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一度接近崩溃。船王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是奥地利人，有一天给我一份由十多个香港名人巨贾签名的建议书：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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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真相
多维：关于包玉刚女婿提出要出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的风波是怎么回事？
许：是这样的。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中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本来就信心脆弱，六四以后受到冲击，接近崩溃。我的中心任务是挽回信心，做了不少工作。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先生，是奥地利人，有一天到香港新华分社来见我，带来一份建议书，上面有十多个人签名，都是香港本地社会精英，名人巨贾，内容是推荐自己，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
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问他：“你征求过包先生的意见吗？”他不置可否。我揣测，包玉刚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长婿出面。就不再问他。我对他讲：这个建议，我的看法，估计北京不会同意，但我会向北京报告转达。北京有什么回答，我会向你们转达。我建议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扩散了对香港、对中国、对你们这些建议的人，都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当时态度很严肃；他虽是个外国人，却是中国人的女婿，可能对中国国情、社情有所了解，所以也态度严肃地不断点头。
我作为中共在当地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随时要向中央报告当地的情况，何况是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我马上向北京汇报。后来我到北京去——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江泽民应我的要求接见了我，我谈了很多情况，也报告了这件事。他没有表态。我说这件事这么重大，是否我将建议原文报中央和小平参阅？——我用了“参阅”两个字，他点头答应。因此我后来发了电报。后来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又为什么事去北京开会，见我的上司姬鹏飞，进他办公室前，听到里面姬同鲁平、李后正在议论这个电报。我听鲁平批评讲：“这简直是卖国！”我进去向他们解释，这个电报我事先请示了总书记，他同意我发的。他们当场没有话讲。
后来是我听说，李后还是鲁平说，我讲发这个电报是因为“总书记同意这个电报”，“香港人出一百亿租借十年”，说我造谣。但我很坦然，我想，事情真相将来可以当面核实，我讲总书记同意“发电报”，根本没有讲总书记同意“电报”。况且，提建议的人，都是中国人、香港人，虽然来跟我说的人是外国人，但他也是香港人的女婿。我发电报，一是我应该忠实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尤其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即使有欠考虑的地方，也不是“大逆不道”；他们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用钱来衡量，对中国政府不够了解，用钱来租借实行自治，这还是承认中国政府的，承认香港领土是属于中国的，这能叫“卖国”吗？我对此坦然。当然，这就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了。
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批判赵紫阳，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会议，江泽民与李鹏每人做了一个长篇报告，提出要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治理整顿。我当时是中顾委委员，是列席会议，同任仲夷一个组，在小组会上讨论发言表态的时候，我记得任仲夷的发言很技巧，没有实际表态，大讲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不同意这两个报告。我没有他这么聪明，我就一字都没有讲。会议小组长和其他人要我发言，我说，情况我不清楚，没法发言。他们说你讲讲香港情况吧，我就讲了讲。很不幸，会后相互闲谈的时候，我讲这两个发言下面会抵制的、行不通的，暴露了我的真实想法。
任仲夷（左二）访问香港任仲夷猜到了我的思想，半开玩笑地警告我：我已经安全着陆了，你阁下呢？我知道他的意有所指，领悟了他的好意，于是在会议的中途，向中组部长宋平提出要求退休：年龄大了，精力不行了，请中央考虑。宋平听了很诧异，说中央没有考虑啊，你是否听到什么？我说没有。他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还是请中央考虑。他说，中央确实没有这个考虑，你还是勉自为之吧。我看看不行，就去找杨尚昆，提出这个要求。他批评我：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六四他与我也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说：你不要这样想！同时他也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我向他建议说：香港人对叶选平的印象很好，他本人也有这个才能，建议考虑。他说，这也是个人选，但是他们家有好几个人在香港，他去恐怕不太好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