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水六岗护教”反抗军1958年在卫藏泽当。（唯色提供）
我是这么写的：
这本书，与其说收辑的是十一位藏人的故事，更应该说记录的是十一位藏人的证言。
因为是证言，所以需要这样的说明——
时间：分两种，记录时间为2010年，但人物讲述的是上世纪1950年代及前后。
地点：分两种，记录地点位于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但人物讲述地点包括图伯特（西藏）诸多地区，主要为康区、安多农区和果洛牧区及卫藏。
人物：采访者是汉人作家唐丹鸿。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担任翻译。受访者即十一位原籍为康、安多和卫藏的藏人，但如今身份都是流亡者，且已年迈，如今已有两人过世。
事件：是的，事件，却不是简单的事件。因为关涉家园的被占领与抗争，关涉信仰的被践踏与捍卫，关涉生命的被屠戮与反抗，关涉历史的被改写与修正，关涉真相的被代言与证言，等等。
我因此想起前些日子所读的新近出版的中文译著：《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作者是法国作家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而见证文学，如译序介绍，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对照《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后者是口述录而非见证文学，却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是因为这本口述录与其他口述录不同，完全没有记录者的声音，从头至尾都是十一位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藏人声音，如同十一份自传，恰在于记录者唐丹鸿与桑杰嘉忠实录制，忠实再现，使得这本口述录成为事实上的见证文学。
克洛德•穆沙写道：“这个世纪最重大惨烈的历史事件，都与国家暴力有关。在这个背景下，所谓‘见证’，就是将有组织、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如何发生这回事，从亲历者的角度诉说出来。从根底上说，‘见证者’是一个‘余生者’，因为他经历的那场暴力本应将他吞没，或起码是剥夺他的话语，使他悄无声息地自消自灭。而见证的语言，也自然就是一种劫后的语言，本应不存在，然而存在着。”
十一位藏人用藏语讲述的证言，被翻译为中文，来抵抗强权强迫下的遗忘，从而对这半个世纪以来在图伯特发生的“世事反转”或“时世反转”，做出了真实而有效的见证。
关于《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鸿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之所以产生采访这些流亡者的念头，是因为想越过所有代言者，无论是善意的还是假冒的代言人，直接听听藏人亲历者怎么说。很庆幸我这么做了，更庆幸有桑杰搭档。我们寻找的标准很简单：亲历了时世反转的一代。在达兰萨拉有几位常常接受媒体采访的亲历人士，因他们的故事已被‘广为所知’而被我回避了，虽然这‘广为所知’其实不过是有一些不同语种的出版物或专题报道，而且在中文世界远远不是‘广为所知’。
“这十一位受访者散居在印度的几个西藏流亡者社区，多数来自康区，有的有名，有的无闻。后者，桑杰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他们。他们毫无准备，有的愿意说，有的经桑杰央劝才开口。在整理访谈文字过程中我发现，除了我事先设计的模式化问题，桑杰还追加了一些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相关事件很熟悉才会有的追问，而我是不会注意的。
“在他们的叙述中，呈现了：另一个‘自古以来’，从来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自古以来；另一个‘中央政府’，噶厦；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博（西藏），从来不是中国，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支少数民族，这种认知不是基于政治立场，而是与生俱来。另一个西藏地理，一片在他们记忆里清晰存在的山河，而在我的现实眼界里却是中文行政区划名下的幻影……在见到他们之前，好多地方我都去过：理塘、乡城、炉霍、甘孜、德格扎西卡、邓柯、江达、玉树……；我所有关于雪峰、草原、野花、寺庙、人们……的记忆，都来到了注定显现的另一层，掺杂了枪弹、炮火、夺命、家破人亡、人去楼空、客死他乡……”
在另一封邮件，丹鸿则说明：“我和桑杰共同认为，中文过去的某些习惯译法既未能完整准确传达藏语本来含义，而且还有故意矮化之傲慢、也包藏了政治用心。既然是藏人的述说，汉译就应该尽量接近愿意和本来面貌，而不是重新落入过去被处心积虑贬低了的中文翻译里。因此，把汉人统一改成了中国人，也把‘部落’恢复到藏文音译‘雪巴’，‘头人’改用藏语音译‘贲’，‘土司’改用藏语音译‘杰布’，等等，并作了相应的注释。”
我回复丹鸿：“你的话深深触动我。你说得很准确。那些别有用心的代言者，受够了。”
注意到丹鸿和桑杰向受访者提出的二十多个问题。比如，请您谈谈您对家乡的印象；您是否认识你们当地的头人（地主、庄园主）？您是否还记得周围的人，比如父母、亲戚等是怎么议论头人（地主、庄园主）的？您那时听说了汉人、汉地吗？那时您认为西藏和汉地同属一个国吗？您对到您家乡来的那些汉人军人或干部有什么印象？家里人或乡邻对汉人的到来是怎么议论的？您和到家乡来的汉人说过话吗？交没交朋友？您怎么决定逃亡（或参加抵抗活动）的？决定抵抗以后，当时你觉得你们有获胜的希望吗？您在逃亡（或抵抗）经历中，记得最深的事情是一些什么？您认为在您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中国政府称你们为“叛匪”，您认为自己是“叛匪”吗？等等。
丹鸿和桑杰实际上做了一件非常及时的事情。而这，更应该由被卷入翻身乱世的数百万藏人的后代们去做；应该从每个村子，每个部落，每个宗（县），每个地区，以及每一座寺院，做起。去访问，去录音，去摄影，去录像；共同回忆，共同重返已经丧失的博，共同反思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共同思考和努力未来的道路。这样，见证就不只是十一个人的，而是藏人习惯说的“萨亚楚”（六百万藏人）的，而是当年的牺牲者与余生者，以及重生再回来的无数同胞的。也因此，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
丹鸿和桑杰采访的十一位流亡藏人，包括康7人，安多3人，卫藏1人，即来自确喀松——传统西藏地理范围的简称，意为多卫康三区，当然西藏还包括嘉绒、羌塘、阿里等地区。所采访的康巴中，有3人是德格人，正是我父亲的同乡，这让我在阅读时百感交集，感觉是替我这个德格后人补上了被空白的一课。并且，我总是想起另一本重要的见证文学——藏人研究者跋热•达瓦才仁著述的《血祭雪域》，于2012年由雪域出版社再版时，我在如今已关闭的香港《阳光时务周刊》撰写了推荐语：
“《血祭雪域》是一部关于西藏战败记录之书。依据上百个战败而流亡的藏人暮年口述，披露1950年代席卷全藏地的屠杀与抗争，其真相残酷又悲壮，反倒是奥威尔一句名言的佐证：历史就像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对于从雪域佛土蜕变成动物庄园的西藏，今天已被胜利者改写为‘解放’与‘新生’之甜蜜蜜。作者跋热•达瓦才仁生长在红旗下却翻越雪山，成为新一代流亡者。此书是他在1990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难民定居点所做的记录，口述者多已抱憾离世，却留下西藏当代史上的宝贵见证。”
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是以个人的声音，缓缓道来图伯特悲壮战败之书。
2015年8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