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于2001年出版《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论述纳粹如何通过腐败来建构统治秩序,以及如何通过反腐来缓解统治危机。
巴约尔认为,腐败是极权机器的生存策略,而反腐是极权危机的公关方式。这本学术书今年7月由南京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以来,得到许多媒体的大力推荐,很快就成为热门图书。在腐败与反腐问题上,中共与纳粹有哪些相同与不同?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
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纳粹党是出生在社会底层的一群人,他们获得了政权和巨大的财富,暴发户的心态就出来了。集权程度越高,对社会财富的聚敛也越贪婪。纳粹党式的腐败和君主政体的腐败有所不同。一个皇族的腐败,也到不了一个政党腐败的程度。政党是集体的君主制。
章立凡说,纳粹党的腐败是团体性的,效率特别高,规模特别大。社会公众是看不到的,或者是被欺骗和蒙蔽的。它还有一套自己的宣传机器,来为他们的腐败进行遮掩和修补,做各种廉洁、正义、反腐的宣传。希特勒是这么干的,前苏联也是这么干的。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说,比腐败更可耻的是反腐败。腐败的基本原因是特权、滥权、不受监督。反腐败的手段没有任何政治文明的机制,没有把权力真正放在阳光之下。中纪委、检察院,没有一个反贪部门官员的滥权比那些贪官来更文明。反腐败是腐败的遮羞布,是腐败的延伸,是腐败的发展和蔓延。
章立凡说,现在整个体制内部的压力非常大,需要减压。腐败是这个机器的润滑剂,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就是环球时报胡锡进表达的观点,“适度腐败”。这也算是中共宣传机器的发明,实际上这表达的也是实情。反腐败如果一杆子插到底,中共的政权可能要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