帜由孙中山和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民主青年、民主人士所举起，它包括清末以来国民党、共产党和诸多开明的新老精英。它决定了任何一个共产党或国民党后人想回到旧帝制，都将面临党内外背叛和否定民权民主的质疑，会失去合法性。这是中国现在所有执政者都无法退越的界线。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所有继续高举老国民党人和老共产党人的民主共和旗帜的人，会比血统继承更有历史承传性和合法性。
第二面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旗帜。现在的中共领导层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为基础组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一是否定文革，二是否定个人崇拜和集权，三是改革开放。因此，习近平要退过这个原则，恢复文革前体制，恢复政治专制，重建个人专权，他就必须在理论上先否定三中全会。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毛政治体制，一定会引起高层政治和基层社会大分裂，习近平的政治危机立即就会暴发。
第三面旗帜是胡耀邦、赵紫阳。在党内和民间，胡耀邦、赵紫阳的威望和号召力现在依然强于习、江、胡之和。
第四面旗帜是颠覆六四血案。六四之丧一直是隐忍于大部分中国精英心中的痛，是凝聚民主人心的旗帜。在权力角逐的恰当时候，当中国人都感到民主危机来临时，一定会有人举起这面旗，与专制者做一决裂。
前四面旗帜构成了一道历史进步之墙。谁想退回旧历史轨迹，谁就要准备像袁世凯一样，败于中国历史进步之墙前。而如果有人在适当的时机举这四面旗帜，时代就会帮助他成功。
经济发展促成的自由意志是第五面旗帜。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启动于普遍贫困基础上，所以，邓的改革可以凸出经济自由，而暂时忽视人们其它方面的自由权利。但30年过去了，多数人的经济水平超越了“活命”的标准。现在和未来，脱贫后的中国人不可能再仅仅满足于挣钱和工作（人就是人，人不可能满足于猪类的生活）。知情权、思想自由、生活不受非法侵犯已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必然要求。企图以党的标准和名义框束人们思想、生活自由就会与人的自由意志相冲突。
这五面旗帜构成了一道政治民主底线，想退过这条底线的权力人和权力小集团要承担什么风险，会引起什么后果，能不能退过这条底线，无须多评说。
二， 封锁自由和民主的任何企图必定都会被冲破。如果说时下网络是冲破中国几千年封建旧观念的最新武器，那么不用说，在网络前面筑起高高网络堤坝的那些人，就是一些企图维护封建体制和旧观念的官僚专制利益代表。无意中，一堵网络墙把文明与封建、民主与专制、统治与被统治划的一清二楚。
有人见过在争取利益的抗争中“人民”最后失败的吗？肯定没有。因为，若人民彻底失败了，统治也就等于自取灭亡。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每朝每代统治者都一直在筑坝；可人们只见筑坝者一朝朝地倒，从不见“水”永久地困于坝中。这个世界上的斗争，从来就是人民取得最后胜利。奴隶主可以完蛋，皇族可以完蛋，权贵可以完蛋，而老百姓只会越来越强，得到的自由越来越多。帮助老百姓拆坝的人，一定会胜过企图筑坝的人，这是天意，天之真理。
封网能封住人们之间的思想沟通吗？应该不能。自有报纸开始公共知情权就深入人心了，网络等电子方式不过是增加了知情和交流的规模、时速而已。所以，有没有网络与思想沟通无关。党权贵尽可以封网，这只会增加人们对封网者的厌恶，并不可能真正封锁住人们的思想沟通。何况，封网本来就是做不到的事。北朝鲜这样思想和信息专制的统治者为什么还要建网络？因为，没有网络最无法忍受的是权贵自己。当统治者们把所有的信息渠道都切断，统治集团自己的生活也就回到了原始时代。而如果他们只想自己享受网络，在资金和信息量上他们又达不到。因此，只能以封锁某些信息来解决。不错，“网络长城”可以封闭许多自由信息，但“墙”能完全分辨每一句话、每一条词语中的自由含量吗？不可能。都知道江河湖海的汹涌，可封不住涓涓细雨，又怎么能封住汹涌的波涛。自以为用“网络长城”可以封锁住民主民权意识传播不过是自欺欺人。
与其说网络是一只无形的手，不如说信息沟通是一只无形之手。它每时每刻向社会注入思想解放再解放的雨滴，催化每一个人心中的自由意志萌芽。现在中宣部那些陈旧的封建教条已经溃不成军，到了断网的那一天，党专制的末日也就降临了。
30年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没有想到，文明与专制的较量竟然聚焦于网络技术。谁胜谁负不费猜测，等待破墙技术吧。相信真实信息量的传播，会有助于中国民主制的到来。人算不如天算。
三， 中国民主制需要一个与中共分量相当的民主组织。在专制执政党对面缺乏一个够分量的反对党，是实现中国民主制的瓶颈。或者说，今日中国的共和制所以破碎不堪，中国的民主政治局面被一党独裁取代，主要原因之一在缺乏另一个制衡共产党的政党。
中共建政前非常强调民主共和，人们今天说讲的道理在《历史的先声》中都有。因为，那时的中共处于被统治地位，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两个大党在竞争人心。自从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并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渐渐就成了中共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没有对手的失衡状态和中共本身的专制思想，使其走上了独裁的政治道路。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能看到。凡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由于某个单一政治势力垄断了政治规则。
尽管执政多年的中共，积弊累累，人心大失，而且其思想、政治、组织弊端也都被人们所知晓，反对面已经大大超过这个执政党，但由于没有一个有能力集合抗衡势力的政党，所以，使一党独裁的局面无法被打破。习近平集权一方面表现了中共的危机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中南海没有实在的危机感。执政党不搞政治改革一样可以活得很好。没有有实力的反对党是中国政治上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是现在习近平的观念迷信能够变成集权制现实的条件，也是目前中国民主制无法进步的最大制约。
在六四运动挫折时，被镇压的民主人士建立了不少民主性政党和组织，不过真正发展起来的却没有。26年后环视大陆内外，这些组织还在少数人抗议活动的水平。除了一些主导者在忙于搞基金筹款，大部分民主人士都不得不将大部分用于自己的生计。这些组织可以说一没有理论，二没有经济来源，三没有有经验的实干人才，四没有有凝聚力的组织，五没有——；他们基本无法与自己的对手抗衡。
中国何时能有与中共专制派相抗衡的民主政党？它会产生在台湾，还是在国外，或者直接再生于大陆，无从知晓。李光耀说，“没有执政党会扶植反对党执政，”而且执政党总是想着“必须在反对党羽翼未丰的时候铲除掉他们。”看来等待共产党内出现大陆的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不靠谱；而仅靠一些没有谋略和实际运作能力的“民运人士”，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的民主政党，并发展到能与中共相抗衡也很难。但没有一个实力足够，懂策略并被大部分民主运动力量公认的领袖组织，要在强大的专制政党条件下实现多党民主制是难以想象的。建立一二个对大陆民众有号召力的民主性政党已经成为中国民主化和新共和国诞生的瓶颈，也是结束习近平集权迷信的条件。
中国的民主民权变革现在是退不了，也进不了，处于一种暂时的僵局状态。下一次中国民主化运动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在什么触点上暴发，谁也不知道。不过，只要人们还可以感到需要自由公正的人还在一天天增加，支持民主法治的人在一天天增加，仅凭这点就足够大家对一个新民主共和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