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专制主义与真实生活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皇权专制主义在中国盛行了数千年，已经荡然无存。假设还有谁希望重新回到皇权时代，开历史的倒车，现实的土壤已经不可能。在这里，我不对这种在中国盛行了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作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我希望要表达的是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未来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制度，告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我们所处的正如当局用胭脂粉饰的所谓“伟大”时代，以及对自己生活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提供一些思考。

古希腊一位哲人说过一句话：人是政治的动物。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到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政治似乎离我们普通的民众很遥远，那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执掌的事物。在这里，我不愿意去辩驳这位哲人的话语的正确性或是一些在中国文人眼中所谓的“西方思想”在中国适应性的命题，我认为讨论这样的命题是极为无聊的，同时也浪费时间和精力。我要表述的观点是：政治，离普通的民众生活很遥远，我们的政府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公共秩序和每一件它所宣称的公共产品——好比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这是一个极不恰当的比喻，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总是充满关怀与爱，我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在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中，极少数人范围内牢牢的掌控着对权力资源的支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签。

我要阐述的是以党权为中心并围绕党权而构建起来的国家机器运作国家事务的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整个社会以追逐权力为目标，人类所有的坏的品性在这种制度下被充分的渲泄出来，一览无余地曝露在阳光下——连阳光都被这种品性所污染。政治被阴谋、权术、暴力、告密、玩弄他人的伎俩所取代，并且公然的肆意横行，不受任何约束。而作为人类品行中善的东西，道德、良心、正直、友谊、真实感与同情心荡然无存，即便这样的品行在我们中间的某一些人身上还或多或少存在着，也只能将它们深深地掩埋起来——社会并不需要它们的存在，甚至反对和抵毁它们的存在。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更好的生活，只能把他们身上那些具有光辉的神性的东西交出来，扔进垃圾箱，然后，把身上所有恶的品性全部发挥出来，在这么做的同时，他也完成了整个人生命运的转型，他的人生道路上从此充满鲜花、掌声、赞美和受人尊敬——当然，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代价是他的人性被这种制度所俘获与奴役，失去真实的自己。这种转型，往往是在自认为合理、被社会所广泛认同与接纳的情况下完成的，甚至连本人也不曾察觉到有任何不妥之处——周围其它人都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这样做着同样的事情。——因为，这种制度需要欺骗与谎言、暴力与阴谋才能够实现它的存在，它从来不允许真实的想法出现。或者说，真实的东西是它的敌人，它只有想尽脑汁用尽各种手段消灭它们才可以保全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在有意或者无意识地为这种制度的运行添砖加瓦——明明知道它的虚假与邪恶，唯一区别的是参与其中的深度不同而已，因为，这种权力资源是稀缺的，它们不属于全体公民，只有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才能够拥有它们，要得到它的垂青就必须让其他偷睽它的人不再拥有这种罪恶的想法，或者有这种想法而没有这种能力，人们必须在它面前极尽所能的表演。于是，人与人之间变得如此冷漠、相互提防和不信任、相互勾心斗角，整个社会被分割成一颗颗单个的原子单元，不让彼此之间有一丁点善的联系，即便有，也是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或者说阴谋、权术、告密、玩弄他人的伎俩的共同策划者与制造者——正在商量着如何整人的把戏而已，当然，他们想要整垮的对手极有可能也在为此同样地密谋与策划而努力着。

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秩序没有一种属于信仰层面的东西作支撑，一切都在围绕权力的争夺而拼搏纷争不已。而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正是这种以权力为依托的制度，这一切，正是它所希望看到的，它达到了它险恶的目的——维系它的存在。它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更确切的表述——应当是“伪公共产品”——就是权力，而不是所谓的为民众谋福利——这只是为了维系它存在的谎言之中的一类。它将人们塑造这样一种生物体——人是权力的动物。与这种制度相得益彰的是，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每个人都是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压抑、迷茫，缺乏个性与生机，即便是身处这种制度下的最高的掌权者们——他们同样不知道它会把自己引向何处，自己的最终归宿又在何方——当然，我在这里存在一个假设，假设这些掌权者们都还具有一些政治的责任感和道德良心，或者说属于人性中的善的品行存在——我始终相信，这种善的品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这种善的品行与现实人格（我将它称为“伪政治人格”）的严重撕裂是令人极其痛苦的，我们的存在本身构成了它存在的手段，每个人都成为这架机器上的某一个零部件，每个人人性中善的品行，都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仿佛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制度的存在而来到人世间——这构成了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全部意义。

假设有一天我们能够为自己真真正正的生活、为自己开开心心的工作——做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不再为我们本身生命之外的任何念头有所顾忌——当然，这种念头并不包括孝敬父母、友爱兄妹，与朋友相交——这是属于我们人性善的品行，整个社会充满和谐、宽容、真诚、友爱和无私，那么这种制度的存在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和土壤，它真正具有的那些内核——虚伪、邪恶的本质便无处藏身，它便在真实的存在中土崩瓦解，也就是说，等到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人性中善的品行终于有一天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时候，这种制度便到了被终结的那一天。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种制度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出去？这一天又在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来到？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把这种制度称之为专制主义，这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设计，我将这种制度下的政治称之为“伪政治”——它不属于真正的政治范畴，仅仅是一套围绕权力而展开的阴谋而已，尽管它标榜自己是政治——我认为，政治是一个非常高尚而又神圣的词汇。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彻底研究清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等到有一天人们人性中善的品性终于从沉睡中苏醒并且终于能够在社会畅通无阻的时候，那一天便是这种制度的终结日——而这种善的品行终究有一天会苏醒。

这是一场人性与反人性的博弈，博弈的一方是一个貌似庞大无比的专制的制度体系，博弈的另一方是这种体系下生活的人们人性中善的品行。博奕的一方希翼借助这种体制强大的外力控制住人们人性中善的品行，以便让它的生命得以长久的延续；博弈的另一方渴望按照自己人性之中善的品行恢复属于自己的生活与人生，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为其它任何外物所牵绊。

作为单个的个人，这个个人——并非特指没有掌管权力的普通民众，同时也包括体制内掌管着特定权力的个人——只要他们还存在人性之中神性的一面，那么他势必也会对这种体制试图反抗，而不是从内心里真正顺从与迁就它。我要告诉他们如何与这种反人性的制度设计去博弈——就是在心灵上与这种体制拉开距离，从这种体制设定的种种框架中撤退，从心灵上远离它们，我将其称之为远离“伪政治”，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审视它，理性的还原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全部。这种制度，我将它定义为“后专制主义”。

后专制主义的特征是以极少数人为中心的党权专制取代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皇权专制，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力量，并且它在延续自己生命的同时对整个社会层面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弱，这是与以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以个人为中心的党权专制所不同的（后者更倾向于皇权专制而非党权专制），这种专制主义依然还能够得以运转，是因为这架机器向前运行的巨大惯性还未完全消失，这架机器并非制造之初那样牢不可破，坚不可摧，而是已经千疮百孔，失去了进行彻底的大修理的功能，但是却依然能够对本身的运转作一些日常的小修小补的工作，得以延续其存在。换句话说，这架机器已经完全丧失它前进的原创力，它之所以能够随着时间向前推进，仅仅是因为这架机器原本还未完全消失的惯性。随着历史的滚滚向前，这架机器的运行速度将趋于越来越迟缓，直至停滞，而历史向前推进的恒久事实终将会将这部看似庞大的机器摧毁在时空的长廊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架机器势必要想千方百计阻挠历史前进的步伐——它是反历史潮流的一种存在。

那么，同处于这种体制下与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如何应变这种变化？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如何在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一代人，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的时代，这个时代必然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与磨难；我们这一代人，同样是属于幸运的一代人，比之我们的父辈，比之我们的祖父辈，比之我们的祖先们——因为，我们将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专制主义在整个中国土地上的彻底终结，这是孙中山先生想做而未能做到的；这是早期有着强烈理想主义情结的共产党人能做到却没有去做的——最终，这个历史的命题和任务又交还到了我们手中——这同样不是某个人或极少数的个人决定，而是历史的向前推行与专制体制所造成冲突的必然答卷。我将我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段称之为“后专制主义”时代。

那么，维持这种体制存在并得以惯性向前滑行的力量又在哪里？只有找出它赖以存在的源头，深刻的剖析它存在的根基才能够得出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为什么说这种制度设计是反人性的？在它反人性的同时为什么又能存在并得以延续？是历史选择了它，还是它强行抹杀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中被熏陶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国式的教育方法，似乎想传递一个这样的信息——听话便是做人的标准：在家听父母长辈的话语，在单位听领导的话语，这是我们必须要修的人生课程。然而，在这条教诲的后面其实应该隐藏一个假设——假设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领导的话语是完全正确的，是真理——他们的话语完全为我们个人考虑，这其中没有掺杂他们任何的私心或是其它考虑。假设用我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用我们自己的话语反问一句——假如我们的父母的话语是错误的或是不正确的，假如我们的领导的话语是错误的或是不正确的，或者他们的话语是正确的但是却不符合我们本身做事情的标准，我们该不该听话？——我们的父母会说：他们的父母从小也是用这样的话语教育他们——说这句话的同时，他们目光中也许会透露出一丝困惑的表情——可能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举动——偶尔不听父母的话——代价是受到他们父母的严厉惩罚，然后他们在父母的高压下被迫听话了——当然，这样的方式他们同样会沿用到他们的下一代——我们身上；我们的领导会说：我们也这样走过来的——听领导的领导的话，然后我才当上了领导——言外之意，你们想要得到提拔和升迁——唯一的办法，就是听领导的话——领导的领导同样也是这么做的——而不要对领导的话语正确与否作出自己的判断与分析——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听领导的话。

这其中穿插着一种语境——如何做一个易于被人管理和受人控制的人，把这种语境再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也就是这种制度所能覆盖的各个角落，这种“听话式”的教育方法能够实现它的统治基础——从思想上把在这个制度下生活的人们驯服成一个个标准化的、没有独力思考能力和立场的“生物体”，这种生物体，不但包括了普通民众，也涵盖着权力支配者——他们同样从小从就接受这种语境的熏陶。当然，这种“听话式”的教育方法只是千千万万种同类型的语境之一，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你有可能得到鲜花、掌声、赞美和受人尊敬，与时同时，你也会在无意识的付出代价，失去一些原本属于你自身的东西，比如你的人格、你的思想、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判断力，当然，包括你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许多自由——这些东西，对于它来说，都是极为有害的。人，在毫无知觉之中变成了这种制度的工具和手段，这种语境的载体——称之为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游荡在我们的周围，而你轻易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它会在不经意之间、从你的潜意识里告诉你——哪些事情你应该去做，哪些事情你不应该去做——它并不直接地表明你做或者不做的行为会对它产生好或者危险的后果，它所透露的信息只是向你表达：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如果对它有益，那么它会告诉你这样做可能会得到升迁、单位的奖金或是荣誉或是其它收获；如果你想去做的事情，对于它的存在可能会有危险，它会让你意识到，你会因此而可能会付出工作、坐进监狱，甚至可能会因此付出你的生命——总之，它十分清楚你的一举一动，并且能够随时给出你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所必须承担的后果，它能够游离在你灵魂最深处的那根神经最末端的细微部分，这种强大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必须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便是让生活在它下面的人们，如何不去反抗它、怎样才能够顺从它，从而实现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问题就在这里，这种意识形态的终极思考不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和生活，仅仅为这种制度作彻底的包装——从它头发的最细微处到它的每一个脚趾尖的顶部。将它包装得如此完美无暇，让人找不到任何一丁点最细微的暇疵，人们会感到它的存在是如此的合乎常理，如此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因为，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开始接受它的熏陶和洗礼，直到他合上自己的双眼那一刻为止。为这种制度量身打造的内容包括：从头到脚的欺骗与谎言——因为这种制度本身的本质和属性。

于是，它以“解放人民”的名义获得政权重新给人民带上专制压迫的枷锁；它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去统治人民；它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为自己谋取私利；它的政府被冠上“人民”的名义，压制和奴役人民；它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要求人民对它的统治俯首贴耳；它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名发明更科学、更隐秘的镇压人民反抗的方法；它以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自居，却对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事实视而不顾；它以依靠群众的名义脱离群众，以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自居；它以改善民生的名义疯狂的掠夺资源、污染环境，而不会真正考虑如何可持续的发展——仅仅为了它的存在与延续；它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排斥和打击政治上的持异议者；它把紧紧禁锢人们的思想包装成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它以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说成是最高的自由形式；它在“太平盛世”的标签下粉饰贪污腐败与社会矛盾；它以加强法制的名义违法乱纪——法律在它身上从来都得不到体现；它用以德治国的名义败坏风气、歪曲道德的真正内涵；它以“和谐”的名义掩盖所有体制下的种种冲突和不满的情绪；它以为民作主的名义加强独裁和专制集权统治；它以维护妇女权益的名义玩弄女性于股掌；它堂而皇之的披上某一学说理论的外衣，借此证明它们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一套完美的理论指导——而不是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的那种依靠阴谋、暴力和权术获取权力，尽管它们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同一性；它以历史选择的名义主导历史的话语权——而将历史的真相深深地掩藏在历史的背后。总之，它所宣扬的一切，正是对这架机器的存在可能造成危险的零部件，越是薄弱的地方，越是要强化。它以这种卑鄙的手段与近乎教义的说教方式深深地吸附在人们的身体上，榨取人们的血肉——用来维持它运转所需要的庞大养份，人们同样逃离不了它的吸附——人们，到底还需要生存、还需要生活——生存与生活的现实需求让个人无法离开社会，而人的脚一踏入社会，就在不经意之间进入了它的管辖范围——它无所不在，甚至在我们自由呼吸的空气里都存在着它的渗透。

你明明知道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与谎言，却又不得不接受它的熏陶与洗礼，它会在你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显示出它存在的本身，它无时无刻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我是无孔不入的，你必须按照我的意志去做，你必须听话，否则你可能会遇到麻烦。当然，你可以不必去理会它的欺骗与谎言，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说，它所能控制到的领域，已经不再那么具有煸动性，它只需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目的，仅仅在于你对这样的事物予以默认而不去试图反抗它，不对它的存在制造威胁或者试图挑战它的权威。在这个基础上，你甚至还可以私下里有怨言，只要不是公开的，它知道要想完全杜绝人们的思想根基，已经做不到了，但是它仍然有能力让你明白挑战它的权威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并且这也是事实。于是，它得到了它所想要的稳定。

这是“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人类人性中善的品性开始复苏的一个迹象，人们开始学会反思，学会独立地思考一些问题，开始明白这种制度下人性善的品性泯灭的原因。换句话说，它已经没有那种煸动能力号召人们按照它的全部意志去做，人们开始讨厌它，而仍然在它的控制下生活的原因仅仅是迫于无奈和因此反抗所要付出的代价，于是，人们开始更多地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其它方面，比如自身生存和生活的实际问题。

这样，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定律。这种制度标榜，人们之所以能够生活完全是由于它的恩赐与它的英明决策建立起来的完美的社会秩序，事实上，它可能会在它的英明决策中损失由人们创造出来的无数财富或者干脆限制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人们在工作的同时仅仅只是为了自己能够生活或者活得更好，并不会去考虑与这种制度的因果联系——他们同样知道真相并非它所宣扬的那样完美与道德。两者之间出现的这道天然的鸿沟，便由这种意识形态来维系它们之间“血肉相联”的关系，这种畸形的近乎病态的稳定的社会状况之所以能够存在，仅仅在于人们人性中善的品行还没有被彻底地激活，因为人们为了生活或者活得更好（物质方面）而不得不把善的品性暂时的潜藏起来，用来保护自己本身肉体的存在。而这些潜藏在人类灵魂中最深处的善的品性，终究有一天会爆发出来，打破这种看似平静的状态——人的思想总是有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善的品性终究不会永远沉睡一万年，即便在被外物麻醉的情况下。依靠欺骗与谎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终究有一天会坍塌，真理与真相终究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这正是后专制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为什么逐渐失去了它原本拥有的市场的原因——人们已经开始从它所控制的领域里撤退，慢慢地不用再吸附在它身上而独立生存——依靠自己而不需要再继续依附于这种制度来获得生存的权利。

当然，仅靠意识形态对它所控制的人们思想的禁锢是远远不够的，但对于它来说，这样做同样非常有必要。没有它，“人民政府”之下的“人民”与“政府”也就彻底失去了“血肉联系”，依靠人民取得政权的“政府”也就失去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除此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它会给生活在它下面的人们制造一种心理压力——它告诉人们，你们不要试图反抗，连这种反抗的念头都要打消，我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你们的举动，谁想要反抗我就是反抗全体“人民”，他就必然受到“人民”严厉的打击——尽管“人民”是由它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它不会愿意把“人民”这个词改为“公民”，哪怕是仅仅只是概念上的置换——这样，民众就可能取得了与它相对平等的政治地位的资格。