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论述伊朗“白色革命”失败的文章，现在仍感有旧话重提的必要。尤其是巴列维国王宣扬的以“皇家调查委员会”这种自我监督机构作为重要反腐机制能否真正反腐，他宣扬的“帝国民主”究竟误在何处，现在更有细述的必要。
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已整整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中，由于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和石油价格的飞涨，古老落后的伊朗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就。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其出人意料地被“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在这15年里，伊朗民众的人心向背发生了从支持改革到反对改革的根本性变化，其中必有深刻的原因。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公元七世纪时，伊斯兰教成伊朗“国教”，伊朗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1941年，年仅22岁的巴列维继位。经过20余年的历练后，他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藉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列反对。双方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冲突以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政府动用军队对教会力量的镇压而告结束，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1／4分给3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了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
不能否认，这些措施使伊朗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市，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而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
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贪污盛行，官场腐败，甚至一些王室成员也同样贪污。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民众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结果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而当后来国家财政危机，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却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这些，使社会问题更加严重。（《出使伊朗》，中译本第47页）
通常认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认同此点，甚至在流亡国外的生命最后时刻，他仍不承认此点。他一再强调，对权力的制衡、宪政是西方的标准，在伊朗行不通，因为伊朗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特色，而且还是经济、社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更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就更加强烈了。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它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而且，“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中译本第19、20、21、183页。）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自己的经验”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比下层的大动荡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总是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逐步”改革的机会。
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及物质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对历史的回答》，第126、151、131、182页）不过，在巴列维时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则认为未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和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伊朗〉费·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中译本第53、55页）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巴列维却不从自身找原因，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对历史的回答》，第115、116页）
同时，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腐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这样，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已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从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从而也反对他。当面临这两方面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由于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终于在1978年秋公开爆发。胡韦达记述说，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始末记》，第145页）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也不得不逃往国外。虽然也有人几年前就看出了巴列维垮台的某些征兆，但多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可惜，直到临死，巴列维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