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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媒体人士和非政府组织人士，习近平时代抓捕的人权律师的数字更是惊人。
近年来，中共当局抓人的模式通常是：先是人权捍卫者被抓，接下来人权捍卫者的人权律师被抓，然后声援人权律师的人权捍卫者被抓，循环往覆，没有尽头。浦志强是习近平时代首批被抓捕的人权律师，他当年是参与“六四”广场绝食活动的大学生。此后二十多年，当年的学生多数随波逐流，浦志强却仍然走在天安门学运所追求的民主自由路上。
二零一三年二月六日，浦志强公开实名举报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及其在任时的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的问题，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不久，周永康垮台，揭露周永康的浦志强却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逮捕。而他真正惹祸的原因，其实是参加在朋友家中举行的纪念“六四”的小型研讨会。
浦志强曾为我的一桩名誉权官司担任律师。那个案件是中共在背后秘密策划的，尽管有浦志强这位中国数一数二的名誉权案件律师代理，两审都相继败诉。在那期间，我跟浦志强有颇多接触，我发现多年的律师生涯没有让他老成世故，他仍保有一颗单纯坦荡的心。我告诉他，这个案件前景不妙；他却安慰我说，有八九成的把握胜诉，总要对法律有信心。我们也彼此交流与国保打交道的经验，他对于人性的判断远比我乐观。我认为，国保是垃圾中的垃圾，这类鹰犬心中不会有一点的良知和善意；浦志强则说，说不定可以唤起国保的人性中好的一面。他常常买一些书籍和电影光盘送给国保，比如德国拍摄的东德秘密警察监控异议作家的电影《窃听风暴》。但是，那些国保看了电影之后会羞愧吗？羞愧对于国保而言，是一种过于奢侈的品质。我希望浦志强的判断比我准确，然而，他的被捕却验证了我的判断更准确。
紧接着入狱的是唐荆陵等“广州三君子”。唐荆陵比我年长两岁，是八九那一年进大学的。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念应用化学系高分子材料专业，名校和好专业，本来可以让他过上高级工程师的稳定富裕的生活，他却转行当了律师，而且是杀机四伏、吃力不讨好的人权律师。唐荆陵曾担任多起维权案件的辩护律师，包括二零零四年东莞劳工骚乱案、二零零五年太石村罢免案，后来被当局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只能做“公民代理”。
唐荆陵长期研究全球范围内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又从基督信仰中汲取力量，希望仿效马丁•路德•金的道路，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我们虽然一直无缘见面，却常常在网络上相遇，彼此激励、彼此代祷，也常有政治议题和信仰经历的分享。我写作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访谈系列，计划采访唐荆陵，他亦满口答应。
我们都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名者，我们的命运都因此改变。刘晓波被捕之后，我长期受警方的严密监控，失去行动自由；唐荆陵在二零一一年二月“中国茉莉花革命”期间，被当局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半年之后才获释。获释后，他又参与李旺阳案死亡案件调查，发起“六四”静思节、林昭纪念日、废除户籍隔离、普惠制基本养老金等行动，直到二零一四年再次被捕。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唐荆陵案在广州市中级法院首次开庭，七月二十三日再次开庭。唐荆陵在法庭上作了长达半小时的自我辩护，回顾了过去二十年来自己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奋斗。他说：“对我们的关押和判决正是独裁者自身罪恶的标尺。过去一年里，我们都已经饱尝了超乎刑罚的痛苦和屈辱，但这一切正是自由战士荣耀的冠冕。尽管我们也许无法阻止邪恶肆虐，却可以坚持对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就连辩护律师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如今，我与唐荆陵相隔万里，无从联系，不知何时才能实现对他的访谈，把他的故事写入书中，激励更多基督徒为公义而战。
最黑暗的日子还在后头。二零一五年七月，中国发生了文革结束之后、恢复律师制度以来最大规模的扫荡人权律师事件。我的好友李和平是受害者之一。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我与刘晓波因起草中国人权报告被北京警方传讯，李和平是第一个赶到我家向我妻子提供法律咨询的朋友。当时，还守候在我家的国保恶狠狠地威胁他说：“你最好不要掺和此事，否则连你一起抓！”后来，当我从香港携带自己的著作回北京被海关没收之后，李和平也曾陪我去向北京机场海关投诉。
李和平夫妇与我同一天在同一个北京家庭教会受洗，后来也曾一起在教会中做聚会。我记得每一次聚会时，他那刚刚三四岁的可爱儿子，安静地坐在一边，仿佛能听懂大人诵读的圣经经文。我们心目中都有一幅圣经勾勒的愿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多年来，我们共同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在各自的领域中奋斗。
李和平出身河南赤贫的农家，他妻子曾经告诉我，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回到老家，床上铺的还是稻草。李和平对底层民众如上访者、乞丐、保姆充满同情与怜悯，常常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他曾告诉我，每次回老家过年，看到村里那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就情不自禁地塞一把钱到他们的口袋中。
作为从河南到进城打拼的“北漂一族”，李和平凭借自己拼命三郎般的勤勉，在事业上闯出了一片天地。对于一般人来说，可以满足于当下的中产阶级生活了。李和平却不满足个人有房有车的生活，他要为社会公义出一番力。他开始为上访者、受迫害的家庭教会信徒和法轮功修炼者辩护，而将自己置身于险境。
李和平被秘密关押之后，他的妻子王峭玲四处打听丈夫被关押在何处，从北京公安局到天津公安局，到处都找不到人。她只好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呼吁大家帮助她寻找丈夫。结果，她被天津警察、北京警察“联合办案”，以寻衅滋事罪刑事传唤。警察撬门入室，将她带走，在派出所审问五小时才放回家。警察警告说，她的罪行是：连续发表关于李和平的文章。这个做贼心虚的政权，抓了人，还不准家人出声！
面对一波高过一波的逮捕人权律师的浪潮，人们嘲讽说：“你被捕的时候，不要向警察要求请律师为你辩护，因为当你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你会发现，律师早就被关进去了，律师成了你的难友。”当习近平将中国最勇敢的律师都关进监狱之际，不会设想自己有一天可能需要律师的帮助。在他失去权力、面临审判时，谁来为他辩护呢？若无人为之辩护，会不会像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那样被愤怒的民众直接处死呢？
即便习近平使出毛泽东的雷霆手段，也不可能将中国拖回万马齐瘖的毛泽东时代。一群维权律师入狱了，又有一群为他们辩护的律师站出来。
与李和平同一批被抓捕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璋，年仅三十九岁，从照片上看仿佛是刚毕业的稚气的大学生。《维权网》发布了一封王全璋在被捕前写的《致父母书》，相信是此前他交给朋友、以备不测的。当我读到这封信时，从未谋面的王全璋律师，仿佛是一位心心相印的老朋友。
王全璋在《致父母书》中表示，为给父母带来的灾难深感内疚，但从来没有把父母带给他的诚实、善良、正直这些质量放弃。多年以来，他一直按照这些原则生活，“尽管常常深处某种绝望之中，也从未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想象”。他回顾说：“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走上捍卫人权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来潮，隐秘的天性，内心的召唤，岁月的积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
王全璋更在信中展现出高度的决心，“这样的道路注定荆棘密布，坎坷崎岖”、“想起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道路，这些又似乎稀松平常。”他希望父母亲会为他感到骄傲，并且无论周围环境怎样恶劣，一定要顽强的活下去。
徐友渔、郭玉闪、浦志强、唐荆陵、李和平、王全璋……这些名字应当被我们记住。当这些伟大的公民仍然身陷黑牢之时，为习近平涂脂抹粉的人就是必须予以唾弃的奴才。法国人权活动家史蒂芬．黑塞尔（Stephane Hessel）挺身对抗纳粹政权时说过：“当你们为某件事感到愤怒时，也要像我曾被纳粹激怒时一样，要变成一个强悍的战士，献身投入历史的洪流。而这股巨大的历史洪流也会因为我们的加入，往正义与自由的方向更为迈进。”这，也是所有习近平的囚徒们永不放弃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