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鱼 法律学者
激烈的茉莉花革命推倒最强大的政府时，所有积蓄已久的社会力量终破土而出。
 
在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其中一家机构的本•穆萨接受了香港媒体的采访，在采访的最后，他留下了几句话，「要求与中央政府对话，一定非常难，但公民社会必须持续敦促。」他说。 「我愿意前来香港，帮助组织这样的对话。」 「突尼斯的经验固然特别，我们有促成对话的独特因素，但是香港对话未必一定不能成功，只是各方应该学会让步，以整体利益为重。」他说「突尼斯经验」应该写进教科书。
 
这话也着实将记者颇感意外，因为很显然的一个困境在于，目前看不出香港人缺的对话的技术，也不是对话的决心，更不缺妥协的态度，而是根本没有促成对话的基础。本•穆萨的善意和热情值得尊敬，但这样唐突的话，即便是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说出，也依旧令人意外。
 
而我本人看到这里更觉得黑色幽默，大约八年前我也听过香港人士如是对大陆人士如是说。那个时候，香港人还颇为特殊的自由和民主而自豪，国内虽然有着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和NGO大跃进，但总会有香港的同行用高高在上的表情和话语，来展示进步的公民社会相比于落后的公民社会而言，在技术上不知道比你们高到哪里去了。
 
看到本•穆萨先生的成功学话语，几乎都能够想像，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会存在某一个中国的公民社会领袖，在全球飞来飞去的领取各种奖项。某次接受采访时，他也会信心满满的说，我要将中国建设公民社会的经验带到朝鲜去，帮助朝鲜组织这样的对话。
 
同样可以的是，如果不是在2013年，而是在2010年之前，突尼斯的公民社会还在一片哀鸿之中。就如同明天准备帮助朝鲜的中国公民社会领袖，今天也不知道正在哪里喝闷酒。至少，今天完全没有人知道谁会成为明天的领袖，也没人能像明天一样自信的宣布自己是中国成功转型的领袖。
 
就如同突尼斯一样，激烈的茉莉花革命艰难的推倒了最强大的政府。直到这个节点来临的时候，所有积蓄已久的社会力量终于破土而出。在力量薄弱的新政府因为治理能力一塌糊涂而乱相百出的时候，公民社会力量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向没有枪杆子的政府喊话了。
 
为此，突尼斯经验是无比清晰的给出了一个图景，汹涌无比的社会革命全面打破社会的板块结构，而在一个新的脆弱的社会板块还在笨拙的重构之时，那些早有准备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
 
国内常常有人批评提倡革命的人不懂得建设，或者提倡建设的人贬低革命。前者批评的没错，茉莉花革命时候那些街上沸腾的人群，早就回归了日常生活，还有一小部分在台上被批评的焦头烂额。而后者面对突尼斯应该更为荒谬，功成名就的公民社会领导者，在2010之前都不过是寂寂无名之辈，当媒体记者为突然到来的诺贝尔和平奖采访做准备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基本上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资料。
 
无论过去如何的惨淡，成功的滋味是美好的，所以本•穆萨也大约忘记了2013年以前的黯淡时光，已经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努力的要推广有两年历史的成功经验。
 
成功确实让人感觉美好，成功也让人头脑清醒，成功更让人沉醉。对于突尼斯的公民领袖而言，他们可以忘掉公民社会从2013年开始的成功，建立在2010年到2011年的成功转型之上。
 
对于还处在突尼斯2010年之前阶段的其他地区的公民社会们，是否愿意在2015年之后忘掉2010年的那些炮灰并不重要，但在2011年还没有到来之前，否定和抵制2010年革命的发生，确实太着急了，这简直是在抵制功成名就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